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此事推断，在社会上，尤其某些场合，辞令的重要程度常常让人无法想象。比如李安世这几句话，除了自夸、吹牛、炫耀，有什么积极作用？自夸者尽管一本正经，一派严肃，到最后老百姓还是穷如故，愚如常。以他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空洞的外交辞令毫无作用，可他仍旧说，原由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希望他那样说，欣赏他那样说。说一句中听的话，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更能得到赞许。做一件虚假的样板工程，比踏踏实实工作更能获得上峰欢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秋天，蝗灾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可京兆尹杨知至，上本奏称，托皇上的恩庇，蝗虫飞到京畿一带，不仅不吃庄稼，而且都抱着荆棘自杀死掉了。这显然是黄口小儿的诳语，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偏偏相信这样的谎言，正儿八经为这个奇迹互相祝贺。外国的一位政客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那是在外国，在古老****的社会，看样子用不着强调那样多的次数。
李安世是一位不错的官员，太和九年（485年），他感于贫富不均，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状，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此举深为百姓所称道。可见，他并非只会玩弄词汇之辈，而是有求实的一面，并不把实力误认为软实力，把软实力误认为宣传，也没有因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就把宣传看得天高地厚，而是在做实事。他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外国人的挑衅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别国人巧舌如簧，挑衅生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查查战国时代的说客之言，就可以约略了解这一点；说到历史遗产，翻翻史书，也能发现，能言善辩之士的腔调多是如此。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只能说明古人创下的展示史极其深厚。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们实在举不出几件。不论好坏，凡是事物公之于众之后，都具有了展示的功能。不过，自夸、展示等等，总分两个方面，既是事物本身的展示，也展示了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隋炀帝在外人面前展示了他领导的隋朝很富裕，但通过展示各种事物的行为，也展示了隋朝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浮夸自赏。人们臧否人物，评论古今，所据的资料无论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多是当时人物不忌讳的文字，这些资料公布出来以后就具有了展示功能。当然，也有良史甘冒被砍头的危险，按他们所见到所理解的真相撰纂文字，然后藏在密处，等待后人阅读。有朝一日这种文字解密了，除了文字表面叙述的事情有了展示功能，文字后面的事情也具有展示功能。比如解密时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等等。
因此，我对“展示”的做法，并不反感，觉得它无可厚非。因为不管你是否想借某事展示什么，从根本上讲都是“展示”。也可以说，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展示”意义，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变的。而“展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刻意”展示与“自然”展示之间的尺度。
隋炀帝“刻意”展示隋朝富庶的例子，被后人引用了成百成千成万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隋炀帝批准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统一，店内挂设帷帐，店堂中摆满珍稀货物，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店主都要邀请其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要酒饭钱，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很多胡人发现，路上的树木居然用丝绸缠裹，聪明的人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做买卖的人非常惭愧，答不出来。
“示强”无错，难的是不明晰如何“示强”。隋炀帝虽然“天资”不错，却是一个“单向思维”者。他只知“示强”，却不知道“示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本想“示”此事之“强”，结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来中国也有穷人么？因此肤浅的“示强”，永远与实力无缘，也与真正的软实力不相干。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以为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甚至奇妙地以为得到夸赞就是强大的标志，受到责备就是脑后有反骨。于是，“展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诸事都想展示。进而发展为做事就为“给人看”，浮躁之气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鸡生蛋蛋又生鸡，周而复始，浮躁就成壮观之气了。
选官流弊与微调之力
