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下达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这是一次人民解放军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规模空前的战役。这一天，又传来了中原解放军占领南阳的消息。欣喜之余，******大笔如椽，一挥而就，写下一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文章一开头，就将风卷残叶般的解放战争和发生在南阳的著名历史掌故自然而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开门见山地概述了当前的战争形势和古城南阳的战略地位：
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
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在这篇不朽的新闻稿引导下，我走进了久已仰慕的名城南阳——一个素有“南阳盆地”之称、人们将其比作“大碗”的兵家必争之地，一个用画像石、画像砖、陶狗等“南阳汉文化三绝”装饰的神秘莫测之地，一个张衡、张仲景和诸葛亮等“南阳三贤”光被四表的人杰地灵之地，一个曾是冠盖云集、第宅相望而被称为“帝乡”的极尽繁华之地。
北控汝洛，南襟荆襄，西通武关，东连江淮，使南阳自古以来都是战略要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发生于此：西汉末刘玄在此称帝建都，东汉末张曼成率黄巾军在此与官军激战八月，唐末黄巢起义军占领此地，元末红巾军与元军大战于此并击毙大司农铁木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在此转战十年之久，清咸丰年间捻军与太平军联合在此击败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此发生新野大湖坡农民暴动和桐柏农民暴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了邓县战役、宛西战役和宛东战役。对于南阳来说，在所有这些历史事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刘秀为推翻王莽政权而起兵于斯。
事件起因于西汉末年。掌握着朝廷大权的外戚王莽，将一个年仅九岁的孩子刘拥立为帝，五年之后，又毒杀了这个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小皇帝。不久，他索性废黜了继位的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篡政以后，吏治腐败，贪官遍地，灾荒连年，盗贼蜂起，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生灵涂炭，官逼民反，王莽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维持十四年后，各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中名为绿林和赤眉的两支义军纵横中原，声震天下。一些豪强地主和刘姓贵族也乘机举兵反莽，以图“复高祖之业”。这股反莽浪潮将两位高祖后裔裹挟于其中，他们是兄弟俩，刘秀与其兄刘。
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汉高祖九代孙，汉景帝庶子长沙王刘发的后人。他生性喜爱种植庄稼，年轻时在长安拜师学习过《尚书》。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刘秀与其兄决定起兵反莽，刘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刘秀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同时起事，组织了“舂陵兵”。这支舂陵兵后来又与绿林军下属的平林、新市农民军联合到一起。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人拥戴破落贵族刘玄即位称帝，重新将国号改“新”为“汉”，年号为“更始”，刘被任为大司徒。绿林军中新市、平林、下江等各路义军都统称为汉军，首领就是刘、刘秀兄弟。
在刘氏兄弟率领下，汉军气势如虹，接连攻占昆阳、定陵（今河南舞阳）和郾城，并以此为屏障进击宛城，矛头直指洛阳。为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而手忙脚乱并显得捉襟见肘的王莽，顿感中原情势危急，于是集中了全部兵力，再加上抓丁充数的民夫，共拼凑了一支号称百万之众、实为四十二万兵的浩荡大军，由其亲信大司徒王寻和大司空王邑率领，从洛阳出发直扑昆阳。
据说为壮军威和振声势，王莽还特地挑选了一个身高一丈、名叫巨无霸的巨人，带领从上林兽园中放出来的一群象、虎、豹和犀牛，走在军队的前面。这支“****联军”在行进之中，旌旗蔽天，辎重盖地，黄尘滚滚，千里不绝，部队的组成神奇莫测，强大的阵势前所罕见。
强大和神奇成为先发制人的一种威慑。官军未到，昆阳守军中的将领已出现了人心涣散的迹象，有人主张弃城逃跑，有人提出不如携带妻室各自回家。的确，以八九千人的寥寥兵力，来对抗狂飙般的数十万大军，不啻以卵击石，也难怪这些农民将领流露出来的恐慌心情。
就在这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一个在将士们看来平时是那么谨慎厚道的文弱书生，却坚定地站了出来，说服和鼓动大家坚守昆阳，伺机击败来敌，并提出了守城、调兵、反攻、取胜的作战方案，这个书生就是刘秀。
王寻和王邑的几十万大军，把一个本来就不大的昆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主帅一声令下，城的四围顿时万弩齐发，杀声震天，“云车”
攻城，“冲车”撞门，如同一股平地而起的巨大沙尘暴，急欲将这座城市吞噬和摧毁。然而守城的汉军将士斗志高昂，奋勇杀敌，一次次打退了王莽军的进攻，大挫他们的士气。正当守军力量逐渐减弱、形势日益严峻和险恶的时候，突围出城的刘秀集中了定陵、郾城两城的全部兵力前来解围，及时赶到了昆阳城外。
