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平民政府必须创建，殆为当时历史趋势一种不可抗之进程。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而东汉只是秦、汉以来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
——钱穆
楔子
纵观中华大历史，不乏让后世人千古敬仰的朝代。周朝以仁义而兴起，秦朝以法治立国，唐以文治武功一统天下。然而，它们没有刷新我们民族的称谓，惟独汉朝的出现，使中国人在“华夏子孙”之外又多了一个称谓——汉人。由此开始，“汉”与“华夏”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并行、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古人向来崇尚大物伟物、崇尚具有阳刚之气和壮美气象的事物。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黄帝、尧舜等人之所以受万民敬仰，也恰恰是因为他们所建立的业绩太大，因而才可以与天地相媲美。华夏民族尚“大”情结，在“汉”字的本义里也有所体现。
“华夏”在远古时的意义为：华者，花也；夏者，大地；华夏者，花之大地。“汉”字的本义是“国之大水”，来源于汉水，汉水古称夏水（大水），因为汉江水是天上的银河。因此，“汉”字上继承华夏之“夏”字，也包含着大的意思。这样，天上的大水银河借用地上的汉水，崇“大”的心理内涵就接进了“汉”字之中。
汉族、汉字、汉语，这些称谓乍一听起来，就容易让人联想起汉朝。它们确实和汉朝有关系，而且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经过逐渐融合而形成的，春秋战国大融合时期已经基本完成。秦统一六国，但是秦王朝太短暂，直到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并发扬光大，中国的版图才确定下来。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基本融合完成。后世的人们就习惯称逐渐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为汉族，到后来，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也就叫汉语、汉字了。
把汉与华夏相提并论，也不夸张。我们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处处离不开汉帝国的影响。
现在，还有很多农民依旧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犁，赶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车，住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屋舍，吃着和汉朝大略相同的饭食……
春节如今成了我们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那为什么一年非得从正月开始呢？这与司马迁主持制定的历法有关。新制定的《太初历》虽然只使用了189年就被《四分历》代替，但是《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也就是以正月为一年中的开头，这一制度，后来被一直沿袭。
世界女权主义研究者一向对中国当代女性的相对高地位大为赞叹。其实，在汉代，女性的地位也很高。只是后来的王朝又把她们束缚起来罢了。汉代的女性有很多的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可以封侯。对女性的伦理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女性可以再嫁，有的公主就嫁了好几个男人。卫青和公主结婚时，公主比他大了十来岁，原来还有丈夫。包括汉武帝本身，他的母亲也是再嫁的，而且有过孩子的。
在鉴赏汉代铜镜时，鲁迅对汉代文化特征曾有过一番评论。他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在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独独对于汉代之“豁达闳大之风”深嘉赞赏。
不过鲁迅的“遥想”二字，也不由警醒我们去对比，同是汉人，现在与汉时，时空玄变，我们到底有无遗失？
有史学家考证，当时的汉人，要比后来一些历史时期有更多的率真。比如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考古曾出土了一系列文字瓦当，如汉长安城遗址采集到的“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华县汉京师仓遗址出土的“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采集到的“富贵毋央”文字瓦当等等，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对金钱的炙热追求，这种热望，其实是历代人们共同的心理，只是汉代人表露的更为坦然，更为直接，更为公开罢了。
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曲折与阴暗，在当时还并不明显。有人说汉朝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少年的纯真和质朴，真是汉代主流文化风格的特征。
汉朝让我们如此地骄傲与遐想，然而，这一切辉煌的来临，却是由一位出身相当卑微的贱民开拓出来，而且，帝国也曾经剧烈的摇摆过，因此史学家习惯地把汉帝国硬性拆分为西汉、东汉两部分。
1、刘邦摆平部下的得与失
刘邦夺得天下更多是靠团队。打下天下后，团队的潜在问题就出现了。团队的优秀分子，在打天下的时候，个个都是一把好手；太平盛世，就容易成为造反的怀疑对象。犹如抗日战争时期纷纷埋下的地雷，当时为了炸掉更多的敌人，当然是多多益善，解放后，遗留的地雷立马就成了隐患，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响呢？
对于那些历代开国皇帝来说如何对待开国元勋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像刘邦这样从底层一步登天的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更是觉得棘手。因为是从底层上来的，皇室的势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开国元勋，就无力荫蔽天下。在历史上，皇室势力不及开国元勋的情况下，对待功臣的方法有两个典型：一是大屠杀；二是厚待却不给实权。刘邦就是第一种做法的开创者。韩信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就准确概括了刘邦对待“危险分子”的态度。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不宜再起干戈，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刘邦采用了西周的分封制，“分而治之”。分封了七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越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韩公子信。这七个王所辖的领土几乎占了全国之半，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威胁。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早有防范之心。当年，韩信扫荡北方如风卷残云，到处都在绘声绘色地传说着他神奇用兵的故事，刘邦联想到自己的一连串惨败的狼狈相，心如刀绞：彭城大逃亡，在楚军追杀中，三次将自己的一对亲生骨肉推下车去；荥阳突围，让纪信去假扮汉王从东门降楚，自己由西门仓皇逃遁；成皋被围，他又单独与夏侯婴乘一辆车从北门逃到了小修武……相形之下，他显得无能和渺小。“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自己的催命鬼。”想到此，刘邦顿时打了一个寒噤，像朗朗晴空，一片阴云从天际袭来。当时，韩信派使者来要齐王头衔时，刘邦怒不可遏，愤然拍案时把面前的酒樽都震倒了。张良、陈平及时踩了一下他的左脚和右脚，他才冷静了下来。那时，刘邦尚无力阻止韩信自立为王，担心稍有不慎，逼急了韩信去投靠项羽，后果不堪设想，才强忍住怒火。
在把韩信封为楚王后，刘邦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后采用谋士陈平的计谋，在陈地诱扣韩信，将他贬为淮阴侯。大臣田肯向刘邦道贺，建议刘邦在关中建都，那样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向下泼水一般势不可挡。刘邦十分高兴，大赏了田肯。这就是成语“高屋建瓴”的由来。
