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需要护照，我会在下大雪的冬天骑马去俄罗斯旅行。因为冬天的旅行充满新奇与冒险，而我正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家伙。
从医院里回来后，服下了值班女医生开的一剂安眠药和几句温暖的话，我毫无障碍地从半癫疯状态掉入了睡眠，“三兔狗”和衣睡在上床。凌晨姐弟俩都醒了，躺在床上说话。“三兔狗”抽烟，我很想要一支，考虑到昨天晚上的丑态百出，我没敢吱声。
我说：“很多寝室留下了一些带不走的东西，要不要去看看？”“三兔狗”说好。我和“三兔狗”穿好衣服，像检查卫生的大妈，神气地扫荡了整个楼层。我们拿了一床几乎全新的被子，一条有一个洞但是很温暖的毛毯，一个软软的大枕头，几本英语书。
“三兔狗”拎着满满两麻袋“果实”向我告别，我把他送到上海火车站。以我现阶段男朋友的身份，H成功地登录了“三兔狗”的视野。在开往上海的短途火车上，我和H还有一个中年人相对而坐，“三兔狗”坐在斜对面，对H的暧昧身份不动声色。
满满一车厢人，像几百件百无聊赖的旧家具，被火车携带着沉默向前。“三兔狗”像任何一个稳重的大男人，对姐姐、姐姐的偷情伙伴不作任何评价，坐在那里安静地小寐，偶尔睁开眼睛说两句话。有时走到车厢接头处抽一支烟，眺望窗外快速移动的星空。
H和我说了些话，我忘记了昨天喝醉后的伤心，笑了。看到我的笑容，H表情异样，他站起来，走到另一个车厢问乘务员还有没有剩余的卧铺。他想充分利用不到一个小时的剩余时间，抓紧时间与我大干一场。
已经没有卧铺了，H回来了，面带赧色地说。我有点失望，但仍然一直微笑。多么奇妙的夜晚啊，亲爱的弟弟，亲爱的情人，一列开往未来的火车。
“三兔狗”站在车厢尽头悄悄朝我招手，我走过去后“三兔狗”说，你光顾着与你男朋友谈话，有没有注意到旁边那个中年人？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三兔狗”说，那个人只有一只耳朵，脸相凶残，眼睛滴溜溜乱转，朝我们的行李足足瞄了一千次。如果今天晚上你独自乘火车，肯定倒大霉。
我们不动声色地走回来，“三兔狗”扔给H一支烟，我们继续和H说话。我第一次认真打量“一只耳”：“三兔狗”说对了，凶残的面容，不安分的眼睛，因为找不到下手机会而强行捺住内心的烦躁。不多时他走到另一个车厢去了。他走之后，我连忙问H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可怕的男人。H说，还用你说，早就注意到啦！
毕业后我住在微父母家里，按部就班地准备着办护照、签证。每天晚上，估摸二老已经睡下后，我用卧室里的电话给H打电话。
老年人睡眠不好，他们肯定听到了这边的声音。他们对我并不怀疑；或者说，他们已对我产生怀疑，但克制着从来不过问我可疑的行动。他们像窗外的雨水一般保持可贵的沉默。微的父亲是经历坎坷的老人，六年制医科大学快毕业时，因为几句话被打成****，他绝望之中服下农药，又被人救活了过来，从此把正直和嫉恶如仇埋在心底，谨小慎微地工作和生活。但一切遮掩掩不住一个人的本色，在满院医生争着乱开药的时代，他默守本分，拒绝药贩子开出的回扣，被坐在对面的虎狼医生气得手足冰冷，后者为小小的感冒开出一千多块的药。他经常在我面前念叨，做医生苦啊，从读医学院时代起，一直到六十岁退休，苦一辈子，从早忙到晚，过年过节更忙。
他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每天戴上眼镜阅读参考消息，对国家大事有独到的见解。有时我们在晚餐桌上展开激烈的辩论，他非常不赞成愤怒青年的一切过火观点。他喜欢把眼前的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作纵向比较，反复强调一切都在进步，国家绝对不能乱。他喜欢说一句话，中国一乱，我这一千多块钱工资也没有了，你说乱好，还是不乱好？
儿子是他多灾多难一生的惟一寄托，他时时刻刻盼望着早日退休，到美国去和儿子团聚，离开这个可恶的小地方。
噩梦一般的年轻时代留给他满身病痛，一脸皱纹。他至今保留着很多孩子一样的习惯，走起路来一阵风，下班后喜欢到街上溜达，喜欢一切新事物，一把新牙刷用几天毛全部四飞五散，笑起来一脸皱纹中去不掉不谙世事的天真，讨厌一切人情世故和应酬，没事喜欢到书店买几本新书，回来戴上老花眼镜，一边读一边用铅笔做读书笔记。
我愿意把一切赞歌献给这位视我为毒蛇猛兽的老男人。你曾经把我当作你无话不谈的女儿，现在你把我看作一头吮血如麻的豺狼，都是对的。而你就像《柏林苍穹下》的老天使，一生尽在寒冬中度过，年轻时是政治的寒冬，中年是金钱社会锐利的寒光，老年被一个小孩子背叛。
我无话为自己辩护，可是我还要活下去，活下去。这真是一条可怕的毒蛇，我去不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每天晚上，我必须给H打一个电话。一天深夜两点多，我已在睡梦中，突然铃声大作，第一个反应是H打来的。以前都是我打给他，终于他也打给我了。我因感激而流下热泪，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一接却是微。
