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赞僧诗》曰：“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佛家也有句话说：“披上袈裟事更多。”其实，人天师范，哪里是数载可以成就？法海深广，又岂是浅尝即能知味？因此即使说“十年之内莫游方”，在佛门而言，那短短的“十年”也只能算是普通的训练。像南阳慧忠在六祖惠能处叩得心印，仍悄然入山，养深积厚达四十年，一俟入世弘法，即道誉远播，法席隆盛，甚至被唐玄宗、肃宗奉为国师；曾被马祖道一许为“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八，《大正藏》第四十七册，第八○○页上）的南泉普愿，开悟之后还入山再修，混迹樵牧，蓑衣饭牛，三十年后一出山门，即光大宗风，度众无数，而有“南泉古佛”之美称，临终时，首座问他百年之后将到哪里，普愿竟答：“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景德传灯录》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二五九页上）短短数语，充分体现“人间比丘”服务众生的精神。祖师大德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的凡僧呢？
电池，能量再好，也有用尽的时候，必须继续充电，才能发挥效用；水库，存量再多，也有流完的一天，必须适时注水，才能维持功能。“人间比丘”经常在外弘法，必须不断进修，方能普利群萌。山林兰若，无人干扰，可以说是最好的进修处所了。历代的高僧，如智顗，曾随慧思于大苏山习禅七载，继而在金陵（今南京）卓锡八年，有感于闻法者益增，得法者转少，遂入天台山头陀潜修，不久证得“法华三昧”，十年之后相继应陈少主、隋文帝及晋王广之请，来往于天台与金陵、扬州、荆州之间，弘化十方。印光，受具戒后在各寺参学任职多年，两度入普陀山掩关阅藏，而后至上海印藏修寺，十八年后至苏州再度闭关修净，次年出山，护国卫教，不遗余力。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祖师大德们在“阿兰若处”闭关住山期间，不仅修持精进，著述不断，而且关心民瘼，利生不懈，并非自修自了，不管余事。
今日的社会，工商发达，资讯日新，交流频繁，弘法度众所需要的学养技能已非昔日所能想象，恭敬利养的诱惑又何止过去千倍！然而“山林”久居已不可能，“兰若”修持亦不可行，“都市寺院”之弘法形态乃时势所趋，“人间比丘”的办道方式是否必须重新评估？基本的“兰若比丘”训练又应该何去何从呢？
古德云：“僧住即法住。”唯有健全的僧伽，才能久住正法，利乐众生。学制严谨、师资优良的佛教学院固然能为新学佛子提供初步的熏修，面对世事纷扰、变幻奠测的社会，各个寺院更应重视僧伽的永续学习，除了安排各种进修课程之外，还必须经常举办各种讲习集会，因应时代的需要，提出正确的佛法观念，给予不断的教育。
“兰若”，是熏陶佛法、安排讲习的最佳处所，能够设在“山林寺院”内，远离尘嚣，固然更好；而在今天益行普遍的“都市寺院”里，如果事先结界，将僧人的修道区与信众的参访区分隔开来，一样也是寂静的“兰若”，甚至基于地利之便，或能享有更好的师资。像设在佛光山的男众佛教学院与女众佛教学院，由于林园清幽，固然能行教化于无言之中，但设在都市高楼上的基隆女子佛学院、屏东女子佛学院所培训出来的学生，在世界各地从事弘法工作者，同样也不知凡几；甚至不只台湾高雄佛光山本山、美国洛杉矶的西来寺、日本富土山的本栖寺、澳洲卧龙岗的南天寺等“山林寺院”经常举办徒众的培训讲习，在台北道场、兰阳别院、东海道场、台南讲堂等位于高楼的“都市寺院”里，也不知召开过多少期的在职训练了。
总之，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各有优点，主持者须依其特性，并与时俱进，作合理的设计；“兰若比丘”与“人间比丘”则不妨视为学习的不同阶段，而不必强分彼此，最好能经常调整自己的角色：在静修的时候，要具备“兰若比丘”远离愦闹的理念；在弘法的时候，要具备“人间比丘”奋迅勇猛的精神。
