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大恨”的大意是说：第一恨，我的祖父、父亲并没有碰你明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并没有侵害你的一寸土地，而你却故意到边外来骚扰我，杀了我的祖父。第二恨，虽然我与你明朝有杀祖、父之仇，但我仍然一片诚心，愿意与你和平相处，并曾经与你们的边官划定疆界，共誓盟言，立石为证，无论你我是谁，若有越过对方边界的，看见了就要杀掉。若见而不杀，则不杀的人也要受罪。而你明朝却单方面违背誓言，调派兵卒出边，保护我的敌人叶赫部。第三恨，你明朝人在自清河城区以南、江岸以北的区域，每年都要偷过边境，侵夺我女真的地盘。我以盟约为誓，杀了越境的人，理所应当。而你却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以铁锁加身，并扶持我送去的十个人，在边境上被你们杀死。第四恨，你明廷派兵出边，扞卫叶赫，竟使我本已聘定的女子转嫁给了蒙古。第五恨，你明朝对我女真人数世耕种的柴河、三岔儿、抚安等地的谷物，竟不许收割，派兵驱赶。第六恨，你明朝竟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第七恨，我发兵征讨两次帮助叶赫部侵犯我的哈达部人，得了该部。而你明朝皇帝竟命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都攻我，我反击得胜，而你明朝皇帝却帮助叶赫，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大国的君主，应当做天下的共主，怎么偏偏与我结怨？
与任何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一样，每位征讨者都是搜罗罪状、寻找借口的高手。“七大恨”中，除去“杀我祖、父”的血海深仇外，努尔哈赤又把“叶赫老女”这件过时的政治工具搬了出来，将“援助叶赫，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列为七大恨之一。
实事求是地说，努尔哈赤的这七条理由纯属借题发挥，然而，他正是以此“七大恨”为出师表，激励着女真儿郎们势如破竹，一连攻下抚顺和清河等四城。这下，大明王朝辽东地区门户大开，明廷举朝惊骇，作出了大举剿灭后金的决定。努尔哈赤迎来了人生第二次大考验——萨尔浒大战。
这场大战以努尔哈赤的胜利结束，历史在此发生转折，一举奠定了此后后金与明朝的攻守之势。明朝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这场大捷，是阎崇年先生所说的努尔哈赤“天、地、人、己”“四合”集于一身的集中体现。
“天合”包括“大天时”和“小天时”。首先，明朝腐败，这是“大天时”，努尔哈赤再以“七大恨”巧妙地拨动战争的正义天平。其次，当时是阴历三月初一，东北赫图阿拉附近气候寒冷、冰天雪地，明朝军队多是从南方调来的，不适应天寒地冻，行进困难，人饥马饿；而努尔哈赤的部队土生土长，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这就是所谓的“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努尔哈赤占尽大小“天时”，已经握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地合”主要指地利。明朝的军队有战车，有炮，适合于攻城和平原的远距离作战，萨尔浒山麓道路崎岖，西路几万大军在山沟里无法汇集起来。努尔哈赤就利用这个地势，趁统帅杜松分兵两路的时候，直扑萨尔浒大本营。此其一。其二，北路军在尚间崖、雯芬山和斡珲鄂漠扎营，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其三，努尔哈赤命皇太极等抢占阿布达里岗，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东路明军。这些积极主动的战略部署，让他们充分利用了地利因素。
“人合”即人心所向。努尔哈赤平时就很注重对人心的拉拢，尤其是猛士与将才。在他与其他部落打仗时，有两个勇士差点将他射杀，城破被俘后，努尔哈赤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封他们为官，辖户三百。对待盟友努尔哈赤亦是大方，因此很得手下和盟友的信任。而此战中，明调集11万兵马直扑过来，企图一举消灭后金，部族生死关头，更激发了女真勇士的“誓扫明军不顾身”的决心。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民与上同欲也”，而“上下同欲者胜”。
“己合”就是心态好，身心合一。面对气势汹汹、号称47万的明军，努尔哈赤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应战，按照“任它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大捷后，明朝已无兴兵之力。但熊廷弼的“固守不浪战”的政策也让伐明之师暂时难以推进，而身后的叶赫仍旧是努尔哈赤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利用这个空当回师剿之，并使得自己后方无虞。
纵观努尔哈赤一生的征战史，不难发现，在他“天、地、人、己”“四合”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静、沉稳、善于等待、利用机会的心。努尔哈赤的策略很灵活，能战则战，不战则或走或和，伺机寻求更有利的进攻机会。
努尔哈赤的耐心又一次得到回报，明王朝一年之内帝位三次更迭，熊廷弼被排挤罢免，新帅变更对敌方针，努尔哈赤抓住时机，突破了明军辽河防线，连克奉集堡、沈阳、辽阳、广宁等，并于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即盛京。
随着努尔哈赤的征战，后金共迁都三次。努尔哈赤起兵时最早的据点是费阿 拉，此城狭小简陋，水源不足，于是便在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筑造赫图阿拉城。十年后，努尔哈赤在此称帝，建立“大金”。此后，随着战争不断推进，又依次迁至界凡城、辽阳，最后迁至沈阳，改称盛京。
努尔哈赤的三次迁都，是从偏僻贫瘠苦寒之地向便利肥沃昌盛之地的迁徙，也显示了他不断挺进中原的雄心。
名家回眸
对于努尔哈赤誓师伐明的“七大恨”，着名历史评论家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努尔哈赤这“七大恨”除第一大恨之外，其他六条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对于努尔哈赤这一生的成与败，历史学者阎崇年是这样说的：
一个运动员要想拿到世界的冠军，夺得一个世界级的金牌，要有156个因素统一起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才可以得一个金牌。当然这156个因素有主有次，你譬如说耐力、速度这是主要的，也还有次要的，缺一不可。我当时很惊讶，156个因素才能得一个冠军。后来我又一想，你做一个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开辟一个历史时代，应当说比得一个世界冠军更复杂一些。所以努尔哈赤有这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当时活到68岁不容易，还能够亲自指挥军队到战场打仗，跟他的心态有关系。心态平衡，心胸开阔，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体，所以努尔哈赤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最后那一仗，是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所以宁远之战失败了，最后葬送了他。
天命可汗拟创八旗制度与满文
努尔哈赤在崛起之初，为了不引起明王朝的注意，在军政制度的创立上，参照了明军的军制。明军实行的是卫所制度，大抵是这样分的：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两个（每总旗管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管辖10人）。
小旗是明军中最低一级的编制。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的八旗就迷惑了大明王朝。
