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并由民族文化所凸现出来的稳定的内在品格。它贯穿渗透于民族的思想观念、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之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特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传统文化精神--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价值体现，这已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精神支柱。这一思想最早源于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孔子十分注重“刚”的品德。“刚毅木讷近仁”。在孔子的心目中，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使命感。《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生生不已，人当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孔子则主张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中也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在这种“有为”思想的鼓舞下，司马迁在身陷囹圄的情况下，写下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之作--《史记》。儒家强调“有为”，就是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重视为社会和他人贡献。儒家对人生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生前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宣传他的思想。时人评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道不能干你还硬要干，这不是违反客观规律吗？这是对孔子的最大误解。我们说，儒家精神的精彩就在于这番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你的良知判断并确定一个一生将为此奋斗的境界，哪怕是在实现这个境界过程中遇到重重艰难困苦，在所不惜，不放弃这种努力，不放弃这种追求。它展示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韧性：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不停止努力，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理想就能实现。自强不息还体现为一种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形成中国人讲名分、重气节的民族精神。正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使得人们追求一种独立完善的人格，这种美德流传下来，成为人们为国家、为民族奋争的精神力量，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易经》从头至尾都讲事物变化规律、道理，谓之变化之道，改革之道，变通之道。揭示出“通则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及“变则通，通则久”等哲学思想。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极富变革精神的伟大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历史进步最根本、最深刻的思想精神方面的原因。中国古典哲学认为：“身心和谐为之真，人际和谐为之善，天人和谐为之美。”不难看出，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根深蒂固。和谐思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之间的和谐发展，从而把天、地、人纳入一个整体系统之中，追求其统一、协调、平衡的发展。其中，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易经》中有“与天地合德”的思想，《中庸》中有“与天地参”的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董仲舒、朱熹、张载等人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则主张“中庸之道”、“礼之用，和为贵”。“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观关注整体，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张岱年先生探讨了‘天人合一’观的起源、演变及其基本含义。他认为，‘天人合一’观是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大多数（不是全部）哲学家都宣扬的一个基本观点，它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说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论，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因此，无论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明与天人之分”，还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抑或是张载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是遗人”，都竭力反对割裂、对立天和人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人性与天性是相连相通的。中庸思想的主要含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做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会转变到原来目的的反面。所谓“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又表现出重和去同的“和而不同”价值取向。《易传》提出的“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的主张，便是重和去同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在文化价值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早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类型、民族之间思想交相渗透，多样统一。在民族方面，中国文化素以礼仪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为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人类的和平共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贵君轻的人本和民本精神，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大致说来，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观，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提出来的。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民本精神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人”和“民”有时通用，人本也即民本。但在当代，作为一种哲学价值观，人本和民本又是不同的。前面指出，人是相对于物和神而言的。人本是讲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而民本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尚书》中即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之必从”、“得民则得天下，失民则失天下”的记载。春秋时期，孟子提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并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明确指出人民、国家和君主之间的轻重次序，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从而成为历代君王维护统治的重要指导思想。荀子将民本思想加以引申，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利民也”、“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的著名论断。唐太宗李世民也深谙此理，时常用“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来教导朝廷官员和太子们，从而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过《老子》中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者，小鱼也。从字面上看，治理大国就像烹饪小鱼一样，不要一下锅就动铲子翻搅，否则肉就要碎烂。引申开来是说，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是不要扰民，不要繁杂，不要朝令夕改。这些都说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厚德载物，修身克己的重德精神。
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修身克己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重德精神反映了对人自身发展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崇高精神境界的标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易经》中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什么是“德”，其实很简单。帮助别人要求回报，叫做交易。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就叫做“德”。如果有很多人得到你的帮助，而你都不要求回报，那你的德就厚了，就可以称作德高望重了。通俗地讲：一个人有多少成就，就看你的肩能担当起多少的责任，心胸能容纳多少事情。德越厚，你担当的东西就越多，这就叫厚德载物。《老子》中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上善就是最好的，最好的处世方法就像水一样，水是怎样的呢？水善利万物，也就是水给万物带来益处。而不争，争就是争利益，所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帮助别人而不要求回报。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孔子要求人们要坚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而达到孔子所要求的“仁”。修身克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儒家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都反映了人们对律己修身、人格完善的重视。对于如何修身，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荀子则称：“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从而达到古圣贤的境界。传统文化认为，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老子说：“自胜者强”，“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又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则为“五经”之一），《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重德精神超越时空，源远流长，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对至善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才塑造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美好形象，这也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武术，亦称“武艺”、“功夫”，旧称“国术”，是以技击为内容，以身心练习为基本手段，中华民族传承的个人防卫实践活动。从狭义上来讲：武术又称武术运动，是在继承传统武艺基础上形成的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体育项目，表现为套路、对抗等多种运动形式，是一种围绕技击而展开的徒手和持械的中国传统运动技术体系。也可以说，武术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套路及单势练习。“武术是孕育于中华民族的武技，而不是其他国家民族创造出来的人体攻防技术”。中华武术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随着中国悠久历史的不断演变、发展，它吸收了古典哲学、伦理学、美学、兵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武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技道并重、内外兼修、流派繁多、绚丽多姿，包蕴丰厚民族文化内涵而卓立于世界的独特风貌，是由于它的技击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在古老而独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哺乳和规范下。在武术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伦理、宗教和艺术、民俗都给了武术以深刻的影响”（刘峻骧《东方人体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华武术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博大精深。文化意蕴价值、功能价值、属性价值构成了中华武术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完整的价值体系。这其中，文化意蕴是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其他价值发展的缘起，也是其他价值追求的目的。因此，武术文化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容以及所折射的民族精神光彩，是丰富的、深厚的、内涵的。它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武术与中国传统哲学
在武术的产生、发展与完善的漫长过程中，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极深，以至于武术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找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烙印。
（一）武术与儒家思想
儒家学派历来推崇“君子文化”，它把“君子”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成人”的标准，希望人们去努力达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对武术发展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儒家伦理道德一方面强调“仁爱”，同时又认为，作为君子，光有仁爱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其中的“礼”、“射”、“御”都和武术密切相关，即“仁者必有勇”。孔子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看来孔子也是能文能武，并擅长驾车技艺。《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种追求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对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国古代的武术习练者不可选择地生活在儒家思想为人们设计的生活结构中，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自然塑造了传统习武者的生活模式，构建了传统武术习练者的价值理性，导致了传统武术道德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