我国选拔官员的措施，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多有变化。如夏、商、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又称世官制）。“世卿世禄制”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之下的贵族；禄，是官吏所得的财物。世卿世禄制是按血缘关系分封诸侯、卿、大夫等官职的，这些职位是世袭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世袭其职，世受其禄。从周武王到周成王，先后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其中较大者有七十一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代，陈旧的世卿世禄制，已经不合时宜，“任人唯贤，因功受禄”的选举制度便取而代之，“军功”和“养士”成为这一时期选官的重要途径。秦统一中国后实行十二级爵制，应该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选官制度有承继关系。
历史进入到两汉以后，察举制大行其道。所谓察举制，即刺史、郡守等地方官或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推荐人选，供朝廷遴选。因此，察举制又称为“荐举”。这一制度与征辟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
察举制的确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但这一制度到东汉后期，便日益腐败。《后汉书》卷六十六曰：“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此处的“蕃”即陈蕃，也就是传说中那个扫天下而不扫一屋的人。此时陈蕃为乐安太守，接见了这个大孝子。可细加询问，赵某竟在这二十年中在墓道内生了五个儿子。按礼法，服孝期间必须禁欲不亲女色。可见，当时的选官政策下，士人矫饰、虚伪到了什么程度。时人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两汉实行的选拔人才制度，相对于世卿世禄制而言是一种进步。察举制使商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被逐渐打破，不少出身低微、幽处乡间的才俊步入仕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到了东汉后期，朝政越来越黑暗，察举制也一步一步走向没落的境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的不足已经显露无遗，为使其发挥优长之处，统治者还以九品中正制与其配合。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由中央选派原籍德才兼备、有识鉴的官员担任。这些中正官负责察举本地区的士人，把他们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官将九品人选上报朝廷，由吏部依据所定品第高下及家世、行状，授予官职，原则上说，名列上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
和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一样，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来，尤其是西晋之后，门阀世族掌握大权，门第高下成为评定品第的主要依据，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蜕变为门阀世族维持其特权的工具。就中正来说，选举只重家世，不重才能，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趋炎附势，定品失实，贪赃受贿，请托公行，公报私怨，随意降品等劣行，使中正定品失去了公正与平允，日益成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日益熏染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
终于，隋朝以后，科举制成了国家的选官正途。然而，自清朝嘉庆、道光之后，科举考试制度的腐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从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对外界事物毫无所知。1905年9月2日，清廷明确谕令停止科举，废除了这种已经实行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
面对选官制度的诸种改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那就是变化较大的选官制度，总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产生，总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出台，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下，往往没有“改良”的冲动。说往往没有，就意味着不是根本没有，只是微调力度太弱，不能弥补制度出现的漏洞，或者说堵塞漏洞的速度，远远不能与漏洞出现的速度相抵。事实上，历代都有人指出当时政策的弊病，也有当政者加以修补，可惜力度太小。
社会进步，有的是因为革命导致的改朝换代，有的是因为社会的微调机制有效堵塞漏洞，使民众看见曙光。利用暴力改朝换代，不可能不流血，不可能不给民众带来损害。如果社会进步必须用暴力革命去交换，代价就远远大于改良换来的一切。但是，革命发生之前社会往往是平静的，如果当政者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对社会切实的了解，一味享受这种平静，不思对制度进行微调，甚至拖延改良，阻碍改革，制度的漏洞就会显现，动荡就难以避免。清政府虽然主动停止了科举，但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相比，太迟了。所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培育灵敏的微调机制，的确是民众之福，也是主政者的福气。
何时罪己？
在古代，发生天灾人祸或者皇权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皇帝往往颁布“罪己诏”。在我们久远的历史中，太远的时代就不说了，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都曾经颁布过“罪己诏”。比如汉武帝，颁布过两份“罪己诏”，一份是因为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而颁布的，时间是元狩元年（前122年）。事发后，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自杀而死。受此案牵连而死的列侯、二千石、豪杰等达数万人。汉武帝下诏，将他们谋反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恩德。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
