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琵琶"！爸爸一直怀疑我的能力，他认为我没有那么出色，就随便敷衍了我几句："卫指导给你机会说明你在少年宫还不错么，但是，这么大一个上海城，你如果能够真的考上，那说明你真的是很有出息了，爸爸哪怕省吃减用也要保证给你买把琵琶，说明你有前途啊"。我真的太高兴了，也很相信爸爸所做的承诺。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兴致勃勃地起来练琴了。
上海的普及音乐是做的非常好的，每个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乐队和训练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乐队招收的编制是很全的，有民乐、也有西乐，主要以合唱为主。在数百人的竞争者中，我考上了。乐队琵琶声部共招了4个女生。作为代表全上海市的四分之一，我感到荣幸和自豪，也深深懂得任重而道远。
一个下午，我因为发高烧没能去学校上课，同学把爸爸为我买的琵琶送到了我家。看着日夜思念的琵琶，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夺眶而出。是的，这是真正属于我梦寐以求的琵琶；这也是妈妈把爷爷给她买缝纫机的钱拿来满足我心愿的特殊礼物。每个人都会有心中的期盼，当即将到来的期盼付诸东流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对待？此时的我欣喜和内疚并存，我暗暗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报答父母和家人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十九、哺育我成长的少年宫
上海市卢湾区少年宫每个星期都有接待外宾的任务，我们的琵琶齐奏节目是少不了的。有时在周末，我们还会去座落在外滩路上的海员俱乐部表演节目。
记得当时我们五个女孩夏天是穿白衬衫、红裙子、白袜子、黑条绒鞋；冬天上衣则改穿毛衣。我的毛衣相比同学们一直属于比较素的，没有那么鲜艳，大人们总说我穿黄颜色好看，因此我基本上就固定在黄颜色上，只是在毛衣的织法上稍有变化，我妹妹给我织的那件从领子开始放口的套头毛衣非常好看，我印象很深。
喜欢黄颜色的习惯多少年来我都没有改变。当年我家因孩子多，经济条件不宽裕，经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不管家里多么节俭，在学习上或宣传队需要家里支付的费用，我爸妈从来都不含糊也是最支持的。
每次演出，是我们几个最快乐的事，学校放学后，直接去少年宫活动。从学校去少年宫，要花20分钟路程，我们从来都是步行，一路上有说有笑。我们的节目越演越好，正在受到大家的关注。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缺乏自觉性的，没有老师在身边，贪玩儿是很自然的。
那段时间，郑老师眼睛不好，需要做手术，故练琴、排练都是我们自己安排，结果一天下午在少年宫参加为本区的同学举办的"纳凉专场"演出中，我们出事故了。上台前造惯例要复习一遍，那天演的是评弹《雷锋颂》当排到"指南针"时，我们几个人统一的动作不够整齐，就重新排了一下。平时因为要手持琵琶，故设计的手势一律用右手并且抬头往前看做统一造型，效果一直都很好，结果那天七嘴八舌改了又换，最终在舞台上发生了两人往左，三人往右，搞的台下观众前仰后合。"什么指南针，方向都不在一起"。我们自己也嘣不住笑场了，曲子没法儿再往下演了，我们五个人灰溜溜地下场了。这是卫指导第一次这么凶狠地"骂"我们，也是我们五个人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次演出，我们惭愧的哭了。很长时间还在提起此事，总觉得很不光彩。
经常性的演出和排练，使我已经完全投入在音乐的怀抱，彻底地把自己当成了"文艺战士"。每当广播里播放少儿节目"小喇叭"时，只要我在家，都是一定要听的。当时家里没有收音机，我只能让隔壁的阿婆把声音放大一点，自己坐在家门口，一边摘菜、剥豆，一边听广播，经常还跟着节目中的歌儿一起哼着唱。特别是听到我们少儿广播合唱团乐队演出的节目，我还会认真地给邻居们介绍。为此，我爸爸也说过好几次，等我们有钱一定要买一台当时流行的红灯牌收音机。
从我家到爷爷家，要走20分钟路，每次都是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或者手指不停地练习轮指。一次在淮海路上，我们看到两个卖凤凰琴的人在商店门口又唱又弹，我和妹妹好奇地在那里看了好久，以致于忘了爷爷在家等着我们吃饭。晚上回家的路上，我们俩还在回味。
刚进家门，我就突然看到了放在门后的折叠凳。啊，有啦！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妈妈不知怎么回事儿，还以为门把我的手给碾了呢。这是爸爸早上锻炼用的，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外出携带方便，而且随时累了都能坐下，他自己买一些碎板拼起来的。我们将折叠凳拿来平放当木琴键盘，并拿上两根筷子模仿木琴家的演奏，还拿上几个碗和杯子，里面放上水，其中每个碗和水杯里的水根据音高还都放的不一样多（之前学校组织观摩演出，看到舞台上有过这样的表演），我们一边敲一边唱，热闹极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越唱越激动，越唱越兴奋，弟弟也跟着起哄、捣乱，妈妈在边上开怀大笑，我们唱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全家都沉浸在一片欢笑之中。我还不停地问爸爸好听吗？其实那"旋律"只能算是我们随着歌声的节奏和不同水杯里的"简易音高"自造的"音乐"，仿佛是那"锅碗瓢盆交响曲"。是的，无奈的爸妈不忍心破坏我们高涨的情绪被动地在点头。
