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敖是1941年的什么时候跟爸爸去太原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难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难题，是去太原跟这一年得了一场大病并在北平医治相矛盾。《李敖回忆录》说：“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用哥罗仿按住我的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30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李敖明确说他是六岁时得病做手术的，所以只能是父亲去太原担任禁烟分局局长的这一年。第二个难题，是李敖本人和他二姐李殉就此所做的回忆，有一个细节跟患病时间矛盾。李敖说：“病好后，温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二姐李殉说：“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说不能开刀。”这个温茂林是父亲李鼎彝在太原时雇的佣人，后来带回北平，而且李敖到太原以后是由温茂林照顾的，即先有李敖在太原受温茂林的照顾后有在北平患病，怎么现在两人都把他拉出来呢？
让我们从情理上推测。李敖在六岁时患病大约不会错，他几次都这样说。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患病的问题，是在北平患病还是在太原患病？如果是在北平患病，那他就不会是在爸爸“去太原上任”时“随”爸爸去太原，只能是在病好以后；而且在患病以后又把爸爸叫回北平，送往医院，在爸爸照料下请关颂韬大夫做手术。如果是在太原患病，那就是跟爸爸一起回北平治病的。因此在太原患病的可能性大一些。这样几个难题都可以勉强得到解决。情况可能是这样：1941年初太原禁烟分局成立之时（即新春刚过之后），父亲去太原“上任”，李敖跟了去，当然还有妈妈和六妹（前引李殉说“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又说“那个时候最小的六妹总是跟着妈妈爸爸去上任”，领会其意，是妈妈并不跟“我”同行，而是有较长时间住在太原，甚至可能是在分局成立之初就去了太原）。到太原以后，温茂林来了，“负责照顾”李敖的一切。不久李敖患病。李敖患病的时间有两个：一是到太原不几天，爸爸送李敖回北平看病，温茂林随行，看好后再到太原，一直“住了一年”；李敖说的“闻返北京”，是否指此而言？二是冬天患病，回北平治疗后再没有去太原住，直到第二年暑期才跟二姐等一并去太原度假，这样差不多够了在太原“住了一年”的时间。前一个患病时间似乎更符合情理一些。这只是根据几个人的回忆所做的推测，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当事人再做回忆。
李敖说，他在太原一年间印象难忘的有六件事：一是在禁烟局的大操场上看到“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鸦片场面，像去了砖窑似的”；二是参加局里一个同事的婚礼时“第一次看到‘女招待’”；三是看“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是由俞秘书带着去看的；四是“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发生过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五是“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六是“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头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只脚从脖子下伸出来”。
这一切都说明李敖对太原有着很深的感情，太原的一切让他终生难忘。
季赦说：“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责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温茂林这个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山西人，除了活在李敖姐弟二人的笔下以外，没有人会记得他。
李敖接着说：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子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叨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茂林套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温茂林对小李敖的一片赤心，二姐李殉也写到了。她说：“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经常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甩了又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艟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
温茂林作为一个山西佬，李敖姐弟所写他的性格，是符合山西人的特点的。山西人敦厚憨直，古书中多有记载。《诗传·唐风》：“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山西通志》：“阳曲，民敦质朴”；“徐沟，其民悖朴”；“和顺，俗尚朴质”；“交城，人性朴实，农末相资”；“汾阳，人民繁庶，强毅质朴，农务耕收，士习弦诵，有忠厚之风”；“孝义，民性敦厚，婚丧周济不吝”。山西人又多经商或给人服役，而轻视读书。《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这些特征在温茂林身上都表现得很清楚。山西人的憨厚又常常跟倔强融合在一起，成为执拗和傻而蛮，有时甚至耍赖，像温茂林早晨起来穿袜子一节即可说明。总之，这是一个地道的典型的山西人。李敖说他：“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这除了说明两人关系亲密之外，还使我们知道了李敖性格的一个侧面。
四、父亲坐牢，逆反心理萌生
1943年（时间据二姐李珣的说法）暑期将满，李敖随父母姐妹离开太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父亲被捕了。《李敖自传与回忆》一书中写道：
爸爸的禁烟局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目本鬼子并不惟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两上日奉宪兵，同爸爸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内绽后，再在打破的内上，揉上成盐来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陷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曲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到北平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时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
关于李鼎彝做地下工作之事，李教书中引述“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现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给国民党中央调统局副局长紫峻的一封证明函，称：“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作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做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以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清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李敖在引述之前，是这样说的：“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密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按李敖的说法，他于1961年10月10日写信给胡适提及父亲做地下工作之事，“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证明信，他才得以明白真相。即吴的上引证明材料“签署”于1961年10月10日之后。可是吴的证明函前署头衔是“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而兴安作为一个省区，是40年代后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的事。又，文中有李同志逃“来”北平的话，似此文系于北平写成。《李敖回忆录》中写道：“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说明“这封密件”写于抗战胜利之后，并不是在台湾写的。李敖的前述回忆说得不够精确，尤其用“后来”一词不够妥当。粗读，会以为是60年代写的。
不过，从吴焕章的证明材料看，李敖“怀疑”父亲做地下工作（包括在太原的两年）的“认真”程度，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李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李敖对日本人的愤慨之情，这表明李敖从小就埋下了爱国种子，同时。也养成他逆反的心理。
五、勇敢、刁钻的小淘气
李敖一家住在东城灯市口附近的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
那座房子很旧。老鼠太多，家里养一只老猫捕鼠。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几个小孩高兴极了，就把它包扎起来，放在一只小纸箱里。那鸽子养好伤以后，不再飞走了，成了家里的一个成员。不料，一天老猫看见了，猛扑上去，一口咬死了那只可爱的小鸽子，大家都很伤心。这事给小李敖留下了最早的记忆，永远难忘。李敖到底是男孩子，胆子大。有一次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姐妹们吓得乱叫，小李敖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不响地跳下地，先用手掌把落在窗户上的马蜂拍下地，又用赤脚丫子一踩。——这样的事太平凡了，李敖没有记住，他的二姐却记下来了。
二姐李珣还写下如下一段生动的故事：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天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儿，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教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农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土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蚱，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太一片红疙瘩。
二姐李珣记的这几个故事，使我们看到了李敖幼时聪明过人和勇敢、“刁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