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德斯通家人血液中那种阴郁也染得这家人的信仰阴暗，那信仰既严厉苛刻又怒气冲天。从那以后我就想：那信仰所以具有那种性质，是默德斯通先生的坚定品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的那份坚定不容他让任何人能躲脱他可以以任何借口施以的严厉处罚。就这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时去教堂时的浩荡阵势，还有那已改变了的气氛。那可怕的星期天又到了，我像是被押着去服苦役的囚犯一样首先被塞进那老位子，默德斯通小姐又穿着那件像是用棺材罩改缝的黑丝绒长袍紧跟着我；随后是我母亲，再后面是她丈夫。和以前不同了，现在没有皮果提。我又听到默德斯通小姐叽叽咕咕地应和着，并语气残忍地加重着说每一个可怕的字。我又看到她的黑眼睛朝教堂里转来转去，当她说到“可怜的罪人”时好像她正在咒骂所有的会众。我好不容易又偷偷瞅了母亲几眼，只见她被夹在那两人中间怯怯地翕动双唇，那两人分别在她一侧耳边发出的嘟哝，于她有如闷闷雷声。我又会突然满怀恐惧地怀疑：我们那位好心的老教士会不会搞错了而只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才是对的；还有那天国中的天使是不是都是毁灭一切的天使。如果我想活动一根手指或松弛一下面部肌肉，默德斯通小姐就会用她的祈祷书戳戳我，弄得我肋骨好疼。
是的，当我们走回家时，我又发现邻居们看着我们母子俩并悄悄说着什么。当他们三人臂挽臂走在前面我独自掉在后面慢慢跟时，我随着这些人的目光看去，又怀疑母亲的脚步是否真不如我以前所见的那样轻盈，还有她的美好容颜是否也真的几乎为忧愁而吞蚀尽了。我又猜想，不知邻居是否像我一样也记得在从前的日子里我们——她和我——是怎样一起走回家的；我傻乎乎地在那可怕的凄凉日子里整天想着这一切。
有几次在不经意时，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提起了送我去上寄宿学校的话题，母亲自然也表示了同意。不过，这事没任何结果，那时我还在家里上课。
我决不会忘记那些功课。名义上是我母亲管我的功课，实际上是由默德斯通先生和他的姐姐主持。这两人总是那时在场，把我做功课当成教训我母亲学习那混账的坚定的好机会，那混账的坚定正是我们母子生命的毒药。我相信，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被留在家里。当只有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时，我学习得很轻松，也很乐意学。我还依稀记得我是怎么在她膝盖上学认字母的。至今，我看到初级读物中那些胖乎乎的黑体字母时，就仿佛又看到它们当初出现在我眼前时的那些怪怪模样，O，Q，还有S都多么和气。它们不让人生出半点厌恶和勉强情绪，相反，我好像是在母亲温和的声音伴随着，并在她温和的态度鼓舞下，一直沿着开满鲜花的小路走到那本鳄鱼书。可是接着下来的那些死板功课呢，我记忆中它们对我的安宁就像是毁灭性的一击，是每日的惶苦役和灾难。它们总要进行得好久好久，有好多好多，又好难好难——对我来说，它们有些都是无法理解的——我相信，我母亲和我都被这些功课弄得惶然不知所措。
让我回忆当时通常的情形吧，就记记一天早晨是什么样的吧。
早饭后，我带着书、一本练习簿和一块石板来到那第二好的客厅。母亲已在她的书桌边等着我了，但更着急地等着我的是坐在靠窗安乐椅上的默德斯通先生（虽说他假装在看一本书），或是坐在母亲身边串钢珠的默德斯通小姐。一看到这两人使我受了如此大的影响，我竟开始感到我花了那么大力气记下的单词都溜掉了，都溜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真的，我不知道它们溜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把第一本书交给我母亲。或许是本语法，或许是本历史，或许是本地理。把书交到她手上时，我拼命朝几页书上看了最后一眼，并趁我还记得时就用赛跑的速度一个劲得背。我背错了一个词，默德斯通先生便抬起眼皮看着我。我又背错了一个词，默德斯通小姐便抬起眼皮看着我。我脸红了，结结巴巴，背错了半打单词，终于停下。我想，我母亲准会把书给我看看，如果她敢的话，可她不敢。她只是柔声柔气地说：
“哦，卫卫，卫卫！”
“啊，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说，“对这个孩子必须坚定些。不要说‘哦，卫卫，卫卫’，那是对小孩的做法。他要么就知道他的功课，要么就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默德斯通小姐恶声恶气地插言道。
“我真担心他不知道。”母亲说。
“那么，你知道，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答道，“你应该把书还给他，教他知道。”
“是啊，当然是啊，”我母亲说，“我正是想那样做，我亲爱的珍。好了，卫卫，再努力一次，不要糊涂哦。”
我遵照这教诲的头半部分，又努力了一次，但执行那下半部分时却不怎么成功，因为我糊涂得不得了。还没背到先前背不下的地方，我就开始出错了，而上次我还能正确地背出来呢。我只好停下去想。可我不是想我的功课。我做不到这点。我想的是默德斯通小姐帽里的兜网有多少码，或默德斯通先生的晨袍值多少钱，或一切与我无关而我也不想与其有关的可笑问题。默德斯通先生不耐烦地动了一下，我早就等着他这么做了。默德斯通小姐也同样动作了一下。我母亲很服从地看了他们一眼便把书合上并把它放到一边，准备等我把别的功课完成后再来补这笔欠账。