少年宫附近有一家照相馆，摆放了少年宫内好多同学的照片，我们五个人有两张，其中一张是分成两排不拿琵琶的，另一张是坐成一排手持琵琶，像照的不错都是黑白的。那个年代根本不懂什么是肖像权，只知道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不要我们花一分钱，谁路过那里还都能看到，是在给我们出"风头"。每次别人告诉我们在哪里看到摆放在橱窗内的照片时，别人羡慕我们得意，那种沾沾自喜的劲儿就甭提了，有时还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特意带人去一趟。
长大之后，每次整理照片，都会想起我家一次难忘的全家福。学校要我们高年级的同学交照片，以便发我们图书证。晚饭后，爸妈带者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淮海路照相，原本计划照一张我的单独照，另一张为全家福，结果小弟弟不肯，非要自己也象姐姐一样单独照一张，结果那天比原计划超出了开支，害的我们吃了好几天的青菜呢。
二十、渡江拜师
上海世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正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此时也让我回想起早年学琴穿梭于浦东与浦西之间的印象。
我在少年宫卫祖光老师的琵琶班学习是系统而正规的，但主要是上大课，即琵琶齐奏。为了使我的演奏曲目更加丰富，能够掌握更多的技巧，适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乐队"的训练，我爸爸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在浦东居住的杨承业老师。
那时的上海，浦东和浦西是两个相差甚远的方位，特别是在当时需要摆渡的情况下，显得更是如此的不方便。但是为了能够学到更多的乐曲，我很高兴地盼望每周一次的上课时间。从我家到杨老师家要先坐公共汽车，然后下来摆渡，之后要走路十几分钟。为了我的安全，每次杨老师的朋友张老师都在渡口等我，带领我去上课。
杨老师是马林生先生的弟子，不仅能演奏很多经典的传统名曲，还掌握了当时盛行的优秀琵琶创作曲。他最擅长的是沪剧和江南丝竹。这个热心好客的性情中人，喜欢在家聚一些好友拨弄丝弦。他家的乐器很多，差不多玩儿丝竹的那一套样样俱全。每次去他家上课后，都能听到他们地道的"玩耍"，我也很喜欢他们那个圈里的所有人。他们都亲切地叫我阿大，（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大，浦东人喜欢在名字或排行前加一个"阿"的称呼）。这些喜好延续至今。尽管每次回沪来去匆匆，只要有时间还是舍不得放掉这样的机会。
在杨老师那里学了很多独奏曲，一段时期，进步飞速，感觉自己的眼界也宽阔了许多。需要说明的是，没有少年宫卫祖光老师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和"电台"琴友之间的"信息"反馈，也很难在短时期快速的进入乐曲阶段。
因此我很庆幸，在每个阶段的学习中，我都真正的得到了营养和补充。我坚信，学习的道路虽然是漫长的，但阶段性的、有计划的深入学习，是掌握本领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生道路上不可省略的台阶。俗话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1世纪，是呼唤人才的时代，懂得珍惜、重视培育才能体会坚守的真谛。开阔的视野和创造性的思维，是需要拥有良好的心态和求实的学术风范。
浦东的巨变折射中国的飞速与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理应同步并驱。
全世界聚焦中国。期待明天会更好！
二十一、北上求学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是国家级的艺术院校，面向全国招生。1976年以江青任名誉校长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来到了人才挤挤的上海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招生。龚思娟老师母亲般地带者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应试。
考试是严格的，也是紧张的。通过艰苦的三试，我被录取了。
体检时，我被安排在和飞行员一起参加的体检队伍中，我们卢湾区还有一位舞蹈演员同时也考取了本校。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视力1点8，身高1米62，体重88斤。
那年，上海一共考上了7个乐队队员，其中有两个民乐都是琵琶。招生的老师是学校乐队指挥金老师和钢琴老师庄老师（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老师的夫人）。由于我家里上上下下和音乐无缘，可谓不在行内，不知规矩。根本就不清楚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的性质或者说具体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只是知道吴玉霞从此将要从业余走向专业了。我们大家都沉浸在无比快乐的喜悦之中。
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原以为学校会因此有变化，然而，我们推迟半年还是开学了。
即将要去北京上学的好消息到处传开了，庆贺道喜的叔叔阿姨们不仅给我带来了祝贺，还给我带来了礼物，我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按照惯例，离开上海就要清理户口。上海人有习惯，一般不愿意离开本地，毕竟这里相比其他城市条件要好的多，再说我的家在上海，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一切都是很熟悉的。
我坚决要去北京的决心已经下定，爸爸也很支持，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用爸爸的原话："有多少人都盼着这样的机会呢，让我女儿考上了，说明她还是很有前途的嘛"。