努尔哈赤聪明就聪明在了这里，从表面上看，他的八旗只不过是一个百户的兵力，自然不会得到明王朝的注意了。而实际上努尔哈赤的旗制与明军的旗制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据《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中记载：女真族的传统军制为牛录制。后来随着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各部落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势利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于是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旗皆是纯色的。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原有的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与早期的四旗合为八旗，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也就是说八旗军制把后金统治下的所有人都编在了旗内。
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顺治七年（1650年）底多尔衮死后，清世祖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由皇帝控制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终清未改。上三旗较下五旗为崇，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清世宗雍正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王、贝勒对各旗的控制，严格区分下五旗中的旗分佐领（俗称外佐领）和府属佐领（俗称内佐领）的隶属关系。
下五旗中的主要部分旗分佐领，实际上也由皇帝直接控制。诸王及贝勒仅能控制其府属佐领。又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八旗中最具特征的是兵民合一制度，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为兵，每个八旗平民都有出征厮杀的义务。各个时期敛丁披甲的比例不一，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牛录一百甲，有时一牛录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军队——八旗劲旅。八旗军队纪律严格、组织严密，当时传言女真人不能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努尔哈赤八旗军队开始有六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万人，更是天下无敌了。所以阎崇年先生不吝赞美之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支八旗的骑兵，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骑兵，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力的一支骑兵。”在这支骑兵面前，无论是形同朽木的明军，还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都仿若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后金、清能够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猎结合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满足了向外扩张的需要；一方面便于对民众进行统领；另一方面兼顾生产，为战争备足良好的物质与经济基础，恰恰适合了不断扩张的后金政权的战争需要。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属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实际上，清代兵有常数，饷有定额，随着满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并非所有满族人都能披甲，而到后来披甲的人数占满族人口的比例愈来愈小。清太祖、太宗时期，八旗组织有较快的发展。入关前满洲八旗共309个佐领，又半分佐领18个；蒙古佐领117个，又半分佐领5个；汉军佐领157个，又半分佐领5个。八旗满、蒙、汉佐领共583个，又半分佐领28个。清统治全国之初，由于统一全国的战争需要，以及平定各地的反清斗争，满洲八旗发展迅速。康熙时满洲佐领达到669个，嘉庆时增加到681个。
此后维持在这一水平上。蒙古佐领顺治时增加11个，康熙时又增加76个，雍正二年（1724年）定制为204个。八旗制度建立时有蒙古人编在满洲八旗内，直到清末亦有蒙古佐领35个，又半分佐领2个，编在满洲八旗下。顺治十五年有汉军佐领206个，又半分佐领3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增至258个，又半分佐领1个。雍正十二年定制为270个。此后，因八旗生计愈来愈困难，一部分汉军出旗为民。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汉军佐领减少到266个。此后终清不改。八旗官兵的额数，清末光绪、宣统时，实存职官约6680人，兵丁12万人。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并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天命、天聪时期定王公爵止于贝勒；崇德元年始走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等。顺治十年（1653年）增奉恩将军为十等。亦有异姓封王、公、侯、伯、子、男的，但汉人甚少。
清代世职，太宗时与官名本多相同，顺治四年成为荣誉称号。乾隆元年定民爵精奇尼哈番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为男爵，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壮丁原则上三年编审一次，分正户、另户、另记档案及旗下家人等。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制度的兴亡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此部分称驻防八旗。驻京八旗负责皇宫和京师的安全，实即禁军。
清禁卫军制大类有二，即郎卫和兵卫。郎卫即指御前近卫，专门负责皇帝及后妃等的警卫与服务，其内部又根据具体任务的不同，设置侍卫处、銮仪卫、善扑营等不同的机构。侍卫处初选上三旗子弟中才武出众者分班入值，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供宿卫扈从之需。銮仪卫亦系侍从武职，掌管帝、后车驾仪仗等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避溥仪名讳，改为銮舆卫。善扑营，顺治初年曾设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侍卫，各有专管，统在三旗额内。康熙八年为惩治鳌拜专横乱政，选侍卫中一部分年少有力者练习扑击之戏，鳌拜入见时，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设。该营专习掼交、射箭、赛马等技艺，供皇帝游玩宴乐时表演。兵卫即指京师及宫禁的警卫，也根据不同的任务及防卫的需要，分设前锋、护军、步兵等不同的营制。
八旗驻防入关以前，已有八旗驻防之设。清统治全国以后，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和各直省驻防。畿辅驻防守卫京师附近地区，包括保定、张家口、热河、察哈尔及木兰围场等地。各省驻防多守卫省会或重镇。八旗驻地及兵额，视各代而有增损、裁并，但变化不是太大。清末全国驻防共有817个佐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