征和四年（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上奏武帝，认为可在轮台（今新疆轮台附近）屯田，这样就能增加政府在西域的实力。汉武帝仔细反省了自征发匈奴以来所犯的错误，为大量士兵的死亡而痛心，驳回了在轮台屯田的建议。此时汉武帝已进暮年。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加上广置宫殿苑囿，把文景以来的积蓄损耗殆尽。沉重的负担，使大量百姓破产流亡，进而沦为“盗贼”。同时，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导致了宫廷矛盾和激烈争斗。一连串的事件迭加起来，促使他反思统治政策。
征和四年三月，汉武帝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六月下诏书追悔以往的过错，史称“轮台诏”。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颁布“轮台罪己诏”，表明汉武帝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封建皇帝能够宣布治国的政策失误，难能可贵。史说刘彻雄才大略，以他敢于承认失误来看，不全是粉饰之语。汉武帝这篇“罪己诏”并不空洞，也没有强词夺理，可能是皇帝们一系列“罪己”言辞中比较恳切的，只是有“马后炮”之嫌，铸成大错后才反省。
汉武帝时代结束后，汉宣帝也下过“罪己诏”。汉宣帝可谓中兴之主，他在民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他统治时期，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他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为避免粮价过低而损害农民的利益，政府创设“常平仓”来收购丰年余粮。
但是，汉宣帝时期，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深，豪强迅速发展，农民无奈流亡。吏治十分腐败，官吏任意征发徭役，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到后期，竟出现了“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的局面。吏治的腐败，冤狱的增多，使宣帝一方面自责，一方面整饬吏治。地节三年（前67年）十二月，下诏承认官吏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并采取措施，监督官员公正执法。
比较汉武帝与汉宣帝的“罪己诏”，不能说促使他们反省的原因是一样的，但都与统治政策有关。任何社会，国富民强，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只是不同形态的社会，表达这种意愿时所用词汇不尽相同。皇帝能够“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下级，虽然说明一个为政者的品德，但本来可以堵住的漏洞，却不加堵塞，任其扩大漫延，最后脏水四溢，“罪己”的分量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能给老百姓带来灾害的事情，不难猜想得到然而却偏偏不加预防，能够借鉴的教训却偏偏轻忽，这样状态下的“罪己”，几乎是推卸责任。
至于有的帝王把“罪己诏”看成一种形式，视为一种表演，那就更无积极意义了。比如金朝的金熙宗一方面想发布“罪己诏”，一方面却对诏书中“深自贬损”之语气急败坏，把撰写诏书的人残酷杀害。这不仅使人看出那位皇帝的胸怀及品格，也让人认识到所谓“罪己诏”，不过是政治手段，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计谋，世人当不得真。真心“引咎自责”，是为政者必备的胸怀，是争取人心，赢得信任的高明之举，体现为政者的政治品格。汉武帝“轮台罪己诏”把造成帝国危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没有推责，并适时地改变治国策略，确实难得。怕就怕，“罪己”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成为推脱责任的手段，成为自我表扬的谋略。崇祯皇帝在形势紧迫之际也曾下诏罪己，而这个罪己诏并没有说自己有多大的罪过，只说自己“不期倚用匪人”，也就是用人不当。这样就把自己的责任减到了最小。如此这般，责也好罪也罢，“罪己”都变成了粉饰，都蜕成姿态，没有丝毫意义了。
“不由自主”****
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替了一次又一次，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统治的路数却惊人地相似。
远古的事不必说了，自祖先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人只会走前人走过的路，所谓借鉴，也只是模仿前代的方法。起事成功了的人士莫不如此。比如底层社会的刘邦，比如甚于刘邦之“底层”的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王朝的性质都没有什么改变。至于不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等，除了初始宣传的土地政策，也无胜于旧朝之处，甚至不及他们拼命反对的旧朝。
考试四次都与秀才无缘的洪秀全，起事后几乎得到了半壁江山，所作所为却很难让人称道。他杀无辜百姓，焚毁图书典籍的事情，不说也罢，一个来自下层的百姓，一个读过书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理解为愤懑情绪暴虐的发泄，项羽入咸阳就是这么干的。除此，他还把统治者腐朽之处学了一个透彻。
从来****、腐败之人，在财与色的追求上最能看出其特点。可以说，财与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统治者的面目。明朝的万历皇帝，对金钱有特殊感情，整天数钱。在他住的宫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坑，埋上三百万两银子，每天晚上要到坑边看看，如果银子还在，能睡个踏实觉，不然睡不着。明朝的皇帝多是如此。崇祯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是有道理的，明朝走到亡国那一步，责任不全在崇祯身上。《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