我爸爸很激动，好象平时他并不满意的女儿，一夜之间成了出息的娇子。妈妈有点儿舍不得，总认为我在家什么都不干，没有妹妹那两下子，怕我离开家在外面受苦。老师觉得能考取北京，是很难得的，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呵。不管怎么说，几个老师的话是一定要听的，爸爸这样说。从龚老师那里知道了简单的学校情况和将来走向专业的意义后，还是听了爸爸的决定。
到了转户口的日子，爸爸独自去了派出所。几个工作人员看了录取通知书后忙说；"这么小的小姑娘，到那么远的北京去，你们怎么舍得呀！上海户口可是金不换的，迁出去就迁不回来了，你还是回家和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吧，免得后悔改不了该着急了"。
向来很果断的爸爸在这个时候也变的毫无主见。
家门口正举着衣竿儿帮妈妈晾衣服的我，看见爸爸回来了，满心欢喜地寻问情况，蛮以为一切都顺利告捷了。谁知，爸爸道出了他忧虑的心情，着急的我快哭出声了，嚷嚷着要求爸爸立即返回！
大局已定，我真的要去北京了，时间定在了3月5日。无论家里条件多差，生活多艰难。爸妈还是从头到脚全部给我准备了一套，连内衣内裤、牙刷、牙膏都是新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的心情开始了不平静。
回想着自从好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我的心情一直就处于兴奋状态，连连好几天都睡不着觉，真想赶快飞到北京。可真的要去北京了，我又开始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缠绵"和"留恋"。
扪心自问："人怎么会这样的如此彷徨，平时，看到别人拥有机会的时候，自己羡慕并默默地奋斗，盼望着自己能早日成功。可一旦那些努力换来了机会的时候，怎么又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呢？
火车就要启动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去车站欢送。当无情的笛声把我和亲人们割开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刷刷的打湿在崭新的衣服上。顷刻之间，站台上所有的亲人都在流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有一个非常冷静地声音："别难过，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半年很快就会过去，放假他们又都会回来的，放心吧。"任老师不断地重复着。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我们到达了日夜思念的北京。当时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座落在北京的南城，为了让我们能看到天安门，司机师傅特意在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让我们感受一下天安门的雄伟。
初到北京的我，习惯了上海人的穿戴，一下子面对到处都是黑、蓝、灰着装的人们，真有点说不出的滋味，暗淡的色彩给我的初次印象笼罩了一层灰色的面纱，我身着的鲜艳橘红色外衣格外耀眼，似乎和当时的情景显的有点格格不入。
车在大街上不停地拐，我的心也在不停地颤抖，北京难道就是这样，怎么和我想象中有如此大的距离？书本上的北京是这样描述的吗？真是十万个为什么！那天，除了北京宽阔的大街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外，其他的真是很难说。
花开有重日，人无在少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学生生活是严格的，而这种严格性是来源于一切天性和承诺的基本。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来自工厂的、有来自农场的、有当过兵的，也有我们这些尚未毕业的中学生，年仅十七岁的我，在班里算偏小的。为了适合舞蹈音乐伴奏所特招的音乐班，中西合璧，但以西乐为主，民乐只是点缀，两个琵琶一个唢呐。因为学校主要是培养舞蹈学生，因此这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舞蹈专家，可器乐方面的专家学校甚少。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民乐队，还有十几位钢琴伴奏。我们班的师资水准是相当高的，调动了各个专业的顶尖级专家，我的琵琶老师同时有两位：中央乐团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和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吴国梁。刘老师主要讲基本功，吴老师则主要讲传统乐曲。那段时间，是我艺术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点。它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时常提醒自己：我从遥远的上海来到北京，从热闹的家庭变为孤身一人，从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了专业学子，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代价和收获应该是等号。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和肩上的责任。我非常的刻苦努力，无论是专业课的练习还是文化课的学习，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我时刻牢记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句：真实与朴实是天才的宝贵品质。深深懂得人不自爱，则无所不为；过于自爱，则一无所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