很快，这笔欠账就像滚雪球一样积了好大一堆。欠账越多，我越糊涂。情形就是这样令人失望，以致我觉得我已陷入一个荒谬的泥淖而我又已打消了一切脱身的念头，听任命运左右了。我结结巴巴尽出错时，我母亲和我无比沮丧地对看的样子真是令人伤心。但是，这令人痛苦的功课中最令人痛苦的仍是当母亲想努努嘴给我暗示时（她以为没人会注意她）。就在那时，一直在专心致志等着这事发生的默德斯通小姐用很低沉的声音警告道：
“克拉拉！”
母亲一惊，脸色都变了，充满畏意地笑笑。默德斯通先生从椅子上起身，拿起书朝我扔过来或用书扇我的耳光，然后揪住我肩膀把我搡出了房间。
就是功课做完了，还有最糟的事以运算形式出现呢。那是专为我设置的，由默德斯通先生口授给我。它是这么开始的：“如果我来到一家奶酪店，买了五千块双格罗赛斯德奶酪，每块价为四个半便士，应付多少钱？”——我知道默德斯通小姐暗地里为这挺高兴的。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也没能在这些奶酪上想出个名堂，或找到一线光明；由于石板的灰钻进了我的毛孔，我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血儿。薄薄的一片面包帮助我摆脱了那些奶酪，然后那一晚我都觉得屈辱万分。
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那倒霉的学习大致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默德斯通姐弟在一旁，我本可以学得很好，可他俩对我的影响就像两条毒蛇对一只小鸟的影响那样神奇。就算那个上午我能获得也还算过得去的成绩，吃晚饭时也得不到什么优待；因为如果我无意中表现出没什么事干，默德斯通小姐是决不会容忍我无所事事的，她就会用下面那些话来提醒她弟弟注意我：“克拉拉，我亲爱的，没什么可以比得上工作了——让你的孩子做点练习吧。”这一来，我立刻被压上新的劳役。至于说到和年龄相当的孩子们做游戏，那是很希罕的事，因为在默德斯通姐弟的阴郁神学观念看来，所有的小孩都不过是一群毒蛇（虽然在圣徒中也有过一个小孩），并坚信他们会将毒性传给彼此。
被连续不断地这样对待着过了六个多月后，我想，我变得阴郁、迟钝、拮据也是必然的结果。感到和母亲日渐疏远生分也是一个原因。要不是有那一件事，我想我准会变得完完全全蠢头蠢脑了。
那事是这样的。我父亲在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些书，家里从没人去为它们操过心。由于那间小房间紧挨我的卧室，我可以很容易拿到它们。就从那间无人管理的小房间里，走出了罗德里克·兰顿、皮尔格林·皮克、汉弗来·克林克、汤姆·琼斯、威克菲尔教区的牧师、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鲁滨逊·克卢索这么一群显赫人物，他们都把我当做朋友。他们保全了我的幻想，保全了我对某些超越于我当时处境的东西的希望。他们——还有《一千零一夜》和《精灵的故事》——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害处，就算那些书中有些是有害的对我也没害，我一点也没发现那害处。至今我还为此惊讶，当时在那么繁重的问题包围下，我得苦思还错误百出，却能找到时间读那些书。我觉得奇怪，在那些微不足道的苦恼之下（当时我觉得那些苦恼巨大），还能把我自己想象成喜欢的那些人物，把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比做所有的那些坏人，而使自己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我曾经在整整一个星期里把自己当成汤姆·琼斯（一个孩子的汤姆·琼斯，一个没有半点害处的人物）。我确信我一连一个月里按我心目中的罗德利克·兰顿。我贪婪地读着当时书架上放的那些有关航海和旅游的书——现在，我已不记得那些书名了；我还记得，我曾日复一日在我们那房子中属于我的领地上走来走去，用一根旧鞋楦的中轴武装着我自己，俨然是大英皇家海军的佚名舰长，在被野蛮人的围攻危急前，决心献身也在所不惜。那个舰长从未因为不知拉丁语法而被扇耳光从而失去尊严。我曾那样过，但无论活着还是死去，舰长就是舰长，是个英雄，尽管世界上有种种语文的种种语法。
这是我唯一的也是经常的安慰。想到这时，我脑际中总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夏季的夜里，孩子们在教堂的院子里玩耍，而我却坐在床上拼命地看书。在我心目中，附近一带的每一个谷仓，教堂里的每一块石头，教堂院子里的每一尺土地，都和这些书有关，都代表这一书中某个有名的地方。我曾看到汤姆·派普斯爬到教堂的尖顶上，我曾注视着斯特莱普背着行囊在侧门停下来休息；我还知道就在我们那小村子的酒店厅堂里，特伦宁舰长正和皮克尔先生开着会。
读者现在和我一样明白，当我再一次回忆起童年生活中那一段日子时，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一天早上，当我挟着那些书来到客厅时，我发现母亲满脸焦虑不安，默德斯通小姐样子坚定，而默德斯通先生正在往一根棍子的一端捆扎什么东西——那是一根很有韧性的棍子。我一进屋，他就不再捆扎了，而是把那玩艺扬起来在空中抽打。
“我告诉你，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说，“我曾经常挨鞭子抽。”
“就是的，当然。”默德斯通小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