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到2006年了，我再没有收入，我就要向相识超过两千个日日夜夜的女朋友说再见，再见亦是朋友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
我再没有收入的话，我要自动退出律师行业，已入行三年多了，看我自己做了些什么，懂了些什么，看自己总是慌慌张张、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好像鬼子就要进村了，真是令人摇头叹息。
没有人可以救我，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
我不再作无谓的挣扎，身陷沼泽地的我，再挣扎只会消耗我仅剩的一点能量，只会加速我的下沉。我必须静止在那里，屏住呼吸，伺机一跃而起。
不在沼泽里覆没，就在沼泽中崛起。
第二十一 小案点燃希望的火光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低头做小案，那是你信心的源泉，也是你积累的开始。
2006年上半年，我又拿了父母的钱去交律师管理费，律师事务所也很照顾我，有几年的管理费都免交了，有一年老刘还帮我交了保险费，我心存感激。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孩的电话，说她父亲起诉她母亲要离婚，而父亲和其他女人在本村生了个男孩，她想帮助母亲告父亲重婚。
她委托我去查那个男孩的户籍资料和学籍资料作为重婚证据。
户籍调查还容易，到公安局户籍科或下面的派出所就可以调取，而学籍能否取得是件不确定的事情，我只能去碰碰运气了。
天蒙蒙亮，我坐上小艇出发了。那个村离市区很远，中间隔着海，要坐船或小艇过去。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大致有了个底。估计校长是戴着厚厚的眼花镜、为培养祖国的花朵已累得腰像把弓的样子。他也会抽烟吧？我备了一包烟准备方便的时候递给他，这样会拉近与他的距离。
小艇如燕子般在海面上划过，透过残破的玻璃窗，我看见浪花飞溅，朝霞满天，宽广的海面银光闪闪，海鸥在自由飞翔。
上了岸，我搭摩托车直奔村小学，很快就看见几间平房坐落在葱翠的田野中，平房四周围着矮矮的泥墙。
琅琅的读书声充满整个周围。我悄悄在石板上坐下，一个正在扫地的年轻女子走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要调查一个学生的学籍情况。
她走进教室，叫出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子，应当是老师了。我把情况说了，并递上证件，年轻教师说，这个学生这学期刚办理退学手续，学籍表是有的，但——
刚才扫地的女子插话了：拿去复印吧，回来盖个章。
我才意识到她就是校长！
学校惟一的男教师开摩托车载我到镇上复印，然后载我回来盖章。大家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女校长说，在这吃了饭再走吧，回去都要一点多了。
我应是稀客，作为去调查的律师，能受到如此的厚待实属难得。
小时候村里请人来唱大戏，每位戏剧团的成员都会被分配到一户人家，受到贵宾似的待遇。有一年我家来了位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小生，奶奶到处找好吃的东西给他吃，戏唱完了，分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至今奶奶还惦记着他。
而我，在淳朴的乡村小学教师的眼里，也许如同小时候见到过的那位小生。
隔几天后，为取得村委会的证明，我再赴那个小村庄，却扑了个空，原来村委会办公楼不在本村，而是在离本村较远的公路旁，我找到了村书记，向他说明情况，请求帮忙开个某人与某人长期共同生活的证明。
书记说，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你先到外面等等。他很客气。
我从昏暗的办公楼出来，到对面的加油站与人瞎聊，不安地等待着。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看看手机，已是中午十一点半了。
我起身，在村委会办公大楼外焦急地徘徊。又过了半个钟头，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我迎上去，心里忐忑不安，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书记说经讨论，不适合开证明，你回去吧。
预料之中的事。没有关系，我已告知过当事人证明开不了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
这个调查，当事人付给我一千五百元钱，对我评价甚高，在寻找到我的那个网站以头条新闻的方式给予感谢。
接着，我又受某咨询公司的委托，做了关于某人户籍情况、治安处罚记录、刑事处罚记录的调查。我跑到公安局法制科室、治安股、刑警大队和该人的单位亲自去了解。
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以前从没做过此类调查，心里也是一点底都没有，但我不能退却，先把案子接下来，办不成，就当成一次旅游。
我不断地去问，找对地方后反映情况，最后是诚恳地请求开具证明。结果也如愿以偿。
我从这次委托中又取得了一千多元的酬劳。
就这么两个小案收入近三千，一不留神，超线肯定没问题，接近普通公务员收入水平。
但你不能保证下个月又是这个水平，也许更好，也许更糟糕，回到零点是正常的事，律师职业就是如此。
我奢侈地幻想了一下日进斗金的境况，最后还是决定诚心诚意投入考公务员的准备之中。我铁了心要考它，惟有它才能改变目前的境况。
在我苦苦挣扎就要被海浪席卷而去的时候，就在我真心复习备考公务员的时候，老刘向我扔来救生圈，他说，我给你发工资吧。
