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湖南人谭延恺算不得士大夫，大清一亡，他立即转向，毫不踌躇。从此后，开始游走于武夫间，并最终死得其所。观他的一生，从前清的进士到民国的行政院院长，似乎官运亨通，如同五代时期的长乐老冯道，任何人，他都能攀得上；任何地方，还都需要他。他的宿命恐怕是每个时代都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用明目张胆的无耻与自以为翩翩的态度来混世，富贵荣华就会向他敞开大门。
浊世翩翩小妾儿
湖南人谭延恺年年轻时有两件事让他非常难过。一件事是总有人称他为“小老三”，另一件事则是，他考中的本是进士第一名，但因为是湖南人，又姓谭，所以被一些官员生生给抹下去了。
针对第一件事，他特意问过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哭丧着脸对他讲，“因为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你为庶出，所以大家都叫你‘小老三’呀！”
懂得大部分人事后，谭延恺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父亲家里的丫鬟，后来被父亲纳为妾，肚子倒有出息，生下了谭延恺，可待遇与尊严上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全家吃饭时，大奶奶二奶奶舒服地坐在那里吃，她须站立服侍家主，大奶奶、二奶奶吃得肚皮鼓鼓去睡觉了，她才可以上桌。
谭延恺知道自己因为是小妾的儿子而受到这样的待遇后，很是愤怒，即使他后来的老婆死掉，他也坚持不纳妾。
民国五年，他的妻子病逝，此时，谭延恺正是中年，最该有个女人的时候，可他坚持不续弦。民国9年，他最崇拜的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媒，也被其婉言谢绝。谭延恺生母去世，其住宅在谭家祠堂之后进，灵柩出门，须经过祠堂大门，族中人谓非正室灵柩，不准从正门抬出去。谭延恺乃仰睡于灵柩之上，声称自己已死，令人将灵柩由大门抬出去，族人无法阻扰。这可以看作是为其母亲争一口气了。
不过，他母亲的身份倒是对他后来的为人处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想想看，一个总看人脸色活着的人，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委曲求全，如何的奴颜卑骨。按农民的话来讲就是，小心走路，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得罪任何人。
而第二件事，谭延恺知道时气愤了一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势的变化，他也就释怀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会试的时候，谭延恺本是第一名，理应参加殿试，但因为他和谭嗣同同姓的缘故，主考官们怕惹老佛爷不高兴，于是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把他的名字剔除殿试名单，后来老佛爷看中了刘春霖的试卷，因为当时大清太需要一场“春风化雨、甘霖普降”。这个故事我们早有耳闻，却想不到倒霉鬼居然就是谭延恺。
谭延恺出生于杭州，当时正是他父亲署浙江巡抚时。7岁开始读书，把书读得很让人吃惊，他父亲虽然儿子有几个，大都不成器，只有这个小儿子谭延恺被他认定是读书的好种子。
光绪十八年（1892年），谭延恺从福州回湖南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二十三年（1897年）应乡试优贡，中。谭延恺二十八岁时中了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七月到职，但不久，他的老父亲死了。谭延恺就请假回到湖南。
回到湖南后，他就遇到了一件古怪事。当时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筹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不过倒霉的是，提前就有人把消息放了出来，湖南巡抚密令相关人等捉拿这二人。谭延恺知道这一消息后，请负责追捕两人的官员吃饭，替二人说好话。当时，清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只吃饭不干活的懒狗，吃了谭延恺的饭，大家彼此又很熟，就把追捕的步伐放慢下来，黄、宋二人得以逃脱。
湖南人在赶革命时髦上非常有先天优势，大概是盛产辣椒和穷得要死之缘故，但凡湖南的读书人都看不贯清政府的一切，谭延恺虽然是清政府钦定的进士，可在周围人的影响下，“革命”的想法倒是没有，但“立宪”、“改良”等等让清政府非常头痛的新名词，谭延恺却学很快。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谭延恺是激进的。
修铁路，或者说让铁路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是谭延恺一直为之努力的事情，从他回到湖南直到辛亥革命前，谭延恺一直在铁路方面奔走筹办，可以说，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暴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的保路运动遥相呼应。但清政府不让人民保护铁路，而是帮着帝国主义争夺铁路，保路失败后，谭延恺对清廷失望到极点。当失望归失望，他还是没有革命的想法。因为他是立宪派，立宪派是维持清政府生命的，革命派是要清朝性命的。谭延恺即使再激进，他老子当年的谆谆教诲过去还没有多久，他也不可能全都给忘了。
