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比拼的不是一两个梦想的实现，而是眼界和胸襟。原谅自己很容易，但原谅别人就很难，这是很多人遇到的谜题，究其根本是因为心胸狭隘。对于心怀天地的人来说，看到别人的不足而给予更正的机会，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1.宽以待人，公平之心服众人
一个每天以敌视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人，只会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相反的人，却能在广泛的交际中获得最大的相融度。所以，宽以待人是灵魂内在的修养。
宽容是最大的美德。
宽以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一品德。对别人宽容大度，看起来是别人获益，I刍己隐忍，实际上这也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必备过程。
处世之道，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他的这种观点是教育后世之人要放开胸襟，面对每人每事皆能自制，做到宽容忍让，这样的人也是真正能让人从心里佩服的人。
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而尖刻待人则会气至伤身，惹祸上身。
曾国藩提倡“恕”，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自己有难时就无人可求助，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
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视人为友则心宽气顺，能容难容之事者必有过人之处。
宽容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在公事里。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知人善用，事分巨细，不苛责于人，是他对“待人以诚，宽人以恕”的最好诠释。
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不因为小事而耿耿于怀。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f电1门二人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多起分歧，摩擦之事偶有发生。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这只是其一。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汀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其二。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和，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益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就是在这样的力保之下，左宗棠才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子和僚友也很宽容。咸丰十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不久，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没有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表明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的迹象。曾国藩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
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在曾国藩的眼里，没有永远的敌对，也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深深自责，并且会立即改过。因为他雅量大度的为人，使其纵横官场几十年，声名大噪，称誉“完人”。
欲成大业者，胸襟坦荡、大度宽容，这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也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正所谓“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
2.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善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地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易》中说：“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
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作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态度，才使他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谦”字为立身之本。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戎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
当然凡事皆有度，不要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不起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是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
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
谦虚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在家族面前展现了威严；作为三军统帅，在诸将面前展现了严厉。当然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他在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后人需要向他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3.雕琢性情，锻造气质
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常会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l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历练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万物放下，心无杂念，有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在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人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得到。
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也很清楚，他经常主动寻找快乐，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用诗歌和书法给自己带来快乐。
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有着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认可或推崇，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自己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有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则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的大概意思为：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缘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就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