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堕落到和这些人为伍，把这些每天的工友和我快乐童年时代里那些伙伴比较一下，眼看我那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物的希望在我胸中破灭，我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当时那种完全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在我所处的地位上所感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我，我相信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爱好的、引起我们想和竞争心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并永不复返，我那年轻的心因之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诉诸文字的。我整个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巨大，即使到了现在，我已出了名，受到别人敬爱，生活愉快，在睡梦中我仍常忘掉我有爱妻和娇女，甚至忘掉自己已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段岁月中了。”我们在《大卫·科波菲尔》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对这段经历的详细描述，不过鞋油店换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当我们读到小大卫发现自己要和米克·沃克尔和白粉、土豆为伴时，他深感痛苦，泪水掉进了他洗瓶子的水中，这时，我们联想到作者的经历时，怎么不为之心动、落泪？我记得，当译到这一段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写下去，泪水几次把稿纸打湿。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个孩子心底的呻吟——和嘶喊不同，这呻吟拨动了人心底的细弦，使其颤抖，就像眼看一株弱小的嫩芽在暴虐中无力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又不能不看一样的让人心碎。幼小心灵受的创伤比饥馑、疾病甚至夭亡还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点，他在后来做了努力，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往往效果不佳，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因这创伤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悲剧，这些都已由批评家们作过介绍了。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笔财富，他不仅因此了解了伦敦下层社会，还以其经历为素材写成了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大卫·科波菲尔》——尽管许多批评家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中有许多查尔斯·狄更斯的“自我”，所以虽然狄更斯反对人们把这本书说成他的自传，而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仍将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了解了狄更斯的童年后，我们也对这本书的创作素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狄更斯的童年，可是却有一点明显与狄更斯生世不符，那就是大卫出生时已丧父，九岁时又丧母。而狄更斯写这部书时（一八四九年动笔，一八五一年完成），其父母均健在。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偶或会有完整的家庭，但决不会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儿。也许这正是他心底深处对父母不满而生的反感，借书来做反抗。而在这本《大卫·科波菲尔》里，孤儿就更多了——主人公，萝莎·达特尔，玛莎，特拉德尔，爱米丽，斯梯福兹，尤来亚，安妮·斯特朗，爱妮丝，朵拉，甚至大卫的母亲克拉拉·科波菲尔，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汉姆，他们不是幼年便父母双亡就是失父或失母，都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
在狄更斯笔下，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家庭关系变成很珍稀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孤儿们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需要什么？当然是安全感和被爱的感受。在狄更斯笔下，给能予孩子安全感、能给予爱护的、能教诲儿女的全不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人，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皮果提先生、姨奶奶等。总是有这样的人物给孤儿提供一个避难所，让无助的孤儿能在那里栖身、得到教育、得到爱抚。