救援的义军在离王莽军不远处修筑阵地，奔袭官军，刘秀身先士卒，亲手斩杀几十人。将士们对这位平时看到小股敌人都胆怯，现在面对大敌却如此勇敢的刘将军倍加敬佩，他的英雄行为也大大鼓舞了士气。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刘秀又亲率三千精兵，在拂晓前向王莽军中最重要的中军发起攻击。毫无准备的王寻、王邑仓皇带领万余兵卒出来迎战。在激战中义军将士愈战愈勇，士气不振的王莽军四散溃逃。王寻在混战中被斩，王邑寻路而逃。兵无主帅，王莽军大乱，昆阳城内外的义军里应外合，全线出击反攻，拥有几十万兵的王莽大军立时瓦解。
昆阳之战判处了王莽政权的死刑。战后仅三个月，起义军就攻陷长安，王莽被乱民所杀，新朝宣告灭亡，更始帝刘玄随即北都洛阳。
尽管南阳已非复都城，后来也无缘成为东汉京都，然而它在东汉开国史上谱写的浓墨重彩的一页，却永远留驻于史册了。南阳是更始帝刘玄的故都，当年绿林军在郡城东南白河沙滩上筑坛拜将，拥立刘玄登位称帝；南阳又是汉光武帝刘秀发祥地，刘秀生于斯，起兵于斯，追随他打天下的“二十八宿”，近一半是南阳人。南阳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帝居”、“南都”的雅称。
东汉时期的南阳城内，皇亲国戚，络绎不绝，王侯将相，第宅相望，雍容华贵的气派和繁华奢侈的景象，并不输于国都洛阳。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其作品《南都赋》里，曾以高昂充沛的激情和酣畅淋漓的笔墨，从全方位的视角盛赞了其家乡南阳“于显乐都，既丽且康”，在历史的画面上展示了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民康物阜、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象。虽然南阳在曹魏三国时期惨遭破坏，但在唐朝大诗人李白笔下的《南都行》中，南阳依然保持着一派盛世大都的面貌：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廛。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余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
然而，沧桑陵谷，世态万变。当晚唐诗人皮日休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南阳时，看到灾年后的“帝居”已变得满目荒凉。在不胜叹喟之余，诗人吟下一首《南阳》诗：
昆阳王气已萧疏，依旧山河捧帝居。
废路塌平残瓦砾，破坟耕出烂图书。
绿莎满县年荒后，白鸟盈溪雨霁初。
二百年来霸王业，可知今日是丘墟？
二战争给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创造了机会，而争斗又为凯旋归来的开国功臣布下了陷阱。由于刘、刘秀兄弟威名太盛，功高震主，使更始帝刘玄虑为心腹之患，加之自负而大意的刘恃功争权，终被借故杀害。城府深沉的刘秀得讯后，以韬晦之计应付这一突发事件。他特从前线赶到都城谢罪，在与同僚言谈之中，除了深刻地责备自己外，只字不谈昆阳战功，也不为兄长服丧，言行举止一如往常。小不忍则乱大谋，从小耽于儒学的刘秀宁可晚上泪湿枕席，白天却依然强颜欢笑。在兄长刘被谋杀后的日日夜夜，他只能苦苦地忍耐着和悄悄地观望着，但他深信紧握在自己拳头中的历史机遇是不会从指缝中滑出去的。
刘秀的巧妙表演赢得了更始帝的信任，迁都洛阳后，他被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行大将军事，奉命持节征伐河北。天赐良机，让刘秀得以脱离樊笼；天高任鸟飞，使他终于有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他在“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在当地豪强和官僚的支持下，刘秀镇压并收编农民起义军，击败王郎割据势力，逐渐在河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基础力量。随着这股力量的迅速壮大，他不再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而就在这个时候，才略浅疏的刘玄再也无法统驭绿林军了，朝廷已成为一盘散沙。不久更始政权内哄，四方背叛。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更始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在诸将拥戴下于县南（今河北柏乡县北）筑台称帝，重建汉政权，建元建武，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建武六年，他统一关东，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天水、巴蜀。历经十二年，刘秀终于削平群雄，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
刘秀称帝之地县后来改名为高邑县，筑台的土坡也改称千秋亭五成陌。明嘉靖年间，高邑知县周至德对筑台遗址进行寻访，并认定该县南二里花园村西南隅就是刘秀称帝处，遂建碑并题“千秋台”三字。一传十，十传百，不管真假对错，“千秋台”遗址引来了明清一代代诗人，先后在碑前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篇诗文。明诗人李标之诗《千秋台》云：
城古邑几时开，汉业千秋尚有台。
大陆关河宜北望，太行形势自西来。
秋深禾黍皆成穗，雨后田园半是苔。
白水真人何处者，高天吟眺独徘徊。
胸怀大志的光武帝，当然不想做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不过他毕竟是从农民一步登天的，极需要学习和汲取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术，而西汉先帝“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
的方针，给予他十分有益的启示。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旗帜，在建立政权后进行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而他对西汉先帝并非亦步亦趋，在继承西汉制度和政策时有因有革。光武帝对内以柔道治国、允冠百王、整顿吏治、安定民生为方针进行政治改革，对外则平西羌、服匈奴、抚西域、交东夷，积极处理好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的关系。