就这样，我在进所三年后成为了领薪助理，不过这个考察期也够长的，我都几乎要断气了。就如刚进入律所的时候不讲任何待遇一样，我也不提什么时候发工资，工资会发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这几个月会领到固定数额的工资。
但我意识到工资肯定不会发太久，老刘抛来的这个救生圈的气很快会用完的，我要么再继续晃荡，要么寻找到门路在救生圈漏完气之前赶紧逃命。
救赎，从2006年5月开始。
第二十二 第一张考卷
遭遇失败而一时失掉自信，若能从中接着涌起自信，那便是真的自信。
某天中午，已下班，我还在所里逗留，在网上逛，其实是在等哥哥的顺风车回去吃饭，这样可以少支出几元钱的车费。
电话响了，我赶快去接，有一位女子说要离婚，然后问我们的办公室在哪。
十几分钟后，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位英俊男子进来，女子问：“收费多少？”
我问：“有财产要处理吗？有小孩要抚养吗？”这是我对离婚案的印象——问来问去就这么两个问题，问财产是为了确定律师服务费是否可以上涨。
其实我觉得自己问的是多余的，即使有，要处理，我也没有信心去加价。
她说都没有。
“两千块。”我脱口而出。这费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够吃一顿饭，但对我而言已足够，除了跑几次法院花去几十块外，剩下的是净赚了。
刚出炉的我们不要期望案件能收到好价钱，能接下已是你的本事，请无须华丽地优雅地指责我们什么破坏市场价格导致恶性竞争，这是不道德的。
女子转身打电话，我听出是在向别人询问价格是否符合行情。我想我的价格应是全市最低的了，有谁比我更低，双倍返还差价！
女子坦言是在向朋友打听收费是否合理，俊男也在旁边附和。
我猜得出这男子大概是何种身份，但与案件无关的情况不必去问。
我问：“你老公经常居住在什么地方？”问清楚这个是为了确定管辖法院。
“只知道在哪个城市，但具体住址不清楚。”女子说。
“那得公告了。”我明确告诉她。
前段时间帮老刘办了个行政案，第三人是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找不到办公地址，我跑了几趟法院办理公告手续，现在，公告的程序，就快速映入脑海，我算是懂得“举一反一”了。
女子满意我的答复，说：“我没带钱，你中午到我住的酒店去取吧。”
我的心咯噔了下，看来要收到服务费还真不那么容易，去就去！
我心里一阵狂跳，钱就要到手了，千万别节外生枝！
他们走后，我忙将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等备好，回家胡乱吃了点饭，就往酒店赶。
在酒店大堂里，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点了份炒饭，毫无心思地吃了点，只盼望着她赶快掏出人民币！但我还是慢慢地其实是迫不及待地拿出合同给女子看。
她问了几个我这种菜鸟级律师也能回答的问题就签了名，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叠现金放在茶几上。
我当着毕恭毕敬的服务员的面（服务员心里一定很羡慕），象征性地点了一遍（少一张也无所谓），说：“好了，诉状我写好后发到你的邮箱里，签字后给我寄来就行了。”
我就这样收取到第一笔律师费！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律师费！
这个案子公告期满后，女子从北京飞来开庭。
庭台上竟然坐着三名法官，着实给我不小压力：这么小的离婚案，还犯得着合议庭啊？后来从主办法官那里得知，凡是公告的案件均视为复杂的案件，适用合议制度。
原来实践中的学问多得是。
开庭中，法官只问女子，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法官说：“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感情破裂，判不离！”
糟糕，这是头一次听说，但细想想也有道理，我硬着头皮向当事人解释，心里七上八下的。谁知女子很豁达，说判不离也不能怪你，我只有多飞几次了。
她这么说我除了感谢外，心里涌起一股动力，我要努力帮她离掉！
我在实习的时候认识这位法官，但她早就不记得我了。我鼓起勇气说：“我们是否要去被告母亲所在单位了解一下情况？”
法官说：“我们了解过被告所在单位，单位说并无此人，我怎么总觉得你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
她可能认为我是在用公告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把婚离掉。
我有点不愤，说：“那就更要去调查了。”最终她同意了。
我花了半天时间，自己掏钱打车，陪法官到被告母亲所在单位了解情况；又到户口本上的地址了解情况，对被访问人员作了笔录。
回来的路上，不知是累或什么原因，法官气气地说，判离算了！
结果，当我惴惴不安地拿到判决书的时候，真的是判离了！
我就像小学生拿到一百分的考卷一样高兴。
马丁·路德·金说：“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但是一定不要放弃无限的希望。”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可接下来的工作，却是无尽的繁琐。
初始阶段，一方面我的技能、经验有限，一方面心路历练还不够，我总凭着“一颗雷锋的心”去办案，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
第二十三 我不是天使
耶稣说：你们律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
Objection！我反对他说的话，我自己不但动手指，而且手脚并用了。