四、依性安居，各得其所
大体上而言，“人间比丘”以住在“都市寺院”者多，但也有住在“山林寺院”的，他们关怀社会，为众服务；反之，“兰若比丘”以住在“山林寺院”者多，但也有住在“都市寺院”的，他们远离愦闹，不太与人交往。这其中，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尽管“兰若比丘”性喜寂静，不事教化，甚至经常拒人于千里之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通人情，但如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世间上有些人正需要“兰若比丘”才能度化，尤其“兰若比丘”少欲知足的精神更是奢华浮夸的世俗社会所需要提倡的。
据《碧岩录》记载，后汉刘王虔诚重法，有一天他邀请灵树院的数字尊宿前往宫廷过夏安居，只见那天诸位法师全都入宫接受王室贵胄的礼敬问法，唯独云门在一旁默默禅坐，致使宫人们都不敢亲近请示。一位值殿使见状，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更加钦佩，于是书写一偈，贴在碧玉殿上：
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宜默不宜喧，
万般巧说争如实，输却云门总不言。（《碧岩录》卷一，《大正藏》第四十八册，第一四六页上）
《续传灯录》卷十则记载，净土院的惟正为人飘逸，市人很喜欢看他出游时，身跨黄牛，在牛角上挂满瓶钵的潇洒模样。有一回他勉强答应朝臣府中供养的邀约，但是到了次晨却又开始反悔，因此留了一首偈子请使者带回：
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
为僧祇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续恃灯录》卷十《净土素禅师法嗣》）
满室等待的座客见了这首偈子，无不连声称好，更加景仰他的道行。
不过，“人间比丘”和“兰若比丘”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无法兼容的。我们的一心中含有十法界，“兰若比丘”远离尘世，一心修持，相当于十法界中的声闻乘、缘觉乘；“人间比丘”以出世的胸怀做入世的事业，将入世的人乘与出世的天乘合而为一，相当于十法界里的菩萨乘。因此，“人间比丘”里，也有隐含少分“兰若比丘”性格者；“兰若比丘”里，也有隐含少分“人间比丘”性格者。甚至“人间比丘”和“兰若比丘”之间有互相转换的时候，好比世间的学业或事业，有升有降。
像东晋的道恒原本师事鸠摩罗什，参与译场工作，因他才华横溢，辩说无碍，为后秦王姚兴所赏识，逼迫他与同学道标二人还俗辅政，并命令多少人前往说项。道恒抵死不从，后来虽然姚兴未再施以压力，他却因而体悟“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高僧传》卷六，《大正藏》第五十册，三六五页上），遂遁居深山，终老于此。就在这一念之间，他由“人间比丘”转为“兰若比丘”。
其实，“善恶是法，法非善恶”，紧握拳头，用来打人，当然不好；但为人捶背，就是善行；同样地，名利虽然足以“损神杀身”，但若能如法运用，就可以为众谋福。所谓“求名当求天下名，计利当计天下利”，像诸佛菩萨证悟菩提，大家都要称念他们的名号以求得度，又有什么不好呢？历史上多少僧人国师备享尊荣，像唐玄宗也曾两次要求玄奘罢道辅国，玄奘均以“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二五三页中）固辞，玄宗最后遂其所愿，助其译经，且不时询以朝政；甚至像佛图澄备受石勒、石虎之礼遇，根据《高僧传》卷九记载，石虎因佛图澄“荣爵不加，高禄不受”，遂下令“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每次朝会时，由侍常以下的小官抬他上殿，再由太子诸公扶他入座，当主唱者高呼“大和尚”时，朝臣全体肃立以示尊敬，此外石虎更命司士李农“旦夕亲问”（以上见《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三八四页下），可谓荣宠已极。