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准备合作，一起跟清政府摊牌。谭延恺参加了谈判会议，首先他认为，清政府是没有救了，但也不至于每个人都背着一包炸药冲上去玩命，应该用文明的方式“革命”，就是“文明革命”，“换旗换印”。
这一下就把革命派的人轰了个跟头。想当年，陈胜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吃点好的，在社会上有个地位。“文明革命”是什么，就是清政府把旗换了，把官员的官印换了，然后继续当他的官。
革命派哪里肯干，他们为什么要革命，就是要把清政府的人换成自己。这种“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的思想显然不能为革命派认可。
于是，好战分子，在湖南的新军首领焦达峰、陈作新发动起义，当上了都督，谭延恺心只能站在那里看，摇着头。
焦达峰并不会照顾老谭的情绪，他在湖南一宣布革命，湖北方面也开始宣布独立。清政府派出袁世凯进攻湖北，湖北方面慌忙要焦达峰来援助。焦达峰当年24岁，胆子大，敢想敢做。立刻着手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
谭延恺见焦达峰没有时间理自己了，他自己可不能颓废，用他在湖南的影响力召开谘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限制焦达峰的都督权力，与焦达峰争权。可谭延恺有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军队。
不过老天很帮忙，焦达峰造反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50协（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峰要求升官，焦达峰不但不给他，还训斥了他一顿，大意是，此时正是危急之秋，你不想着让湖北兄弟脱离危险之境地，居然要官做。做个屁！
要知道，当时的许多新军领导人都是流氓，至少对于清政府而言，他们骨子里就是流氓。
——新军，其实就是清政府给自己埋的地雷，后来果然踩上了。
梅馨见兄弟不给自己官做，心里很不是滋味。谭延恺适时地凑了上来，两人谈了谈当下时局，就转到焦达峰身上来了。谭延恺读了那么多书，不是白读的。激将法用起来熟练得很。梅馨一气一感激，就答应谭延恺，跟着他再革命。
两人计谋已成，焦达峰却浑然不觉，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49协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他身边一下就空了。
从大局来讲，焦同志这样不顾自身安危，把所有军队都派上了湖北，的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忘我的精神。如果不是新军第49协主力及时援湖北，湖北的革命军早已经被袁世凯灭掉了。当时袁世凯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口，架起的大炮构造的火力网牢牢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
那时的革命军，革命意志其实并不强。造反跟家常便饭，投降也如喝口凉水一样简单。袁世凯的大炮每轰一下，在武昌和汉阳的革命军心中的投降打算就重了一层。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新军第49协主力来了，力量加强，人心凝聚，队伍就好带了。袁世凯方面，见革命党的人数还真的很多，让这位保存实力的清廷大员没有急攻武昌汉阳。这就使得革命军一方愉快地活了下来，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为后来全国的响应革命，清廷的倒台创造了一个很好机会。
但是大局奠定，奠定这大局的焦达峰却等来了人生的终点。他在长沙，身边没有多少兵，谭延恺与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兄弟，将焦达峰及陈作新通通干掉。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1日，离武昌的那次“枪走火”事件仅仅剩下21天。焦达峰恐怕太相信革命信念了，他自己对这信念深信，就以为别人同样如此，并为了这个信念抱成一团，共同开拓。
殊不知，中国的读书人是最阴毒的，你在前面冲锋，他在后面就会放冷箭。焦达峰一死，按照事前约定，梅馨派人抬着一顶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破轿子，匆匆地跑到谭延恺家里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
谭延恺这个时候有点慌了，因为士兵也是饭桶，没有告诉他是谁派来的，大家一窝蜂地就冲进了他家，让他上轿。
谭延恺第一次表现出了读书人的懦弱，吓得嚎啕大哭，抓着门框，死也不肯出去。直到士兵说是梅馨派来的，他这才向老母妻儿大恸哭一回，然后依依不舍地走出门，再三回首。士兵们实在不耐烦了，就把脑袋摁进轿子，又把后半身推了进去，抬到了都督府。
在路上，他见轿子走得疯狂，士兵们的嘴巴里又全都是脏话，他还是不肯相信这是梅馨的士兵，一直在轿子里保佑到都督府，直到梅馨走出都督府，请他下轿，他这才笑成了一朵花。自此，长沙大权被谭延恺掌握在手。
20多天后，在武昌的黎元洪也效仿了他这副德行一次。
谭延恺掌握了长沙的大权，但他知道，这种权力很容易就会丢失。因为焦达峰的新军第49协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群情沸腾。谭延恺就将49协所有人都送上了湖北前线，他对这些人说，一定要革命，如今湖北正处在革命的困难阶段，我们帮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人当然不会想别的，全都去了湖北。这些人一走，谭延恺当然还不能闲着，又把第50协中的愤怒份子编到新的军队里，也送到前线去。他身边只留下梅馨的军队，做完这些后，他心里才有了底。但这低只是在长沙安全了，湖北的战斗还在继续，谁胜谁负还说不准。
