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时上层媚外，下层排外，讨好上层，下层骂，讨好下层，上层怒，谁去都是背黑锅。当时外国人正想找借口开战，以便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利益，民众正期望官府能伸张正义，打击洋人，扬眉吐气。不管怎么处理，骂名终归是自己的。
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挺身而出，在国危时艰之时，当仁不让地把这个最难处理的烫手山芋接在了手里。
当时清廷积弱积贫，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不得不忍辱求全而勉为其难地去与洋人周旋，与民众使心计，以使达到西太后所希望的“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最后，他不得不考虑当时局势和国力，为避免更大的民族悲剧而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几近身败名裂。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清史稿》）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
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国藩自己也深为苦恼，“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声名尽毁，抬不起头来。但又有多少人明白曾国藩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呢？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自己身败名裂一事，并不多作辩解。只在后来与人信中，说到此事，才剖白心迹：
……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唯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唯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可以看出，曾国藩委曲求全、迎合洋人，不惜身背“卖国贼”之恶名，不过是在国危时艰之时，为国分忧而已。
以当时情景、当时国势而言，“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曾国藩的处理未尝不是上上之策！为国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又何曾顾惜名声，怕担罪责？
可见，曾国藩的“挺”，不仅仅是强挺、硬挺、坚挺，还有挺身而出、挺身入局的含义。
曾国藩曾说：“天下的事，只在局外呐喊，总是无益；只有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的可能。也才能真正以全局的观点来烛照处理事情的方法，左右权衡，上下兼顾，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完策’，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
只在旁边呐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将“发一谋，举一事”的“挺”外延至察天下之势，担天下之责，躬身入局，参与进去，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挺”的另一层含义。而这样的“挺”，才是大丈夫的本色，真英雄的注脚，这样的“挺”，足以让任何骂名逊色。
6.一切困厄险阻，皆从“挺”字而解
曾国藩一生，着实比别人经历得更多，经受得更多，委屈困顿、惨痛绝望之时也更多。但这所有的一切他都“挺”过来了！“挺”是曾国藩一生最为重要的为人为官精髓。
凭借一个“挺”字，他在困厄中觅出路，咬牙坚挺；在逆境中求奋进，苦苦硬挺；在病痛中苦争斗，日日强挺；在诋毁中求保全，低眉曲挺……
最终，他挺过了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险难，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官场的困厄，挺过了长沙之扰、武昌之困、南昌之围、祈门之险，挺过了父母弃养、兄弟去世、朋友投敌、儿女早逝，挺过了朝廷猜疑、同僚妒嫉，挺过了功高盖主、皇位诱惑，挺过了自己的“心魔”和“劣习”，最终成为“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因为“挺”，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险难，遭逢多么大的变化，一切困厄不再是困厄，一切险难也不再是险难，一切困境都能无所畏惧，一切险难都随之而解。因而，有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最后一位“完人”，其精神、人格和成功的精髓，都不过是一个“挺”字。
曾国藩对自己的“挺”功也颇为自得，据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湖南同乡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载说：“尝自称欲着《挺经》，言其刚也。”可见曾国藩确实是想写《挺经》的。至于《挺经》的内容，则估计不仅仅是“刚”。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分析：“曾文正自言欲着《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作《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这个说法可能更为真实。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这，可能才是他所欲写来的《挺经》的真正意蕴。
可惜的是，因为曾国藩诸事缠身，未等写出这部挺经，就仙逝而去。因而，后人对此附会很多。
一种说法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所着《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一次李鸿章与其闲谈时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田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让。老翁赶上前婉言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就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是两便吗？”
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但我担中是京广贵货，万一进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让不过，乃挺近就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如何？”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第一条。
李鸿章说完，吴永觉得“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后来冥思苦想，觉得这是说“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之意。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后人不得而知。
不得而知的原因，是曾国藩根本就没留下这么一本书！或者是仅仅有腹稿，或者是还有草稿，但未及誊录，曾国藩便去世了，书稿就没有传下来。
不过，从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里面的记载来看，曾国藩有“挺经”心法，则是确实的，而且似乎只和他最得意的弟子李鸿章谈论过详细的内容。可惜老师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篇巨着。李鸿章一直想完成老师的这个愿望，把老师的《挺经》整理付印，却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另一种说法是：曾国藩自己讲自己有一部不传之秘的神奇兵书叫《挺经》，共有二十四条经文，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对此有详尽描述。其第一条倒是和李鸿章讲的老翁的故事是一样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至于很多后世附会的《挺经》版本中，常将此作为《挺经》开宗明义第一条。不过可惜的是，后世《挺经》，皆为附会之语，不足为信。
不过，虽然此书未成，于后人损失严重，但对于曾国藩的一生而言，这“挺”字功夫，确实益莫大焉。一生困厄，无穷险难，无不因“挺”字而解。
“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遭遇困厄，不低头，不趴下，不畏惧，不退缩，而是挺直腰杆，迎难而上，强力支撑，不屈不挠，并在艰难险厄中想尽一切办法扭转一切不利的局面，跳出困境险厄。他多少次抗旨不遵，多少次自杀不遂，多少次打脱牙和血吞，多少次山穷水尽，都因“挺”字而解。
挺是刚直，是勇毅，是坚忍，更是胆魄。是当仁不让的气概，也是挺身而出的勇气，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执着，更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挺”字当头，一切困难都将不再是困难，一切险难都不再是障碍；“挺”字当头，胆气横生，平添气概，又何惧任何险难困厄？只要能挺住，一切都将会不一样！
这是曾国藩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一次又一次摆脱困境的第一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