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诱敌深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十六字诀的有机发展。它标志着红军队伍发展和战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红军已由几千人的小部队，发展为几万人的，带有正规性质的军队，战术形式也从井冈山时期的较为单纯的凭险扼守，发展到在广阔地域的运动歼击战。日益广大的红军根据地的建立则是诱敌深入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兵法极大地发挥了红军的长处，极大地制约了敌军的优势。
第一，它有效地保存了红军主力，并使主力部队能够在红色区域内如鱼得水，活泼自如，寻找有利的歼敌机会。
第二，它有利于动员和组织苏区内各种力量支援和参加战争。苏区群众的坚壁清野，袭敌扰敌活动给敌人造成极大困难，而且有效地掩护我主力部队的行动，使敌人始终在明处，我在暗处，使得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红军手中。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反"围剿"斗争中的集中体现。
第三，它有利于迅速造成敌人的劣势，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围剿"初期一般都是敌强我弱态势鲜明，一方气势汹汹，来势勇猛。一旦进入苏区后，随着敌进我退，忽东忽西的运动，必然造成敌之分散、疲惫，乃至百病迭生。这就给红军造成了避强击弱，以小欺大的可能性。我之分散隐蔽，集中歼敌，挥洒自如；敌在苏区内则如牛负重，越走越艰难，越走越黑暗，对于我军防不胜防，胆战心惊。
第四，诱敌深入为我军指挥员发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了条件。有了好的群众，运动自由，消息灵通，知己知彼，就有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
毛泽东指挥的三次反"围剿"奏出了战场上的神奇乐章，打出了弱军胜强敌的战争壮举。这一点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剿共失败的检讨中坦承：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其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时机，绝不"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
三、声东击西 兵不厌诈
在三次反"围剿"期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随后他们开始干预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积极的进攻路线"，否定了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洋专家"的正规作战经验相结合，产生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这就是"：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出击"、"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等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红一方面军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自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损失很大。毛泽东曾建议：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个建议遭到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拒绝。
随着"左"倾的中央领导从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转向军事保守主义的防御作战，继而又实行逃跑主义的仓促转移，最终断送了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可能性。
惨重的失败和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共党内的领导者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军事路线与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之间优胜劣败的鲜明对比，使得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先后站到了毛泽东一边。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终于结束了"左"倾路线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深刻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兵法思想。决议说：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遵义会议固然解决了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令全军欢欣鼓舞，然而，敌我军事形势却不容乐观。我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其总兵力约40余万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仅余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前面是敌军重兵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至的敌人重兵。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关系到红军与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毛泽东受命于如此危难的生死关头，又面对着丧失根据地的优良环境、孤军作战的艰难形势。他充分发挥了在战场指挥上的高度才智与超凡的驾驭能力，使红军绝处逢生，使敌人一失再失，最终未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曾经已经非常地接近了。
1935年1月下旬，毛泽东留下少数部队阻击敌人，率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四川南部。此时，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取攻势。于是，他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向我红军集结地扎西推进。
2月9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情，指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战机，调动敌人，摆脱敌人。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到达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中央红军，采取分进合击的部署，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龙云更是占着地利之优势，断然宣称，红军"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
然而，就在各路大军张网奔来之时，毛泽东却带领红军神速东返，二次渡过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红军的前进与后撤均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令其大惑不解。蒋的高级将领叹道：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2月中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度进入贵州，把敌人重兵抛在了长江两岸。毛泽东以红五军团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一路招摇，吸引追敌，主力红军迅速占领桐梓，直取娄山关。
娄山关是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黔军王家烈派其精锐部队第六、第十五等团防守。红军经过一天一夜苦战，打下了娄山关。随后，王家烈又派出三个团企图夺回娄山关。我军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歼敌大部，残敌逃往遵义城。
2月27日，红军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占领遵义城。这时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进至遵义附近的忠庄铺地区。毛泽东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歼敌于遵义以南地区。红军在老鸦山一带与敌增援部队展开激烈战斗，28日下午5时左右，红军对于进攻之敌实施全面反攻，一部红军迂回敌后发起猛攻，敌军招架不住，兵败如山倒，慌忙向乌江方向逃窜。我红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整整追了一天，追到乌江边，俘敌1800多人。
遵义之战，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人，缴枪2000多枝，子弹10多万发。这次胜利是在敌情非常严重，我军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它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称之为"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毛泽东则在这次战后写下了极为悲壮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急忙于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布置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蒋介石果然上当，误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仍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其部队火速向遵义逼进。
3月16日，毛泽东率领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在遵义扑了空，见红军又入川南，忙令其所有部队再向川南进击，并在云、贵、川边境赶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正当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毛泽东却以红军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古蔺一带游击。红军主力则突然掉头向东，又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这样，就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了后面。
3月底，毛泽东又布迷阵，让红九军团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引敌北上，主力则向南急进。4月2日，红军又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前锋逼近贵阳。此一着吓坏了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大有"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之叹，当时贵阳周围只有四个团。蒋介石一面急调滇军孙渡部火速来贵阳护驾；一面准备飞机、轿子以便随时逃跑。
毛泽东一达到调滇军入黔的目的，立即率队急转向南，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此时，追踪我之敌军已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蒋介石又急忙赶往昆明督战。5月初，红军在金沙江边的龙街渡伪装架桥渡江，待敌人麇集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主力立即分两路抢占绞车渡，并由绞车渡全部渡过金沙江，把尾追之敌全部甩在了金沙江以南，从此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于川黔滇边地区的计划，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兵法最精彩的一页。毛泽东指挥红军三万人马，极尽声东击西之能事，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之间，忽东忽西，大范围迂回，如入无人之境。真可堪称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蒋介石在毛泽东的高明战术面前显得茫然无措，顾此失彼。他一再错误地估计红军的战略企图，又一再被红军的佯攻、佯动所迷惑。他本人也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忽东忽西，疲于奔命矣。据国民党史书载"：赣南匪巢虽经摧毁，而残余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尚有待于剿匪将士之再接再厉，予以追堵。蒋总统以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于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躬自入川，督率川黔剿匪事宜。由重庆飞贵阳，由贵阳飞昆明，复由昆明飞成都。
总统三月入川以来，辗转于滇黔间，驱逐朱毛残匪，两月有余，五月下旬，始抵成都。残匪乃于六月中旬与徐向前合股于川西北松潘、懋功一带。"可见蒋介石劳而无功，甚为辛苦。
毛泽东兵法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能够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发挥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造成主观上、心理上对敌人的优势，在灵活多变，出敌意料中求生存、求主动、求胜利。战争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战争的欺骗性。人的任何活动只有在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战争这种敌我双方的军事竞争活动，只有在不让对方了解真实情况的条件下才能使对方减少甚至完全丧失取胜的可能性。这也是"兵不厌诈"的道理所在。毛泽东的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正是充分运用了上述理论。
毛泽东后来曾对他的这一套兵法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正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而产生的结果。毛泽东把战争的指挥当作一门艺术，对于个人的指挥才能具有充分的信心。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毛泽东的话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承认战争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战争指导者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毛泽东兵法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得以施展的思想动力，是毛泽东在战争中创造奇迹的思想基因。
四、山地游击 持久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