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七年之间，汉高祖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进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姓王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吴芮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枉，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蒯通曾搬出“兔死狗烹”的典故警示过韩信，韩信却听不进去，依然如故。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而聪明的张良，就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饱读史书的张良学而习之，才得以终老安死。
刘邦同秦王嬴政一样，是个痴迷“血缘治国”的野心家。崇尚世袭制，采用加强血缘关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对自己的家族负无限责任，对天下子民只负有限责任。为了净化刘姓王权，达到帝业千秋的目的，也为了给自己的大屠杀寻找借口，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十分强调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
公元前195年，刘邦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决定分封同姓，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和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一起重复着刘邦的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声震屋瓦。在一片响声中，刘邦把全国二分之一的土地分给了刘家的9位子弟，每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诸侯国，刘家的9位子弟是诸侯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王，王是一个仅次于皇帝的等级。
至此，帝国的元老们，亡的亡，苟生的退居权力的二线，早期团队的威胁力可以说荡然无存了。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从客观效果上讲，刘邦杀了功臣后，加强了中央的实力，使得汉王朝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不过，刘邦大屠杀、种姓净化的做法，也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摇摆。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致使吕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刘家人经过了艰难的争夺后，才再次执掌江山。而他搞的同姓分封制更是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史学家公认，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的确如此，秦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后来，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刘邦的分封也没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分封之初，诸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强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个难题才得以缓和。
刘邦的清洗运动，使权力落在了自己人手里，这样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腐败退化。在靠世袭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手段、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就会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新的国家****就产生了。这也就是从汉帝国开始宦官、外戚等各种历史角色都登上了舞台的原因。
2、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
镜头一：
公元前198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中大宴群臣。席间，他起身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时，志得意满地说：“从前您老人家总认为我不成材，是个无赖，不能创家业，比不上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所挣得的家业同二哥相比，谁更多呢？”老父亲甚是尴尬，还是群臣解的围，大伙欢呼万岁，纷纷赞扬刘邦：“陛下，你创下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份最大的家业！”
镜头二：
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在会甀击败了英布的军队。在回京途中，路过沛县时停留下来。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纵情畅饮。挑选沛中儿童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得正痛快时，刘邦弹击着筑琴，唱起自己编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声充满了帝王诗人烈士暮年的忧叹。刘邦继而起舞，情绪激动心中感伤，洒下行行热泪。
刘邦的一生，与秦始皇无甚差别，既为开创帝业骄傲，更为基业永续操劳。
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对自己辛苦打来的江山倍加珍惜，他也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怎么保住他这份家业”就成了他一辈子劳心苦思的大事。值得庆幸的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刘家人，在几代人的辛苦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让子民效忠的历史密码：外儒内法，霸王道并用。
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一直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结果“百姓安居，国家大富”。刘邦接受谋臣“马上可得天下却不可治天下，治天下当以富国安民为第一要义”的建议，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意思是通过休息调养来达到延续繁衍生生不息的效果。在肃清政治隐患的同时，他对子民广施恩惠，轻徭薄税，大赦天下，鼓励生产生育，使经济和人口很快得到了恢复。
刘邦死后，继承人尚幼。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参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也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问惠帝：“陛下自己认为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三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到了汉武帝时，汉初所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发生了撞车。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他的“天人三策”脱颖而出。他的三通政策，以三句话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