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览奏后，甚为震怒，又着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并召见张荫桓责问，说总理衙门尽驳康某之奏，欲一事不办。张荫桓回衙传旨后，诸大臣都感到棘手。奕劻不便再次公然反对，便奏请派接替翁同龢职位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会同议奏。他知道王文韶与自己见识相同，故有此议。光绪帝即朱批命准奏请，并令总理衙门切实筹议具奏，无得空言搪塞。
然而奕劻在奏议时竟先扬言：“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则主张采用敷衍之法，不公开反对圣旨：“皇上圣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朱谕，我等就无权了，不如略敷衍而行之。”众军机大臣觉得此议甚妙，即全然赞成，于是计议一折，其折称：康有为奏折中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因诏书已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请令咸民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总理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光绪帝阅览后，见奏折虽然反对开制度局，使康有为折中的条陈多成虚文，但亦无从责难，只得准奏，谕各部院官员条陈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呈递，并令部院官员无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光绪帝这道谕旨颁下后，礼部主事王照即遵旨上折请礼部代奏。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接过一看，见王照在折中有“变法两月来，诸臣迁就弥缝，阴怙旧习，若不早令憬悟，恐皇上力愈奋而势愈孤”的言论，大为恼怒，便即将它掷还。王照气愤不过，即又具折弹劾二人抗旨阻格上书，并面交怀、许。怀、许二人见此，更是拒不收折。王照遂愤斥二人，扬言要将折交都察院上奏，二人不得已才答应代奏。但在代奏时，二人与礼部四位官员却说王照咆哮署堂，籍端挟制；还说王照请皇上游历日本是要置皇上于多剌客的险地，居心叵测，故应加惩治。光绪帝见怀塔布、许应骙等人代奏时对王照肆意诋毁，不禁勃然大怒，命将怀、许等六人交吏部议处。
可是，吏部议处时，军机暨吏部大臣徐桐却有意保怀塔布、许应骙等人过关。他在复奏时说：“礼部六堂官按律以应奏而不奏者，私罪降三级调用。不过，此事先应向皇太后请懿旨定夺。”光绪帝见徐桐如此复奏，更是怒不可遏。他全然不理会徐桐要他去颐和园向皇太后请懿旨的奏请，提笔即发朱谕将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革职，以厉威风众。其朱谕称：“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六堂官，对主事王照条陈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警戒将来。今著怀塔布、许应骙六堂官即行开缺，著李端棻等署礼部堂官。礼部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侯补，以示激劝。”
光绪帝刚刚开缺礼部六堂官，又收到甘肃藩司岑春煊等人再次请裁汰京中各府、司、寺等衙门及各省滥设的局所和裁汰冗员的奏折。光绪帝本来早就为各省裁汰冗员事迭经谕令，但迄时无一省核实遵办。这次得奏后，光绪帝即准奏，并于8月30日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等衙门及湖北、广东、云南等三省巡抚及各地冗官，还严禁胥吏扰民。接着，他又严令大学士、六部及各省督抚将应裁文武各缺和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
这两道诏令下后，康有为由感高兴，他对梁启超等弟子说：“英国公使窦纳乐曾与人言：‘如此裁员，差不多是在中国政界起了个革命。’皇上此次裁冗员如得计，维新之功指日可待。”
然而朝中大小臣属对裁员诏令大多反对，以致朝野震骇，人心惶惶，有官职者惟恐自己被裁。守旧大臣对诏令则坚决反对。徐桐竟扬言：“先革去老夫，徐议未晚。”户部尚书信敬也说：“户部无冗员可裁，有冗员也不能裁，予不为怨府。”各部院见吏、户二部毫无动静，都拖延观望着，根本不提裁员之事。至最后，反对裁员的官吏不敢明言光绪帝不是，转而流露出对康有为的忌恨，以为岑春煊等人上折是他的煽动，必欲杀之而后快。许应骙、文悌在得知湖南邵阳举人曾廉上疏请杀康、梁一事后，立即上折请将康有为逐回故里；因光绪帝不准而未果后，二人又想说动孙家鼐，拟将康有为逐出京师，派去上海办官报。
以黄匣缄朱谕授权起用四军机襄赞新政
光绪帝见政令难行，恼怒异常。一想到自己常常问计的恩师翁同龢被罢归故里，另一位师傅孙家鼐这时也若即若离，顿觉自己像是被砍去了左膀右臂。更使他愤恨的是，朝中荣禄、刚毅等大臣凡事暗通皇太后而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以致事无巨细，自己都得到颐和园请安以得懿旨。于是，光绪帝决计起用一批新人来辅政。因没有任命二品大员以上的权力，他只好依康有为的献策把官、差分开，提拔小臣委以办理新政的差事。
