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被难记》流传世界。同南方交朋友。
“再造中华，立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
孙逸仙遭囚而脱险后，在伦敦成了有名的新闻人物。英国著名的大报《泰晤士报》不仅作重报道，更谴责中国使馆任意捕人、侵犯驻在国权利和法律。孙逸仙亦投书各报馆，对英国政府和报界表示感谢。布里斯特尔出版公司的出版商见人们对孙逸仙被囚事有广泛兴趣，孙逸仙又善文，便向他约稿出书。孙逸仙受约后，为了让更多的人明了事情真相，即在康德黎家用二十余日的时间，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KidnappedinLondon”）。初稿成后，他又回葛兰法学协会八号自己的寓所加以修改定稿。
这本《伦敦被难记》总共有八编，包括被难原因、被诱状况、被禁详情、幽居求援、良朋营救、夜访侦探、英廷干涉、省释出险。《伦敦被难记》由于文笔流畅，情节新奇，引人入胜，故由布里斯特尔出版公司出版后，迅即被购一空，不久又被译成日文、俄文和汉文在世界广为流传。
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教授读到《伦敦被难记》后，对该书甚感兴趣。翟理斯此时正好在编写《中国人传典》，他即致函孙逸仙，刻意要孙逸仙提供一份自传，以备将其列入传中。
孙逸仙收到书函，即把事情应承下来，于是在寓所伏案疾书，撰写自己的传记。自传的写作钩起了孙逸仙对往事的回忆。他的思绪飞回了故乡翠亨村，飞回了檀香山，飞回了香港……不几天，自传写成。他将自传寄给翟理斯时，特地回函一封，与翟理斯讨论中国政治，希望他能对中国革命有所指教。为了唤起英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孙逸仙又不断为报纸写文，他那对清廷的愤恨化作笔下的一行行文字，跃然于纸上：“清廷治下的中国，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权或与闻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官场一语，等于法律。官吏上下相蒙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贪婪勒索，已成习惯；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中国政治的审视中，孙逸仙愈是觉得西方政治文明的进步。他感受甚切的是，英国政府竟能如此重视人权和国法，极尽职责恢复自己的自由。感慨万千之中，孙逸仙愈是矢志要把反清的革命坚持下去。他深信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只有步法泰西。于是他决计暂居伦敦，广读西书，广泛结交朝野人士，考察西方政治风俗，以资改造中国之用。写完自传后，他就开始到大英博物馆研读西书。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他都一一精心研读。亚当斯密的书，马克思的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其他书藉，他无不浏览。每天上午10时，博物馆图书室一开门，他即入内读书。中午，他就在附近一家面包公司午餐。晚七时闭馆后，他最后一个离馆。
读书之余，孙逸仙还广泛游历，参观博物院、农业馆、工艺展览会、医院，以博见识。有时他也去英王云塞行宫游览，去动物园、马戏埸观赏。
转眼间冬去春来。
1897年3月的一天，孙逸仙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主任道格拉斯处，碰到一位身着大礼服的日本人。此人是日本著名生物学家南方熊楠，因四年前发表《远东的星座》一文而为大英博物院院长佛朗克爵士赏识，获得在博物院进行科研的便利。这两个亚洲人见面后便用英语谈开了。恰好孙逸仙对星象历法有过研究，他对南方说：“古代中国人标记历法时，乃大书大岁甲为‘关逢’，乙为‘旃蒙’，丙为‘柔地’；而书大岁子为‘困敦’，丑为‘赤奋若’，寅为‘摄提格’，这种标记法好像都不是汉语，而是外来语的音译，对此不知你有何见教？”南方以前对此未及关注，听罢竟一时语塞，心想这位刚刚蒙过难的中国革命家知识竟是如此渊博，于是敬意顿生。
南方是个东亚主义者，因西方人看不起黄种人，南方在伦敦博物院工作时不免要受人轻侮，所以他颇为赞赏孙逸仙从事中国革命，以期成功之日为黄种人扬眉吐气。他们谈着谈着，话题自然就转到中国革命上来了。
