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的定义是这样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习以为常地努力，始终专注于工作。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赞扬的美德之一，也是永远值得尊重的一种美德。
大体来说，衡量一个民族勤劳的因素，包括长度、广度和厚度三个方面。换言之，它有长度、广度两个外延和厚度一个内涵。所谓长度，是指持续劳作时间的长短；广度指的是勤劳人数的多寡；厚度指的是“出于本性的勤劳”和“持续专注于工作”所投入的精力。将三方面相结合，便可以得出一个民族是否勤劳的结论。偶尔旅行和长期侨居的人，对中国人其他方面的印象也许大相迥异，但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勤劳这一印象是一致的。外国人初到中国，他们的第一印象会让他生出这样的想法：这个民族正在社会事务中践行着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格言“全力以赴，锲而不舍”。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几乎看不到无所事事的人。中国有为数不多的富人，他们衣食无忧，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悠闲。他们工作起来全情投入的程度，仍不亚于白手起家的时候。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下面让我们看看，不同阶层的人的勤劳表现吧。
西方人很难认同中国的教育体制，其弊端不容忽视。这种制度对那些有钱买取功名的人，后门永远洞开，这无疑极大地损伤了读书人的积极性。但这还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影响。事实上，几乎每个省都在抱怨，合格的候补人员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从低到高，各级考场人满为患，常常存在万人竞争一个职位的现象。但这种制度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勤奋，别无回报。试想一下在考试这座独木桥上考生所付出的心血，对中国读书人的勤奋劲头你便有了一个鲜明的概念。
《三字经》里记录了不少勤学不辍的故事，囊萤映雪、牛角挂书等故事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不同程度地效仿着。很多情况下，有的人一旦初获功名就会放弃往日的勤奋。但中国人是不会把这类人称作“士”的，只有那些在荆棘丛生的狭窄小路上勇往直前，直至功成名就的人，才配得上这一荣耀的称呼。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祖孙三代同场赶考的场景。读书人毕生奋志科名，终于在八十高龄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1889 年春，《京报》上刊载了几份奏折，内容涉及年老的乡试考生。其中，来自福建的奏折里写道，当年通过秋试的考生有九位年过八旬，两位年过九旬，他们的文章构思严谨，笔力遒劲。这些老年考生进学已六十年，所以即使他们三考仍不中，也会被授予名誉学衔。河南的地方官上奏，秋试中的考生有十三位年过八旬，一位年过九旬，“历经了九天的艰苦考试，文笔练达，毫无暮年之色”。但这惊人的记录与安徽省相比，简直不足挂齿。安徽省年过八旬的有三十五名，九旬以上的高达十八位！除了在中国，哪里能见到这种求学奇观？
与读书人不懈的勤奋相比，中国农民的勤劳一点也不逊色。农民的活计就像主妇手中的家务，没完没了。在中国北方诸省，农民一年忙到头，除了隆冬时节，没有丝毫空闲。无疑，世界各地的农民大抵都是忙碌的，但与中国农民相比，他们的那一点活计简直难以望其项背。
自耕农要尽心竭力地料理好每一棵白菜，除掉上面的每一只害虫，并要不辞辛苦地驱赶无穷无尽的蝗虫。而佃农们更是要长年累月为地主劳动以换取些微的口粮。农民们不得不寻找许多琐碎的活儿干，以保证一家老小填饱肚子。无论你几点行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身形佝偻的农民身背竹筐，手拿叉子，在路上来回寻摸，希望能有机会捡到一些粪。当没有其他紧要事情时，捡粪便是一件恒久不变、永远也干不完的活。
在中国随处可见为生计所迫、白日黑夜连轴转的人。在天津，冬季里河封冻后，那些无事可做的船夫便去拉冰橇载人载货。冰橇运输价格低廉，但速度极快。同样，某些地方的农村人在农闲时盛行编草帽、编穗带。如今，这些物品已大量用于出口。中国妇女们好像总是在纳鞋底，即使在村头巷尾聊天，她们手中也在不停地穿针引线或者纺线。总而言之，她们一刻也不得闲。
中国的商人和雇员可谓不知疲倦。中国的伙计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们假期很少，工作十分繁重，只能偶尔忙里偷闲。虽然在西方，当雇员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但与中国的伙计相比，西方的雇员简直算得上悠闲了。
中国的商店开门早关门晚，店里采用繁琐的复式记账法，账房先生经常要忙到深夜，才能把收支的账做完。店员们如果闲得无事可做，便会坐下来挑拣铜钱，为的就是能找出一枚罕见的来卖个好价钱。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最劳累的阶层，竟然是那些备受羡慕、每个有志者都趋之若鹜的官吏阶层。各级中国官吏每天要处理的公务，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让人吃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公务从案卷处理到具体实践，官员们都要负责到底。
我们那些每天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的公会组织，看了下面这段日程表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这份日程摘自北京外国使团一名翻译所写的关于一位杰出的中国政治家的报告。“我曾跟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交谈，他抱怨因工作严重超负荷，导致他疲惫不堪。他介绍说，他每天早上两点出门，三点到六点在宫中值班，六点到九点上朝议事，九点到十一点作为兵部要员到兵部处理公务，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作为刑部大臣到刑部办公，下午两点到五六点作为外务部高官的他还不得不待在外务部办公。这些都是他的日常工作。此外，他还得争分夺秒协助其他部门处理一些临时事务。他很少能在晚上七八点前回家。”在这次谈话的半年后，这位官员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而离世。同样的悲剧仍会发生在中国其他许多官员身上。这些官员前赴后继，为政府付出了很多辛劳。
上文中我们说过，勤劳的长广度包括劳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勤劳人数的多寡。事实上，在中国人身上，这两个特点都非常突出。一过半夜，中国人新的一天就开始了。当欧洲的皇族们还沉睡在梦乡中时，中国的皇帝就已经开始早朝了。
上行下效，天子被他的臣民不同程度地效仿着。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或者上海的碾米工，乃至北方各省的棉纺工和磨面工，统统都是起早贪黑的。早起的旅人，在破晓前出门，常常可以遇到一些从数里外赶来的乡下人。他们在夜色中支起摊位，等天一亮，就开始卖菜。西方人还在吃早餐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夏日清晨五点半，漫步在上海的主干街道，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你感受到东西方人之间强烈的反差了。那些在临江建起的高楼大厦里办公的气派非凡的欧洲人，此刻踪影全无，路上却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亚洲人。要再过数小时，西方人才会加入到这水泄不通的人流中，开始他们悠闲的工作。而此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活了。
德庇时爵士（John Davis）对中国人热爱劳动的评价再准确不过了。他说，这表明中国政府成功地让其臣民满足于现状。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身上最突出的特质之一，要理解这一特质，读者必须经过长期观察和仔细考量。
接下来说说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中国人属于亚洲人群，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是亚洲式的。如果我们试图用西方人的模式来改造这个雄浑有力的民族，那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很显然，他们缺少我们高度推崇的“热情”。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即使没有《圣经》的指引，也懂得满怀热诚地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然而中国人深受历史悠久的宗教和哲学的双重影响，始终四平八稳。他们得益于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诸神一样，从容淡定，不慌不忙。
于是，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将来如果白种人和黄种人陷入一场无可避免的激烈竞争中，那么谁将铩羽而归呢？
所罗门说过这样的箴言：勤劳可以致富。如果这一论断正确，中国人理应是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毋庸置疑，如果他们具备全面的美德，而不是“常常”缺乏那些被视为“常德”的品质，那么，他们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当中国人将诸如“诚信”等美德重新纳入他们的道德意识中时，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勤劳，必将很快收获应有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