微亲切地问我在干吗，我一时无语。微真好啊，世上的好男人有很多种，唐捐是那种脸相凶狠如土匪、内心却温柔良善的好男人，H是那种偶尔出轨但忠于原有承诺和爱情的好男人，微是脸上有佛光的好男人。他们都是好男人，忠实于已经选择也选择了他们的事物。只有我是坏女人，恩将仇报，为了喂养病入膏肓的欲望，背地里出卖一切。
两位老人忠实地执行儿子给他们的命令，每天给我做好吃的，我也帮他们做饭、晒衣服、扫地、拖地。每天晚上我陪微的母亲去不远的一所学校散步。我分裂为两个人，一个是陪伴老人们的好姑娘，一个是内心凶猛欲望的忠实饲养人。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给H打电话。有时打他办公室电话，有时打他手机。如果办公室没人接而手机又关着的话，我明白H在陈曳那里，这个晚上我别想睡着。我将在绝望与渴望的双重煎熬下呼唤H重新回到我的身边，为此我不惜毁灭一切挡道的人。
我从来没有像爱过H这样爱过任何男人，爱情让我变成了瞎子、忘恩负义者和凶手。每天晚上都反锁着门打电话，我破绽百出，他们从来不询问我，哪怕是试探性地询问。疑问在他们的脸上逐渐升级，他们宁愿煎熬自己，不愿拿他们的怀疑打扰我。有一次我打完电话后打开卧室的门，发现微的母亲不在家里。我追到我们常去散步的学校，在宽阔的操场上发现了一个微驼的、年华已逝的背影。她明显地生气了，冷冷地对我。我们一起在操场上散步，我试着搭讪，她叹了口气，悠长、深远、一语不发。一瞬间我背脊冷汗直冒，我知道她已经预见儿子即将被一个女人严重地伤害，而她却无能为力。她眼前的小女人铁石心肠，虽然无话不谈，却无可抵达。
只有和H通过电话后，时间才能继续。我无法想像度过一个没有H的夜晚。和他通过电话，我又拥有了他一夜，又能安稳地睡眠一夜。顺利地得到签证后，我顺便去看了趟H。H给我订了个单人房，我在他工作的城市住了三天。每天H下班后来看我。我们先去吃饭，H把我领到很好的饭馆，一顿饭两个人吃掉六十多块。我叹了口气，委婉地提出不要把我当客人，我们大可以去吃便宜的大排档，H默然。
我们一起回到房间，H关掉手机，我们倒在床上，永远是一个姿势，H在上面，我在下面，我们一次比一次干得没有乐趣。他的姿势没有任何改变，我也从来不主动出击，我们默默地、近乎机械地干着。
二十多分钟后他射了，我们一起躺着。他躺了十五分钟，起来穿衣服，说要走了，留在这里将有被抓住的危险。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老男人，和那似曾相识的害怕。我没有做任何挽留，因为我明白人人都有理由，而我无法改变一切。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陌生的城市里。瞪着陌生、单调、狭小的四堵墙，我窒息得无法入睡，坐在色泽暗淡陈旧的沙发上，趴在小几上，掏出本子写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吃饭。这次是吃大排档，我们坐在街边的阳伞下，喝本地啤酒，外地人开的大排档，四个家常炒菜，便宜而量大。
多年后我一边敲击着这些文字，一边回顾在一个陌生小城的三天，我最感激的不是他给我的性，而是最后一次晚餐，一顿物美价廉的大排档，它让我和H再一次真诚相对。我们大口大口地吃菜，碰杯，仿佛重回那些无拘无束的穷日子。堤幸彦导演的短片《鹿尾菜》中的女主人公说：“好的食物胜于祈祷。”一句好话。
吃完饭回到房间里再干。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像一个发条橙，机械地用力，进出。我像独自一人走在下雨天，四顾茫然。突然我痛哭流涕，H闻声而射，他叹了口气，躺在一边，一语不发。
当我独自一人，坐在一千五百块一个月的几平米里，敲击出这些文字时，眼前又出现了登上飞机前的那三天。
微的母亲从换洗下来的内裤上发现我有炎症，她陪我到医院里去挂消炎的盐水。盐水挂了三天，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老女人带着一本《知音》或者《家庭医生》，默默地陪坐一旁。我叫她回去，她说不。大厅里寒酸清贫，一条条漆成朱红色的长凳，坐满了输液的病人。护士偶尔出没，给挂完了盐水瓶的病人拔掉针头。
我要上厕所，她给我拎着盐水瓶，陪我到不甚干净的医院厕所去。她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打扮朴素而得体，举止迟缓。她在一个贫寒的苏北小镇长大，父母早死，初中毕业后招工到市区，在柴油机厂当了一名女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医院后，别人给微的父亲介绍对象，他和媒人一起来到柴油机厂，在车间里来回走了几趟，他们就这样开始在一起生活，一直生活了几十年。
微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把我送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我们在浦东国际机场告别。当我走入海关象征性的大门时，我的母亲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一年后我独自一人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