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芳表弟又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经理近来很巴结卢表叔，希望承印政府所发大量公债票。孙说，北京分馆拥有京华印书局，设备和技术保证所印公债合乎规格。
当时我漫然听之，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和我后来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有关系。
我于同年7月回家。
在回家前，我和若干同学及凯叔游了一次颐和园。我和凯叔受了桂芳表弟的怂恿，他说，颐和园此次开放数日，机会难得。他已游过。我们各包一架人力车，讲定来回共付大洋两元。这是一般的成规。在游览时，我想起人家常说颐和园布局有如西湖，我看不大像，而且有许多地方，还不能进去。但我当时所喜欢的，还是长廊及其彩绘。佛香阁石级太陡了，上去太费力。
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邹树文
北京大学将于本年校庆之日，举行五十周年纪念。我是本校第一班得有学位的毕业生之一。而况十二月十七日，大概即是壬寅年我入学开学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亦同时是我的义务，应该将我所记得及经过的事实，写些出来，以资纪念。
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经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王桐龄先生所考订出来的，师范大学即用此同一个日期为校庆而纪年，则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学开学的时候，还记得每日天还未亮，每桌点了蜡烛吃早饭，学生与教职员同桌进餐，如此开学不久，约有一个月光景，亦就放学了。那时用的是阴历，放学总在封印将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时候各衙门将官印封起，以便过年后再择日开印，所以封印与开印的时间以内，便成规定的假期了。胡适之校长对于我这个推断，亦颇为首肯。但是全凭记忆与推想，还不足成为定论。我愿胡校长本地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
壬寅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时候，只有仕学、师范两馆，其他马神庙，是从前的四公主府，亦即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旧地址，即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校本部。仕学、师范两馆之创办，乃取古语“作之君作之师”的意思，创办的人当然有他一种伟大的抱负。仕学馆当时学生取的是在京官吏，我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个达寿，他在入学时已是翰林，初开学时学生少，学生请假亦挂牌，（用现在名词说是布告）达寿因“迎銮”请假，让我脑海中留下一个印像，达寿在我毕业时做学部侍郎，所以在入学时他是我的同学，毕业时名义上为师了，亦让我更记得他这个名字。仕学馆当时在马神庙住的是十二帘，师范馆宿舍是南北楼，这两个地名，都成历史，不知还有旧迹可寻否？仕学馆后来迁出，又添了一个进士馆与仕学馆合并，进士馆是为新进士读书之所，仿佛叶恭绰是当时的第一名。仕学馆只招过两班学生，迁出马神庙以后，我还记得，有一天他们曾来马神庙，与师范馆学生作友谊的拔河运动，以表示好感。
师范馆在仕学馆迁出以后，曾有一个短时期独做了马神庙的主人翁，那时教职员学生，甚至仆役，绝对没有一个女性，所以可当此“翁”字而无愧。师范馆在马神庙毕业了几班，我没有考究过，我是第一班的最早一批，亦比较是最倒霉，因为四年的学制，硬教我们最早一批的人读了五年。我们最早一批入学后，各省陆续考试，并入第一批同班受课。所以最早者读了将近五年，最迟者勉强四年。因为学制屡改，我们第一批的入学时，属望最高，入学后逐年降低了。这大概是张之洞及其他人等，与吾师长沙张百熙先生政见之争，让我们学生吃了苦。我还记得遇着总教习张小浦（鹤龄）先生，屠敬山（寄）先生，对我暗示若有不能尽言之隐，依稀尚在目前呢。
