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条件来说，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给予中国人说话的机会与场合。徐老师将当今的国际舞台比喻为国际性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精彩，在这个舞台上，它需要中国文化参与里头发表意见，并且起比较大的作用。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事需要中国参与解决。中国文化本来就不应该因为经济技术的落后而遭到忽视，但是西方文化取得霸权地位就是随着它的经济技术的发展而取得的，故而它们也将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世界之上，中国文化也就被轻视。现在不同了，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也同样是经济技术与国际地位的原因，西方即使还是用原来的价值观也要对中国文化另眼相看。这也为构建人类学体系提供了条件。
徐：这个我再插一下话，为什么你刚才讲时机已经到了。十年以前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萧兵和叶舒宪他们为代表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人类学的破译。尽管他们费了很多力气，什么《楚辞》啊、《老子》啊、《诗经》啊、《说文解字》啊等等，已经搞了不少了，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人类学家不承认他们的东西是人类学的东西，传统的国学那一块也根本不承认它的东西，等于是人家都把它封杀一样了。今天就不同了，今天的条件下，国学需要把它重新来构建，就是重建国学的新体系，或者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献，就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献，这非常需要。为什么于丹的《论语心得》铺天盖地，老百姓那么喜欢买，于丹现在成女富婆了，富教授了，就是人家需要，整个社会需要。你是古典的、经典的东西，人家读不懂。你说《易经》有几个人读得懂啊，老子、孔子、庄子的书，有多少人能读得懂啊。《论语》是最好读的，《论语》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经典，它就是老师上课，学生记下来。就是现在我和朱老师讲的东西，你们记下来，一万年之后可能就是新的《论语》了，对不对呀，那样的东西。孔子教你怎样当学生、怎样当老师，怎么当官，对不对？碰到了对神怎么看，我自己饭还吃不饱，还敬什么鬼神去呀，对不对呀？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很深厚的东西。但它现在是经典了。现在需要这些东西，而且确实时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人类学家在学习西方人类学当中，一定要按照人类学的这种规范去做田野，也就是到一个村，长期做田野，这一点下面我还要请朱老师谈这方面的经验。现在讲的是国学面临着新的人类学解读。
朱：徐老师这个讲得很好。萧叶他们当时为什么被冷落？这批书为什么被冷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徐老师刚才说的，时机未到。当时对于人类学的重视程度和对国学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那个年代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第二个呢，他们的话语还不完全是人类学的话语。
徐：不仅不完全是人类学的话语，而且还不通俗，但他们是这个问题上的先驱。
朱：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我认为从体系内涵上说，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探讨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构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最主要的是需要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怎样切入人类学，使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显示出一种与西方人类学主流观念不一样的精神来。第二，从中国的本土田野经验出发去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田野工作我放到后面说，这里先说第一点，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切入人类学问题。上面已经提及，与西方人类学观念比较强调对立关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和谐关系。“和谐”的思想可以进入人类学成为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中心思想。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一些国学家认为是“天人合一”，这是非常正确的。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的和谐，进而显示出对人类前途的终极思考。我在这里仅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文化来略展开作一点分析。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关系。道贵乎行，其行曰德。我在《伏羲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就《老子》“德”的语义内涵，包括本义、借用义、基本义、引申义中，包含了老子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四种关系的哲学见解，提出老子提出了具有一脉相承逻辑关系的四个原则，这就是：在人与自然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中用“啬俭”原则去协调；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用“寡欲”原则去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上用“不争”原则去进行行为规范；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则奉行“无为”原则，实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这一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老子》59章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回答：“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蚤服。蚤服是胃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深】根固氐、长生久视之道也。”（乙本。前两个方括号内文字据通行本补，后两方括号内文字据甲本补）这是一个因果链，通过这个因果链，老子将他的最初起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最终目标（社会关系的和谐和自我修养的完善）统一起来了，达到了“天人合一”。老子的最终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的“长生久视之道”，现在这条道路终于找到了：只要踩着“啬俭”、“寡欲”、“不争”、“无为”，这几个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台阶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就可到达。道家文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四重关系的和谐的深层目的，是在人类生存资源有限和发展方向不可逆转的大前提之下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
儒家思想文化的最高哲学范畴也是“道”，讲的也是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关系，当然较之道家而言，它较少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一书“道”字使用了60多次。孔子论“道”，他所说的“道千乘之国”中的“道”是治理一国之“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中的“道”是治理一家之“道”；“道之以德”和“不以其道得之”中的“道”是“道德”之“道”，但这里主要讲的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被曾子解释为“忠恕”则是内在的道德修养。至于“君子道者三”中的“道”，被具体化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对君子的素质要求，这在表层次上既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也是外在的行为规范。知、勇不仅是对于社会而言，而且也是对于自然界而言，“仁”从人从二，主要是对于他人而言，要具备这种素质，必须以一种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看法的世界观为基础，所以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要求，具有综合性的内涵。孔子的后人根据他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的针对性分别发挥了天道和人道，从而发展为两个分支：一是《大学》的思想，一是《中庸》的思想。而在天道与人道合一上，两个分支的思想则是相同的。《大学》所讲的“道”主要是讲人道的“德”，这个“德”就是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被宋儒解为“新民”，即是儒家“亲亲”思想的引申。这是讲如何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而“止于至善”，则是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大学》之传第三章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但《大学》的作者曾子也并未完全舍弃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他把“格物致知”作为《大学》的基本思想的基点，这是将人道放在天道这个大的背景下来阐述，这个基点就是建立在天与人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庸》的作者曾子的学生子思亦较注重阐明天道与人道合一。《中庸》一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将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自然与人性的关系的大纲宣布了出来，这种说法与《大学》一样，其基本前提也是承认了天与人的联系。子思继承了子贡将孔子的“道”理解为“性与天道”的思想。“性”与“天道”为什么能够合到一起呢？因为人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身体属于自然，人类的情性就是自然界所赋予的，所以是符合自然界的“道”。故而子思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子思认为，“道”就是性，就是天命。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等同，只要是循性而行，其本身就是符合“道”的。因此人的教育就要顺着人性去施教。这里提出的“中和”的境界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至高无上的境界，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也是讲“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
可见，中国文化的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与西方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西方文化讲对自然关系的突破，对他人的某种征服，而中国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之“和”，就是“和谐”。中华“元典”处处弥漫着这种精神。就举《诗经》首篇《关雎》为例，它怎么讲“和”呢？《关雎》的主题叫做后妃之德也，文王的妻子后妃，她怎么谈恋爱的。好，就这样谈。她没有谈成的时候虽然很哀怨，但是她不伤害自己，不去做极端的事，也不伤害对方。后来谈成了，她做事又不过分，所以谈恋爱都很和谐。这就是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有的人类学者提出人类学的中国存在“志国”传统，如《华阳国志》、《西南蛮夷列传》等等。这就等于当时的“民族志”。如果这么说来，也还有“搜神”传统（《搜神记》），“述异”传统（《述异记》），“志物”传统（《博物志》），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类学的，但是我感觉到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华“元典”中出发，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去寻求新的人类学思想，从《易经》、《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山海经》、《老子》、《庄子》、《论语》等等经典中来梳理中国的人类学思想，进而来反思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概念，构建新的人类学理论体系。
另外，从形式上看，话语问题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要把中国的传统中的人类学思想，将中国本土田野经验作出某种理论梳理，必须要用中国式的人类学话语。而人类学又起源于西方，你又不得不受西方人类学话语的影响，应该找到西方人类学话语与中国传统典籍话语、中国田野经验的话语之间的契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