为巩固中央集权，刘秀一方面在抑夺三公职权的基础上，建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新体制，使全国政务都经过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他还大力推行“精兵简政”，下令全国各县合并精简至四百多个，使吏职人员减省至十分之一。史载：
“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九百余年后，从光武帝的影子下走出另一个历史人物，就是那位以杯酒之功夫而得天下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他的做法看似取自光武帝的经验，其实却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他是以牺牲军力、国力来保全他的江山的。
“安民”是刘秀深谋远虑的另一件大事。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刘秀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使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较之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促使大量流民返回农村，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他努力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许多奴婢幸运地免为庶人。皇帝亲自出马解决奴婢问题，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罕见。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诏州郡，要求对天下垦田、户口、百姓年龄作一次检查核实，史称“度田”。然而在清查过程中，官家豪族“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而郡县守、令“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虽然处死了度田不实的十几名郡守，但刘秀还是不得不向豪强国戚让步，度田工作只好半途而废。
一系列整顿的结果，使东汉经济明显恢复，政治也相对稳定。刘秀完成了中兴大业，史称光武中兴。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曾经熟读经书的饱学之士，又在安邦治国中运筹帷幄且卓有成效的皇帝，却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亦即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谶纬的也得治罪，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
谶纬是汉代方士所造作的一种依傍经术的书籍。王莽曾大量制造图谶，将零星的谶语汇成篇籍，而刘秀是应图谶《赤伏符》即帝位的，据说图谶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他即位后更加崇信谶纬，并用谶纬来决定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在皇帝的倡导下，研习谶纬形成一股风气，谶纬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当帝位传到第三代，汉章帝即位之后，更召集诸儒于白虎观，会议上引谶纬以释经，并令班固结论编辑整理为《白虎通义》。《白虎通义》是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自此谶纬也成为汉王朝的神学正宗。
东汉前期思想界的荒诞迷信较之西汉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文化中蕴涵的理性精神几乎遭到彻底的封杀。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又说，“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
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中，首先起来进行勇敢反抗的是桓谭。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掌顾问应对）的桓谭是个博学多艺、熟谙五经的学者，见“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就上疏批评：“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力主祸福在人不在天，应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针对是时流行的精神可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决定形体的观点，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指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他深入浅出地以火与烛的关系来说明人的思想、精神对人的形体的依赖关系。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对《新论》予以极高评价，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在《咏桓谭》一诗中简洁地概况了《新论》的精髓：
桓谭新论有高见，王道之治衣食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