有一天有人问我那时候读的是什么课程，即有人插嘴说，大概多部分是经典。我们所读的书，并不如此，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份的。全部课程，在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及“钦定学堂章程”两书内，均有记载。我们最早一批开学时，章程还没有颁布，我们课程随不同时期章程之颁布，而有所更改，这亦是我们最早一批吃亏之一端。我记起上心理学课的一件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习讲心理学，恰巧张之洞来查学，服部正在讲人的记忆力，说是中年的时候记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经过的事遮盖了，等到老年的时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于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现出来，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这一小段对于记忆力的讨论，触怒了张之洞，以为是讥笑他老了。后来商定学堂章程时，曾有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学课程。服部是外国人，张之洞无法施威，可是要在师范课程里取消心理学，这个迁怒的办法，当然亦不能实行的。
京师大学堂生寅开办的初期，教职员对待学生是很客气的。吃饭时候，教职员与学生同桌，学生居上，教员坐在客位。总教习张小浦（鹤龄）先生初到接吴挚甫（汝纶）先生的原任时候，着了那时的大礼服，朝珠补褂，拿了大红片子，到学生斋舍，见了面行交拜礼。（那时我们每人一间，是要附带说明的。）这些礼貌，把那时的学生拘束住了，学生因此亦自动的人人自爱了。后来制度渐渐改变，饭厅上教职员与学生分桌，教职员另桌，高坐堂皇了。到那时候的学校管理人，已不是“管学大臣”，而降级为“京师大学堂监督”了，我还记得第一任监督张亨嘉就职的时候，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这位新监督，因为少数几个学生，着了学校所颁军操制服，在校外与他校学生集体拍了一次照，将每个学生各记大过二次，小过一次，并出布告说：“军服振振履声橐……所谓大愚不灵大惑不解者也。”这都是最早一班里的最早一批学生所身历的沧桑，常令人回想初开学的早期时代。在管学大臣制度将要废止的时候，曾就在校师范馆第一班学生（大概那时第二班尚未入学）选派了一二十个，分赴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留学，我那时是派赴日本而未去，及制度改变为大学堂监督以后，更不胜“不随仙去落人间”之感矣。
创办壬寅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先生，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任。我听说张先生聘请吴挚甫汝纶先生任大学堂总教习，吴先生最初不肯担任，张先生屡次敦聘，最后竟至于长跪不起，方始得了吴先生的首肯。吴先生应了聘以后，立刻说要到日本去，仔细考察一番，然后再到学校。吴先生于是即往日本去了，吴先生是文章经济（现在说是政治）极负时名的一位老先生，以高龄前往考察，接见日本朝野，参观各地各学校，自己与日人作笔谈，随即作详细的笔记。因为那时候的大学堂，等于一个初开办的教育部，所以吴先生的考察范围，亦就非常广泛。高龄作事，一丝不苟，亦就辛苦备至。考察回国后，即病了，一病即不幸长逝。我们学生只有在追悼会上瞻拜遗容，徒存景仰而已。我还听见吴先生的一件故事，吴先生在做冀州知州的时候，为永久水利的关系，开一条河，老百姓看不清楚，以跳水觅死相威胁，吴先生不为所动，河开成了，后世至今利赖。吴先生的果断真不可及，吴先生之中道逝世，不但是我们早期学生的不幸，亦是中国早期新教育的大损失。
张管学大臣于吴先生故后，改聘张小浦先生担任为总教习。吴先生是桐城古文家，张先生是阳湖派古文家，同是学者，而各为一派的代表，亦是一种巧合。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网罗了一时知名之士，如于式枚（晦若）先生，李希圣（亦园）先生，屠敬山（寄）先生，王舟瑶先生，或是高级职员（当时的提调总办之列）或是教习，我们如果能得到当时教职的名单，一定还能发现很多为后人景仰的人呢。张管学大臣与张总教习，对于青年爱护备至。我记得有一位教英文的助教，不很称职，我们几个学生反对他，那位助教是有大来头的，自恃无恐，可是张小浦先生明辨是非以后，去见管学大臣，把那位助教辞去了。虽然张总教习为了这件事，在管学大臣未到之前，候在办公室以免那位助教先入为主，但于此可见两位张先生对于青年之爱护了。这件事幸在早期，倘迟至大学堂监督时代，这个学生早就被开除了。长沙张文达公即管学大臣张百熙（冶秋）先生处于西太后时代，欲谋急进的办学，固不容易，而况张先生所网罗的知名而不得志之士甚多，例如参庆王贪污的蒋式惺，亦是我们学堂高级职员之一。张管学大臣为这些用人方面，亦颇遭时忌，所以冶秋先生不能行其志而时遭掣肘了。我们现在人知道景仰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
对于戊戌京师大学堂的事，我不是身历其境，不能知道。我只记得我有一个长亲，他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学生，那时候他是一个候补京官，可见那时学生或者亦是有类于壬寅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了。还有一位会元刘可毅在庚子年遇难的。听说亦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有关的人，但我不知道刘可毅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到（现在）已不能考了，李家驹（柳溪）先生，后来继张亨嘉做过大学堂监督的，亦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教职员之一，据传说康子年拳匪到大学堂去找他，李先生扮作了自己的赶车夫，而脱险的。我们知道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学生，并且自庚子年至壬寅年阳历十二月十七日开学止中断了两年有余的时间。所以不论北京大学纪年以戊戌开始与否，壬寅入学的第一班，总是最早的毕了业的班次。