9月5日这天，光绪帝亲自以黄匣缄朱谕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对四人加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
光绪帝这一举动，本意是为显示隆重，却引起军机大臣的忌恨，也使得原来的军机章京忿忿不平，因为以黄匣缄朱谕，以前连授命一品大员、军机大臣时也未曾有过。而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因是奉皇帝特旨，受命后未按惯例先到军机大臣私第谒见即径直去供职，这就冒犯了军机大臣的尊严。故当他们到差时，遭到种种刁难。军机处内，分设有汉股和满股，其章京值房在皇宫隆宗门内南侧平房。刘光第、谭嗣同到值房入值第一班时，房中连桌案坐椅都未为他们备置。二人至汉案前，汉股章京推辞说：“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二人只好来到满案，满股章京亦推辞说：“我辈满股，君何为搀杂？”气得二人扭头就走。军机大臣刚毅先是在一旁冷眼相看，见已给他们施以下马威，才命人在堂中给增设桌案。
这军机四卿任职后，尽管遭到刁难但对光绪帝忠心耿耿。他们专阅有关新政的奏折，并签拟处理后上呈圣裁；光绪帝的新政谕旨亦大多由他们属草，军机大臣不与闻。同时，光绪帝有所询问于康有为，即命他们转告；康有为有所陈奏，亦由他们密陈。有了这军机四卿，光绪帝感到行政顺手多了。
在光绪帝累颁新政诏书、一力推行新政的几月中，康有为、梁启超为之庆幸。他们对罢黜抵制新政的守旧大臣振奋不已，也为自己能参预皇上的新政倍感荣光。
在军机四卿到任的当晚，他们特在南海会馆置酒庆贺。聚饮时，刘光第、谭嗣同二人因白天受到奚落仍有些不快，心中那置身狼群虎穴的感觉总是驱之不去。酒至三巡时，刘光第止不住袒露自己对前程的担忧：“因参预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梁启超却亲为刘光第斟酒，与之举杯对饮，说：“你等皆皇上干臣，何有党祸之言。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此后新政，皆赖你四人行之。”
康有为亦激劝道：“今上圣明，纳谏用贤，以励精图治。四卿当激流勇进，万不可有负圣恩。我在颐和园应对时，向皇上面陈中国三十年即可强盛之计画，皇上更赞许我建议启用新人办新政之策。你等有皇上厚爱，又有朝中维新大臣支持，此时不为国效力，更待何时？”
四人听了康、梁之语，都气豪胆壮起来。林旭乘着酒兴对康、梁二人说：“天下英才，尽在南粤。南粤英才，当数你们师徒。康公胸存大志，腹有良谋；梁兄亦是肝胆之士。”
“学生只是遵师命而行罢了。”梁启超闻言自谦地说，顿了顿，又转而得意起来，“惟先生乃管仲、魏征之才，今皇上之新政大计，实多出于先生。”说着他一一细说起来：“先生奏请定国是，圣上即颁明定国是诏书；先生奏请破格重用维新人才，圣上即谕各大臣举贤任能；先生奏请举办经济特科以区别选拔通才与专门人才，圣上即命各地在三个月内保荐声、光、化、电诸学及制造、驾驶专门人才；先生奏请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圣上即谕乡会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先生奏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儿童六岁皆入学，圣上即命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分别为小学、中等学堂和高等学堂，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改为学堂；先生奏请将沪上《时务报》改为官报，圣上即命准；奏请制定中国报律，圣上亦即命准；连奏请禁止缠足圣上也很快命准了。这次，礼部六堂官革职，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大理寺等衙门，湖北、广东、云南等三省巡抚及各地冗官，四卿参预军机，亦与吾师献策相关。”
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听了梁启超这番细说，对康有为感到由衷佩服。
康有为听了梁启超这番话，当然更是得意。他为自己能当大任而自负，觉得没有辜负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但一想到自己未能被擢用，又有些气恼，故作谦和地说：“是皇上圣明，锐意维新。我等小臣，不过为新政献谋划策、作犬马之效。皇上宵旰勤政，英明果断，许多谕旨皆出自圣意，如著宗人府选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饬盛宣怀等赶办国内铁路；准在上海所设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翻译外洋书籍；命创设京师大学堂；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兼采中西新法，切实兴办；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和经济特科章程，奖进商务；饬地方官保护商业；命各省裁兵练军，力行保甲；整顿厘金等这诸多谕旨，都是皇上力主颁布的。不过，我去颐和园应对时，皇上就如何办新政垂问地过我，我亦就此类政事献过言。”
康有为这席话，不惟博得四小军机的喝采，更引发他们对光绪帝的敬仰。杨锐这时举起杯，劝众人尽了一杯酒后，以敬佩之情说：“皇上命将张之洞总督的《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俾得广为刊布，真是英明。且又谕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并谕大小报章，许其实言，不必忌讳，更是贤君大度，开一代新政风气。”