谭延恺一定要走找这一步，否则，将来他会被拉到北京去砍脑袋示众。
他问梅馨，你说这革命算是成功了吗？
梅馨头脑简单，不知道。但他还是说了，应该成功了吧，大家不是一直在为了革命而战斗吗。
这答案显然不能让谭延恺满意。他对当时的局势做了一番评定，评定结果让他忧心忡忡。在当时，即使新军闹得厉害，但真正在中国拥有强大武里的还是袁世凯。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剿灭革命党的闹事活动，清政府对其支持可以想见，袁的军队训练有素，并且装备精良，新军在他眼里如同散兵游勇。如果不是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武昌的新军恐怕早被他消灭了。
谭延恺衡量再三后，还是做出了决定“革命”的意向。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
他这样做，倒不是他真的想革命，而是他怕自己身单力薄，一旦失败，自己去死，太难看了。大有找点垫背的意思。
不过，他鼓动大家造反，也有谋略。他特别对广西巡抚沈秉堃感兴趣，首先，沈巡抚是湖南人，其次，如果从广西向长沙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很有可能首先崩溃。谭延恺对这位老乡是又爱又怕。所以，连续电报，连续的派人去说服，很快，沈巡抚也是见到大清大势已去，就同意了宣布独立的要求。然后就是福建巡抚孙道仁，他的孙道仁可就没有对沈巡抚那么客气了，写了一封威胁信，说你要是不跟我们与大清摊牌，我们就把你在湖南家的房子充公，如果公家不要，就点火。你家的祖坟我也知道在哪里，到时候派人去给你刨喽！让你没有脸见你的列祖列宗。
孙道仁气得哇哇怪叫，但他也是读书人，不能让祖宗蒙尘，只好通电宣布独立。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恺的督促有关。
你很难想象，清朝末年，仅仅凭一张鼓励电文，就让整个中华大地的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宣布与清政府划清界限。暂把大时势抛去不谈，只就每个省的当家人本身来讲，他们可都是朝廷钦点的官员，百分之百是传统士大夫。说跟朝廷翻脸就翻，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传统士人的脸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无耻。
在帝制社会，尤其是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众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旦中进士，点翰林后，如果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仕途根本不用愁。大清末年，有两位进士走上了邪路。一位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谭延恺。
谭延恺中会元在湖南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不知湖南人是否天生愚蠢，还是心高气傲，在谭延恺之前，已经有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了。那个顶着举人第五名的王恺运听说谭延恺中会元后，兴奋的几天没有睡觉，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
但有个屁用，这个破了湖南天荒的人让他后来很是愤怒，居然参加了反清革命。从湖南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谭延恺后来不但没有让他们自豪，反而让他们大为感到羞耻。但更使他们羞耻的是，谭延恺并非真的是革命，他是为了革命而革命的。应该为他的“革命”二字加上一双引号，才是真正的革命的谭延恺。
“革命”的好手
1911年11与11日，武昌新军营里，有人放了第一枪。这一枪有一个标志：书面上结束了中国帝制社会，进入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的社会。直到现在，也没有知道是谁放了那第一枪，那第一枪意味着，仅仅靠独立是不行了，必须要革命。
我一直疑心，那第一枪是枪走火。因为孙中山一直在准备发动革命，可这一次武昌的枪声却不是他指挥的。仿佛是一个教练员，还没有喊预备，一个队员就冲了出去。
不知道孙教练事后对这一态度是什么样的，他后来总被袁世凯逼得要死要活，跟这次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书面上，辛亥革命一成功，民国就建立了。
谭延恺开始了他第一次春风得意的督湘主政。他把形势看得相当清楚，一方面与看似前途光明的同盟会会员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老乡拉上关系，同盟会一改成国民党，他则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支部长，另一方面，他看到袁世凯虽然也宣布革命，但热情不高，就跟袁世凯主动搭茬。不久后，孙中山无奈之下让出大总统给袁世凯，谭延恺立即通电拥护袁就任首任民国大总统，不但嘴巴上说，手上也不含糊，拿了百万银子到北京，给袁世凯。袁世凯对这位识时务的俊杰很是满意，就宣布正式任命谭延恺为湖南都督。
湖南都督，并且是民国大总统任命的，可想而知，对于知识分子谭延恺来讲，这是多么大的荣誉。那段时间，谭延恺的心都飞上了天，在长沙把日子过得开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