我没事总使用办公室前台文秘的电脑，电脑旁是电话机，经常会接到一些咨询电话，或从首都打来的自称是最高法院研究室或什么协会卖书或召开研讨会的电话，当然，也会接到些小案件。
有个不是案件的案件，就是这样撞到我手上的。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当事人的时候，只见她双眼浮肿，布满血丝，脸色苍白，拖着一个大大的装满资料的塑料袋，形象有点不佳，令人吃惊。
我还是个新手，另类当事人的出现骤然增加了我的心理负荷。我得努力疏理头绪，抚平心情，做出自然的姿态，倾听她的控诉。
据她说，她老公在她怀孕期间，与酒店的********好上了，共同生活还生了小孩，对其不闻不问，甚至殴打她；她产下孩子后，就把孩子放在亲戚家里，她从北方老家追到南方。
她恨恨地、狠狠地说：“我要告老公重婚，一定要把他告进牢！”
怎么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案件啊，要知道我连婚还没结呢。
听完这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弱势群体。第二个反应就是：收费的可能性很低很低。两个反应时间相差不到两秒。
当初电话里头我就隐约感到她不屈不挠的语气；见面后，她透露出的坚决、有逻辑却也带点技巧的话语，让我感觉到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看她爱极生恨的眼神，我却消极地想，你能把他告进牢？
我基本上是放弃了要收费的奢侈想法。我思量着如何体面地摆脱她。
“你这种情况申请法律援助比较适合。”我建议她。
我打了退堂鼓，但希望她好受点，法援方案就自然脱口而出。
我不帮她，还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实在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理由。
“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后会指派律师跟踪你的案件，”我特别把“律师”二字加重口气强调了一遍，意思是哪里都一样，都是律师，没有区别，只是我自己没空。
她急忙从一堆零散的资料中拿出了一部分，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民政局的证明，都是关于其生活困难的证明。
“我申请过了，它们不受理。”她说，“还有记者专门报道过我这事，你看，这是报纸。”她递来一张皱皱的日报。
我象征性地翻了翻，就递回给她。
“你还认识记者啊，那请他陪你去法律援助中心，效果会好点。”我不相信她的话，这么多证明法律援助中心不会不受理的，多半是她不情愿去。
“那好吧，我去申请一下。”她有点失望，离开前还不忘补了一句：“我以后有什么事再打电话麻烦你啊。”
望着她走出办公室，我长长地疏缓了一口气。
没几天，我的手机拼命地响起来，陆续地，几天，十天，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接到她的电话。某一天，她带着兴奋的口气，说有几个朋友可以为她作证，如果我们过去，朋友一定会配合在笔录上签字。
“只要我们去了，朋友就会签字。”她强调说。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她恳求道。
姑且不论笔录的效力如何，能否做得成还是未知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做不了，这种事人家都惟恐避而不及，还跟你签字！
我把能做成的成功率基本为零的猜想告诉她，她不在乎，说：“只要去就行！”一副蛮有信心的样子。
她是个聪明的人，我有点被动，有种被拉上船的感觉。
我估计她其实也是图个满足——努力就行，成功与否她本身也很清楚，所有的话只是说服我过去而已。
而我却不擅推脱。
中午，我们搭乘公交车到某酒店找部门经理了解情况。
左等右等，不见经理露面，她不断拨打手机，没人接听。
她那部手机已褪去了好几层色，显得光怪陆离，这是她最重要的战斗武器。
中午一点多，我昏昏欲睡起来，背靠着沙发闭目养神。
“王律师，估计经理没空，咱们去见另外一个人。”她显得很失望，要见的另外一个人与她老公有业务上的来往关系。
去就去，见不到就当陪她跑几趟，没有结果弄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相信她不会怪我的。我总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办案，好像就摆脱不了跑腿的宿命。
我们是打摩托车去的，因为手头紧巴巴的，不可轻易打的士。到了维修厂，等了一个多小时，老板还没回来。
我感觉被硬生生地连哄带骗来给她取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能怪谁呢？我好事只有做到底了。
没有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中的事情。六月的天气，就像娃娃脸说变就变，还没等我们从失望中缓过神来，大雨就倾盆而下。
我们狼狈不堪地逃到电话亭，给她认识的记者打电话，问他能否协助她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立案。
记者很着急，说这事怎么还没解决，他在外地出差，等他回来再说。
我想，先试着帮她到法院自诉重婚吧，拖她的时间也等于拖我的时间，不如进入实质程序，哪怕是漫长的路程。
回去的路上，雨已停，大道上积满了水，前面的车掉进水坑中熄火了，后面被堵住的车在不断地鸣喇叭。我们乘坐的公交车跑到人行道，避开了塞车，看到外面的情景，车里的人都流露出庆幸的表情。
在下车的时候，她不断感谢我。
我第一次见她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