孙逸仙说：“我的革命主张不过是民族主义，其根本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我曾拜访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然而李提摩太对我的革命计划却进行劝阻，主张中国应由英人代治。”
南方听罢，愤愤地说：“这个李提摩太也太狂妄自大了！”他竟当着东方图书部主任道格拉斯的面情绪激动地说：“但愿我东方人，一举将西方人悉逐于国境之外。”
他这话使孙逸仙受到震撼，更使道格拉斯感到吃惊。
孙逸仙与南方自此结识后，遂成为好友，以后几乎每天必见，常在小餐馆中互请吃饭。有几次，南方为孙逸仙介绍认识了镰田等一些日本人，又让镰田写信回国将冈本柳之助介绍给孙逸仙，以在孙逸仙至日本活动时提供协助之便。后来，南方还将自己结识的友人、爱尔兰恢复党人摩根介绍给孙逸仙。孙逸仙从摩根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革命经验，亦觉得他是一位决意协助自己革命的好友。
常在大英博物馆读书的还有一些俄国流亡者。有一次，孙逸仙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俄国的民意党人克雷格斯。克雷格斯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革命家孙逸仙时，很是激动，便邀他到自己的寓所作客。孙逸仙应邀前往时，又在那里与俄国民粹派《俄国财富》的编辑、记者多人晤谈。这些民意党人全是因反抗沙皇的统治而遭追捕、流亡伦敦的，他们推翻沙皇的意志非常坚决，其雄大气魄和激烈情绪使孙逸仙深受感染。孙逸仙在交谈中，亦向他们表示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说：“我国之政权被满清把持二百余年，现虽是有国，却不是我汉人之国。欲兴我中华，张我民权，非先倒满洲政权，则无挽救之法。”他这番话，也给在场的俄国民意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不仅在《俄国财富》上刊载了孙逸仙的谈话，还译载了他的《伦敦被难记》。
孙逸仙在大英博物馆连续读了四个月的书后，不知不觉1897年的夏天来了。数月来的读书和思考，加上自已对西方社会考察及与革命同人的交谈，他觉得思想上多有所得，对怎样从事反清革命，革命成功后怎样建设中国已初有底谱。本来他想在英国或法、德等国建立兴中会分会，可惜此时欧州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因此决定离开伦敦，到留学生较多的日本去。
临行前，他特去康德黎家辞行。康德黎问道：“你决意要走了么？”
孙逸仙说：“学生已购好7月2日的船票，不日将东去。终归要去了。”
康德黎叮嘱道：“你可要一路多加小心才是，再也不能出差错了。”
“甚谢老师的关心，我自会持警惕之心的。吃一堑长一智。此次蒙难，若不是老师鼎力救助，怕是再也见不到老师了。”
“这是你的运气好。”康德黎却笑了笑，他转而问，“半年来，你在伦敦读书、考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孙逸仙以两字相答：“革命。”
康德黎听了颇为惊诧，忙问此话怎讲。
孙逸仙说：“学生数月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
康德黎点了点头，以示赞同，进而问道：“你离伦敦后将何往？可有改造自己国家的万全之策？”
孙逸仙答道：“予意在再造中国。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虽是从精研欧美民主国家政治、经济中得到启发，却源本于吾国之古代。夫仆虽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然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必将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
康德黎闻言颇为赞许。但在离别之际，他又有些伤感地说：“君将东归，可惜我不能为你再做点什么了。”
孙逸仙对他说：“老师救助之恩已使学生感谢不尽，安敢再有烦老师。学生所能报答者，唯有致力于革命。我革命党一旦获得成功，对整个欧洲，尤其对英国人，将是一有利之举。若老师能动员贵国朝野舆论，批评贵国政府保护中国现政权的错误政策，则是对学生的莫大帮助。”
康德黎又叮嘱他的学生日后宜多注意人身安全。孙逸仙则说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研读了不少法律书籍，对国际法已了然于胸，尽请老师放心。言毕，孙逸仙即与康德黎及家人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