弗洛依德对《大卫·科波菲尔》非常感兴趣，并因这本书而对书的作者“深感钦敬”，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本书对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做了很出色的表现。狄更斯本人也许根本不像劳伦斯那样意识到潜意识里的对父亲的反抗和对母亲的依恋，但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深深感到：活着的父亲几乎都不是好父亲，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断送儿女前程；而活着的母亲尽管也都不是好母亲，但她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们善良，尽管她们不是那么有学识。大卫的婚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证明。大卫爱朵拉，就因为后者和他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好看而没头脑的大娃娃，她和他母亲的优点一样，缺点也相同，所以成了大卫心目中母亲的替代。后来，爱妮丝出现，更多地取代了一个有理智、高智力的父亲地位。因为狄更斯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融入了写作，他一直希望得到母亲多多的关注和爱抚，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严肃认真、有责任感的家长。
所以，从人物关系处理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大卫·科波菲尔》也集中表现了查尔斯·狄更斯对家庭的看法和理想，无不留下悲惨童年的烙印。
写这本书之前，狄更斯已写出七部长篇和许多中短篇，成为一个声誉很高的作家了（这就难怪书中的大卫看来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者）。他的艺术手法也更趋熟练，可谓“炉火纯青”。和以前的七部长篇一样，这本书是以连载方式一章章写，一章章刊出的；所以几乎每一章都可自成一个故事。但和以前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经过了较长的酝酿阶段。一八四七年，福斯特看了狄更斯的自传后，就认为可以写成部小说，并建议狄更斯这么做。狄更斯答允考虑这建议，但两年后方动笔。这两年里，他当然也对书的情节、主线有过推敲，但按他的风格来看，这并不是他迟迟不动笔的主要原因（他一贯信手写去，并无详细计划或固定路子，而是听凭自己创作冲动，在纸上狂舞。一句话，他有主导思想，但无构思）。我认为迟迟不动笔的原因是他怕回忆的痛苦。他在《自传》中这么写道：
“我从来没有勇气回到我的奴役生活开始的地方去。我再也没有看见这个地方。我也不能忍受走近这个地方。多少年来，每当我来到这一带，我就绕路而行，以免闻到黑鞋油的瓶塞上加胶泥的那种气味，它使我想起我从前的经历……就是在我的大孩子能说话以后，我从区政府旁的老路走回家时还会落泪。”
要把这段痛苦再现，就像揭开伤疤一样，狄更斯犹豫了。但他终于写了，而且他因着对小人物的无比同情要给大卫和许多孤儿一个较好的或较美的结局。许多后来的批评家常指责狄更斯为了迎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需要而以大团圆来结束他的著作，因为他们都看到狄更斯在揭露那个社会的腐败、黑暗时有多么深刻、机警，便认为他也一定会以同样洞察的能力和入木三分的笔力来写出他小说中主人公们不可避免的悲剧，但是他们往往失望了，便指责他。我不认为批评家们的指责是苛求，但我总认为这种指责有些太勉强狄更斯。童年的不幸，青年的坎坷，中年家庭的不和，对他刺激太大，他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美好世界，又有什么不对？又为什么要剥夺他这份幸福？而且，他那种大团圆虽使成年人看了觉得有点别扭，但他的儿童读者读后不是也从此对这个未知世界有了美好向往并愿为之努力吗？事实上，他的许多以大团圆结尾的小说不都是在我们幼时就被列为最喜爱的读物吗？读他的书，我们可以感到他怀着的热忱，他时刻的爱憎，他好像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笑、哭、愤怒，我们不能不分享他的感受。一个作家，能令读者与他同喜同悲，还有比这更令他向往的成就吗？
读《大卫·科波菲尔》也和读狄更斯的其他小说一样，人们感到每一个人物——从主人公到没说过话的狱吏——都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狄更斯极会渲染气氛，方法就是细节刻画。如他在写默德斯通先生给大卫上课时，出了这么一道题：“如果我上干酪店买四千块格洛斯特双料干酪……”只有他会详细写出是“格洛斯特的双料干酪”，可这正好更生动衬托出默德斯通的性格——刻板、有意要为难大卫。他描写大卫的宴会，其中每种菜都描写得丝毫不爽，而这也就更使人感到真切，有如身处其中。你可以指责他太注重繁文缛节的描写，但你不能不承认，如果抽去这些细节详尽的描写，你又怎么能放下《大卫·科波菲尔》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还记得克拉拉、姨奶奶、希普、米考伯，还有那个旧衣商？能这样丝丝入扣描写细节，可见狄更斯是一位观察力和感悟力多强的人。他借助他的笔把他的丰富感受告诉了读者，令读者和他一起在喜怒哀乐中沉浮。
《大卫·科波菲尔》出版后，狄更斯达到了他事业的顶点。这本书一版再版，为狄更斯带来滚滚财源，也为他带来更高声誉。狄更斯终于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沉郁借《大卫·科波菲尔》做了宣泄，在那个“自我”身上，他塑造了他的童年梦想——不屈不挠，努力奋斗，成为作家，拥有爱妻的温暖的家。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讽刺人。狄更斯的家庭并不美满，这其中狄更斯的分裂人格也应负主要责任。不幸的婚姻使他不胜悲郁，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大卫·科波菲尔》后，除了《远大前程》外，狄更斯的作品都贯穿了一种忧郁，连结尾也都较暗淡（如《艰难时世》，《双城记》等）。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狄更斯为《大卫·科波菲尔》一八六○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一句话结尾：
“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1995年10月30日
石定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