马神庙的校址，原来是前清一位四公主府。据说前清驸马，如欲与公主行夫妇之礼，必定要公主宣召，种种君臣分际相隔的手续，非常之繁琐，所以公主与驸马，往往不能和睦。惟独这位四公主一反向例，与驸马甚相爱好，生了好些子女。这位四公主亦可说是那个时代的改革分子。
那时候我们第一班处在学制时常改变的环境，对于自身地位亦不能不向当局有所要求，我还记得请求时的文字中，有“勋贵之苗，卿贰之胄，研经讲肆，注籍精庐”，这几句话。至于所要求是怎样的条件，这篇文字是何人所拟稿，写给何人，我都不记得了。我还记得有一位同学挽一位早死的同学说：“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满纸牢骚。可见我们第一个毕业班在学后期的时候一般情绪了。
我们第一班里的第一批学生，自从壬寅年阳历的十二月十七日入学，读了四年半，至丙午年的旧历年底结束了读书的课程。我们同班外省保送陆续来的，当然比我们的修学期间短一些，可是与我们第一批在京考取的同班上课，同时结束，寒假休息的时候，正是我们毕业考的时候，次年开印以后，开始毕业考试，次年即是丁未年旧历正月，把将近五个年头的功课，几乎样样都要考，都是从开宗明义第一章考起，到那门功课的结束为止。这比较现在学校所谓毕业考即是学期考试，其苦乐难易不可以道里计了。考的第一堂是国文，其中有一篇作文题，我还记得是“淡泊以明志论”。那天学部尚书荣庆到场监试，看了题目，无话可说，但是他听到我们上午除本场外，还有一场，下午还有两场，则为之称奇，在他的意思，还以为每天只有一场呢！考了一共七天，每天如此，等到考完，我们每个都瘦了不少。
考毕以后，学生聚餐，我记得是在什刹海某处。服部先生说，你们毕业了，这个学堂就是你们的母校，还把母校两个字，讲了半天，因为这两个字在当时是从前没有听到的新名词，不像现在已是家喻户晓，当时如不加解释，亦许还要有“公校”的名词与母校二字相对待呢！
第一班师范馆应届毕业学生，共有一百零八人，恰合《水浒传》上的一百零八之数，但可惜其中有少数未能及格，我记不清确数，大约不过四五名落第的而已。毕业分数，是将毕业考试分数与历年积分，每门平均计分，毕业考试分数，占到二分之一，亦可见其为重要矣。我们每一课程的平均分数，即毕业分数，都写在毕业文凭之上，这亦是现在学校文凭所没有的事。毕业成绩分最优等及优等两种，最优等十八人，第一名廖道传，我是第一七名，其余除未毕业的几位以外都是优等了。
凡列入最优等及优等的学生，由大学堂奏请清廷，给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各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中书科中书即补，统名之曰奖励。这种奖励，如果拿现在办法作一比喻，则举人是学位，官职则是高考后的分发，是毕业考试与文官考试同时举行，比较现行制度简捷多了，我们得了这种奖励以后，并不许去做候补官员，因为我们师范毕业生，每人都应尽满五年的教书义务，以后才能去候补。候补要轮班次，是何时可以补着，那就似李慈铭大门对子下联所说“户部主事补缺一千年”，真要天晓得了。那时候没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只有举人进士等学位，外国留学归来的学生，亦都要考试，及格后分别给予举人或进士。本国学校毕业生得举人学位的，大约亦是我们师范馆第一班为最早。
以上拉杂写来，全凭记忆，一切关于事迹的考证，有可考的，有不易考的，恕我不暇去做，我仅可保证这是从记忆中极忠实写出的几句话而已。
记优级师范馆
王画初
在胜清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秋间，京师大学堂成立。原当时大学堂奏定章程，同时在京师分设四馆：曰师范馆，曰仕学馆，曰译学馆，曰医学馆。后又添设进士馆，共为五馆。此外尚有一实业学堂，而皆统属于管学大臣。我是考入师范馆的一人，即追忆当年在师范馆五年的经过情况，分述如下。
当时师范馆的学员，有由各行省考选保送来的，有在京师自行投考的。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尽忘科举，故虽身列学堂，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直到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始废止科举。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此亦当时迎合一般士子心理，及制度蜕嬗之迹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