林旭这时接口说：“皇上不仅使国中广开言路，更命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派赴日本游学，又废朝考之制，实是明智之策。”
谭嗣同更是激动地说：“皇上真是一代英主，知强兵之基在富国，故饬办铁路和开矿，又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并就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广开口岸，以图商务流动。若切实照办，我大清强兵富国就有望了。眼下，皇上既已命各省将军督抚筹拨经费，添设海军、筹造兵轮；又谕著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将军督抚整顿水师。如此，我大清水师复兴不日有望。”
等谭嗣同言毕，康有为向四小军机谈起奏请皇上开懋勤殿的想法。他说：“皇上维新朝政之圣心已定，前已下诏命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行简明则例；又命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还著出使英、美、日本大臣体查情形，但未能设议院、开制度局。年初我上折奏请开制度局，旧臣闻之，谓我阴谋篡政，意在夺枢府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一时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故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欲得我肉而食之。制度局既不能开，只好奏请皇上决心开懋勤殿以议新政，今后诸君都可任顾问官。”
林旭听了此议，高声说：“此主意甚好，康公宜早日拟折上奏才是。”
谭嗣同也说：“我本主张开议院，但恐朝中旧臣反对，只能作空想。还是康公说得有理，因时制宜，先请开懋勤殿。”
杨锐、刘光第对开懋勤殿之议则未置可否。尤其是杨锐，他见光绪帝革礼部六堂官职后，朝中旧臣颇有自危之感。一些大臣已上书皇上，奏谏变法不可操之过激，不可为康有为所误。他本来想把这些告诉康有为，但话到口边，终归什么也未说出来。酒后，杨锐邀林旭至自己的寓所，规劝道：“尊师康有为虽是济世之才，但你不可追随太紧。依愚之见，照此下去必定会致党祸。”林旭听后，觉得形势确也不是很妙，亦默然不欢。
次日入值时，杨锐闻知光绪帝颁谕著李鸿章、敬信均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并命礼部尚书裕禄接任，一种不良的预感袭上心头。他不禁叹道：“我等凶讯不远了。”
于是他急匆匆地外出，至南海会馆找康有为，相告说：“皇上势力太孤，而黜废大臣太多，变法太急，必生后患，宜急为皇上策划护卫。”
康有为则慰劝道：“弟大可不必担忧此事，我早为皇上想到了，小站新军督练袁世凯届时可独当大任。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等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皇上者，只此一人。”
杨锐说：“公可曾虑，袁世凯与荣禄关系至密，恐其为荣禄所用，不肯相从勤王。”
康有为胸有成竹地说：“此事尽可放心。半月前我派徐仁禄去小站试探过袁，情形尚好，现正具折奏请皇上重用他。”接着，康有为又把徐仁禄到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情形细说了一遍：“徐仁禄是徐致靖之侄，我的亲信弟子。他奉我之命去小站，明是拜访徐世昌，暗是为拉拢袁世凯，在袁世凯与荣禄之间施反间计。及至军营，袁世凯对他十分热情，还让他一齐观看军队操练。看操时，袁世凯极力推崇我和他的叔父徐致靖，并赞我有悲天悯人之心，是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后来乘机用话激他说：‘康公曾屡次上折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与荣禄为何不洽？’袁世凯听了此言，对荣禄遂生憎恨之意，恍然有悟地说：‘昔翁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说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总不肯增。’当徐仁禄告之袁世凯，只要效忠皇上，维护新法，前程无量；袁世凯即向他表示：忠君报国，死而无憾。”
杨锐听了康有为这番解说，也认为将来可以依靠袁世凯勤王，故稍觉宽心。不过他还是向康有为献疑说：“公务要记得，袁世凯是受荣禄的重用才官至新军督办的。据我所知，袁世凯是城府极深的人，他在徐仁禄面前耍两面手法，亦未可知。他对徐仁禄热情，是因公等掌握了属草上谕之权。他若博得公的好感，在超擢用人之际即可平步青云。”
康有为会心一笑，说：‘兄似不必过虑。徐仁禄小站访袁归来告我情形后，我即以为袁世凯将来可担大任。”
杨锐告辞后，康有为又专下心来，在汗漫舫草属《列国政要比较表》。自光绪帝诏定国事以来，康有为除策议上奏献策外，还废寝忘餐地埋头著述，以极快的速度编写出了《法国变政考》、《突厥守旧削弱记》、《波兰分灭记》、《英国变政记》、《德国变政记》等书，以进呈光绪帝览观，用以启沃圣心。但写着写着，杨锐来访时焦急的面容不时浮现在脑中，令他心境难平：是啊，皇上变法而手无一兵，这着实令人焦虑。尤其是在颐和园等候召见时，荣禄那藏有杀机的凶狠目光令他一直不安。康有为想到这里，便起身离开书案，走出汗漫舫，找梁启超议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