他如慧忠、澄观、灵藏、玄琬、悟达、黄檗等也是以佛法的慈悲祥和导王于善，备受朝野礼遇。但要注意的是，绝对不是高僧大德们贪求这些利养，而是当时的众生必需藉由他们的荣宠礼遇得到平安，得到法益。由此看来，“人间比丘”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弘法利生，更需要有坚强的耐心毅力与善巧的智慧方便，说起来，才更是一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修持。
慧远在年少时“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二十一岁那年，本想远渡江南，师事范宣子，过隐居耕读的生活，说起来是具有一点“兰若比丘”性格的人，但因当时石虎败亡，中原陷于战乱，道路阻绝，他听说道安在恒山弘法，遂转而投之，一晤之后，大为叹服：“真吾师也！”“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从此拜道安为师，在大乘佛法的陶铸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继因襄阳陷落，道安被后秦王坚迎长安，他便率众来到庐山，建寺安僧，虽“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一言一行却足以影响时政及当道。（《高僧传》卷六，《大正藏》第五十册，第三五六一三五八页上）慧远从“兰若比丘”的性格转而成为“人间比丘”的表率，看似当初一个因缘所致，其实也是由于他肯及时回头转性，接受熏习，否则若执意不从，有如覆器，即使是天降甘露，又奈何也。佛陀在《宝雨经》卷八中说：
菩萨住阿兰若处，现前观察，无所住着，非如野兽无所观察。菩萨住阿兰若处，无有怖畏，无有过患，非如野兽恒畏中伤。菩萨住阿兰若处，为聚落中若男若女若童男若童女散乱心故，为摄受正法故，为无所住着故，非如野兽为护命故，远避人间。（《大正藏》第十六册，第三一七页中——下）
“人间比丘”住在僻静处，既不是为了躲避现实，也不是为了护惜身命，而是为了救度众生，使能摄受正法，因此必须审时度势，远瞻未来。慧远的懿行高德不但为大圣佛陀的言教身行写下注解，也为“山林寺院”里的“人间比丘”树立良好的典范，而他的事例更说明了“兰若比丘”与“人间比丘”之间也有互通之处。
另如佛世时的大迦叶，他原先对于头陀苦行执持不舍，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兰若比丘”，根据《增壹阿含经》卷五，大迦叶曾说他自己是辟支佛根性，即使佛不出世，他也可以无师自悟，因此“尽行阿练若（注：即兰若法），到时乞食，不择贫富，一处一坐，终不移易。树下露坐，或空闲处着五衲衣，或持三衣，或在冢间，或时一食，或正中食，或行头陀。”（《佛光藏阿含藏 增壹阿含经一》第一七八页）
除了与生俱来的“兰若比丘”性格之外，大迦叶在皈投佛陀之前，已经沿袭古印度的沙门传统，修持头陀苦行很长一段时间了，“兰若比丘”的生活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再加上他“年耆根熟”（《佛光藏阿含藏 杂阿含经三》第一三○三页），根深蒂固的习性不易改变，因此，他曾对佛陀说：“如今不敢舍本所习，更学余行。”（《佛光藏 阿含藏 增壹阿含经一》第一七九页）
尽管大迦叶的“兰若比丘”性格和佛陀的“人间比丘”精神大异其趣，但佛陀从未加以阻止，而仅以关怀的口吻劝导大迦叶与大众共住，但大迦叶仍坚持头陀苦行，并回禀佛陀：他不同于当时其他外道沙门一样以苦行为苦行，他修持头陀苦行是为了“现法得安乐住义，复为未来众生而作大明”（《佛光藏阿含藏 杂阿含经三》第一三○四页）。
佛陀虽然嘉勉他的苦心，却不曾制定戒律要求所有的弟子都得遵循。因为心念正确的苦行固然可以砥砺身心，有助修持，却非达到解脱的必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