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七年，孙权主张吴、蜀并称二帝，遭到蜀国一些官吏的反对，再次提出两国绝交。诸葛亮从统一大局出发，以《绝盟好议》为题发表谈话，做说服工作。指明绝盟的危害，肯定继续联盟的必要，主张从长远利益着想。接着又派使者去祝贺孙权称帝，再次订立吴、蜀联盟。诸葛亮努力维护吴蜀盟好关系，为南征和北伐创造了必要条件。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为蜀国制定的正确方针和外交策略。当时，三国鼎立已成必然趋势，吴、蜀为维护各自利益，只能走联合抗曹之路。
齐桓公以德报怨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在内乱中被杀。第二年，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逃亡在鲁国的公子纠都赶回国去争夺王位。结果，公子小白抢先一步回国即位，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桓公接着发兵迎击护送公子纠回国的鲁军，在乾时把鲁军打得大败，并迫使鲁庄公杀死了公子纠，交出了著名的政治家管仲，齐鲁两国就这样交下恶来。
齐国本是太公吕望的封地，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都是东方重要的大国。春秋初年，齐国更强于鲁国。桓公即位后，急于向鲁国报复，可管仲却劝告说：“身为国君，不应勤于用兵，忌恨一时之辱，否则会危及国家的安全的。”桓公不听，倚强出兵伐鲁，结果在长勺惨败；接着又与宋国联合伐鲁，被鲁国打败了，齐军无功而返。这两次战役，更使两国视若仇敌。可齐桓公却有所反省，认识到亲四邻，广结交，以德服天下的重要性。他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审定齐国的疆界，归还侵占邻国的土地，其中就有鲁国的棠、潜二邑；又准备了丰厚的礼物，派使者聘问诸侯国；还发展与邻国的经济交往和贸易往来，不征收关税和市场税；同时积极扩大武装力量，令诸侯国感到敬畏。经过几年的努力，齐国终于声威大振，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齐国虽然得到众多诸侯国的拥戴，但与鲁国却始终存在着隔阂。鲁国虽然迫于地位孤立，被逼与齐结盟，但两次打败齐国的鲁庄公却很不服气。公元前664年，山戎攻燕，燕向齐求救。齐桓公决定出兵救燕，并向鲁国请兵援助。鲁庄公口头答应了，但却按兵不动。齐桓公只得孤军深入，击败了山戎，解除了燕国的祸患。
齐桓公对鲁国的言而无信十分恼火，打算再移兵攻鲁。管仲劝谏说：“讨伐远国而攻打近邻，邻国就不会亲近我们，霸王之道就无法成就。如果鲁国受到攻打而投降了楚国，这不是一举两失吗？”齐桓公不满地说：“那就放了鲁国不成？”管仲说：“不然！君伐山戎所获珍宝器物都是中原罕见的。如果把其中一部分送些给鲁国作为周公庙的祭品，鲁必然惭愧而感激我们，别的诸侯国也会更亲近我们。”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鲁庄公果然既惭愧又感激。后来齐伐莒国，鲁庄公便命令全国的丁男都入伍，连五尺童子也不例外，共同援齐伐莒。同时，又抽调人力物力为管仲的私邑小榖筑城。各国诸侯也纷纷赞扬齐的所作所为，表示亲近的愿望。百年后，孔子谈到这事时还十分感慨地说：“人言圣人能够转祸为福，以德报怨，大概就是指的这样的事情吧！”
孙子曾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德报怨，正是这种策略。齐两伐鲁，不但损兵折将，而且招致怨恨；后来送了几件东西给鲁，反而得到鲁倾国的支持，这说明诚信、友爱在国与国交往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企业与企业间的交往亦当借鉴这种方法，才能取信于人，取敬于人。
韩亿巧答免难堪
一次，宗派尚书左丞韩亿出使契丹，当时担任副使的，是章献太后的外戚。这位副使总想找机会给章献太后歌功颂德，自己好从中捞取好处。为了显示自己，他在契丹假传圣旨，说太后告谕契丹，宋和契丹南北两朝子孙万代永远和睦等等。
第二天契丹国主接见时询问韩亿：“既然皇太后有旨，大使为何不告诉我们呢？”韩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听契丹国主如此说，就想：这一定是副使为表现自己，随意假传圣旨，此事关系到两国的关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掩盖过去。想到此就对契丹国主说：“本朝每次派遣使臣，太后都用这样的话叮嘱我们，并不是要让我们必须转达给贵朝。”契丹国主听韩亿这样说非常高兴，说：“太后如此圣明，真是我们两朝的福气啊！”
那位副使没想到自己的信口开河惹出了麻烦，本来正为自己的失言而担忧，深怕自己因此闯祸，急出了一身大汗。听到韩亿如此回答，契丹国主又这么高兴，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禁暗自佩服韩亿的应变能力。
韩亿应付意外的发问，采用了模糊语言的手法。因为皇太后并没有圣旨，作为使臣不能随便乱说。而回答没有这回事，就会危及两国关系。只有这样模糊回答，才能既宣扬了皇太后的仁德，又使契丹国主满意，化解了可能引起的事端。
韩褒缉盗
北周时，韩褒出任北雍州刺史。当时州北部的山里盗贼经常出没，为害甚大。韩褒经过秘密察访，知道这些盗贼都是当地的豪强。表面上他装作不知道，对他们厚加礼遇，说：“本刺史是一个书生，哪里懂什么缉拿盗贼，希望诸位能和我共同分忧。”暗里他又把当地那些桀骛不驯、为害乡里的人召集起来，委派他们做捕盗的首领，还划分了地段，分片负责；如果有盗贼活动而不能拿获归案，就以故意纵贼论处。这伙人一看，没有不害怕的，纷纷揭发某某盗案是某某人所为。所有作案人的姓名，都被一一列出。那些逃跑或躲藏的，逃匿的地点也全都被告发出来。
韩褒藏好了这份盗贼名单，便派人在北雍州的城门旁贴了告示说：“凡是做过盗贼的，迅速前来自首；可以免去他的罪过；如果一个月之内不自首，一旦拿获，就将公开处决，他的妻子也要赏给早来自首的人。”这个布告一出，十来天的时间，那些盗贼们纷纷前来自首。拿出名单一查对，一个错的也没有。韩褒言而有信，全部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改过自新。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盗贼活动了。
缉捕那些凶悍的盗贼，困难确实不小，韩褒采取了“以毒攻毒”的策略，有宽有严，区别对待，并且言而有信，因而很快地平息了盗贼活动。
朴正熙政变夺权
20世纪60年代初，南朝鲜政治风云变幻、社会激荡不安，形势瞬息万变。1960年4月27日，统治南朝鲜长达十二年的李承晚政权被人民起义推翻，李承晚亡命海外。5月，新政组成“过渡政府”，但对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政治、经济等重重矛盾一筹莫展。8月，在野的民主党经过大选上台，建立了以尹潜善为总统、张勉为总理的政府，建立所谓“第二共和国”。然而，新执政的民主党不但拿不出任何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办法，而且内部新旧两派斗争激烈，互相倾轧，以致在数月之内3次改组内阁，政局越加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到1960年底、1961年初，张勉内阁实际上已无法驾驭局势。
在这种混乱形势下，以陆军第二集团军副司令朴正熙为首的一批军官正在窥测风向、阴谋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政权。1960年9月10日晚，朴正熙的侄女婿、政变主帅金钟泌召集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同学、时任校级军官的少壮派军人9人，在汉城退溪路“忠武壮”饭店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军事政变。11月9日，在朴正熙的支持下，金钟泌等又聚集在朴家进一步密谋。
为了使政变得到美国的支持，1961年初，金钟泌等又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当时，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眼看张勉政府对政局已完全失去控制，便下决心换马，命令中央情报局在南朝鲜物色“新的铁腕人物”，以取代张勉政府。而朴正熙便是美国所需要的铁腕人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操纵和支持下，朴正熙、金钟泌等更积极在陆军本部、第三十和三十三预备师、第六军炮兵团、第一伞兵团等后备部队及海军陆战队扩充势力，发展组织，为政变寻找更多人支持和作更进一步的准备。
5月14日，金钟泌召集参加政变的各部队负责人在汉城菜水洞他哥哥金钟洛家“赴宴”，为军事政变作最后的商议与布置。会上决定各部队在5月16日零点以“烽火作战”为代号，佯装演习，进入指定位置，3点攻克汉城，夺取政权。在此之前，朴正熙并亲自出马拉拢汉城光明印刷所经理李学谦和光州航空学校校长李文烨上校等，印刷了政变成功后发布的布告和檄文，并准备起事后用飞机在汉城、大邱、大田、釜山等大城市散发。宴会的最后，由主人金钟泌举杯宣誓，“不成功便成仁”。
5月16日凌晨3点，一阵接一阵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汉城夜空，朴正熙、金钟泌等人拼接的6000多名“敢死队”顺利渡过汉江桥，开进市中心，迅速占领了政府、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6点，通过电台宣告军事政变成功。当天上午颁布“紧急戒严令”，冻结财政金融，封锁汉城机场和车站。下午宣布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下令逮捕所有内阁成员。紧接着，朴正熙组成了军人政权——“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为便于进退和欺骗天下，他并不直接站在前台，而是让原总统尹潜善继续当名义上的总统，确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态势；又让在军内、政界都有较高威望的原陆军参谋长张都焕兼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国务总理和国防部长，暂时借用张都焕这块招牌来诱使前线及后备部队全力支持他的军事政变。他自己只挂了个副主席的名，躲在幕后操纵。17日下午，40万前线部队发表声明支持军事政变。18日，张勉内阁辞职。朴正熙“516”军事政变取得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