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统治者举起手中的屠刀时，最聪明的办法莫如“三十六计，走为上”。故当谭嗣同感皇上之厚遇而决意伴孤君，以为救国流血之时，康有为、梁启超选择了逃亡之路。
谭嗣同与梁启超，一去一留之间，实是一生一死之别。谭嗣同留而不去，敢为新政死且死而无憾，真是视死如归。他是要以变法流血、以自身的死召后起，激励后人们去承续新政大业。梁启超去而不留，则是以图将来，是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去留肝胆两昆仑”，但只有去国，才能留住青山。
康、梁的去国，显然延长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康有为侥幸脱逃后，系于忠君爱国的情结，或在香港、东京作秦庭哭，以求英、日两国发兵救主；或赴加游欧，发起成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以援救他所念念不忘的瀛台孤君。
梁启超则在东瀛拿起手中的笔与慈禧太后所维系的****政权作战，他创《清议报》于横滨，以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发明东亚学术、保存亚粹，并歌颂光绪帝圣德，抨击西太后及荣禄等大臣等昏庸、****、卖国。出走东瀛后的梁启超声誉鹊起，成为中国思想界未来的新星。
孙中山闻讯援救康梁
孙中山在东京从报纸上得知光绪帝诏定国是，准备推行变法，便格外关注国内的事情。于是他从东京迁往横滨，在下山区住下来后，即去见陈少白，与之商议联合中国各派维新志士的大计。陈少白对此主张深表赞同，说：“早先宫崎到筑前办报，奉犬养君之托，向我谈及过此事。兄既然已到此地，我们还是分头行动。我意是，由兄坐镇横滨，广泛宣传华侨，并主持中西学校。让宫崎、平山二人去国内活动，出面联络反清会党作起义准备。我呢，近期再去一趟台湾，以募集经费，如何？”
孙中山点头赞许，接着又问起中西学校的近况。中西学校是孙中山去冬与冯镜如合计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的华侨学校。为延聘国内新学之士任学校教师，冯镜如当时奉孙中山之意致信在沪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请为介绍教师。梁启超接信后即荐康门弟子、自己的同学徐勤、林奎等人赴日。徐勤赴日后即被命为中西学校的校长。他富有口才，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必悲愤激昂，学生无不感动，他这样教法培养了学生们的爱国思想。徐勤一度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相互间引为同志。
陈少白见孙中山问到学校事，即说：“徐勤受梁启超之命来此后，还算尽心。有一次到镜如兄家，他告我说，其子冯自由年纪虽小，入大同学校后，爱国思想日增。据说，徐校长命在讲堂和课本上书‘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口号，师生每日下课时必大呼始散。他还命学生每天诵唱爱国短歌，看来这学校办得尚有成绩。”
孙中山听了稍感欣慰，但他对中西学校改名为大同学校表示不满，便问是谁的主意。
陈少白说：“听说徐勤前来应聘时，康有为曾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徐勤到日本后，便照康有为的意思改了校名。”
孙中山听到这里，一丝不快袭上心头，说：“大同，大同，就是孔夫子的那个大同了。看来康有为中旧学之毒太深。此人固提倡新学，却轻薄狂妄。人尊孔子为素王，他则自号长素；孔子有贤弟子颜回、曾参，康氏弟子陈千秋、韩文举则号超回、乘参；人称孟子为亚圣，康氏弟子麦孟华则号驾孟。不尊重先贤，此种轻薄狂妄行径着实可笑。”
陈少白却认为康有为的轻薄狂妄并不大妨碍合作，遂向孙中山建议：“兄最好托宫崎、平山二君相机与康、梁师徒取得联系，以使维新派联成大的势力。再说，康、梁对革命排满亦表赞成。记得前年我在沪游说粤省同乡，寻求支持革命，正好与赴京会试的康、梁师生同住一客栈。我往访时，言满清之腐败，非予推翻不可，其时康有为再三首肯，并介绍梁启超与我相见，相谈颇洽。”
孙中山则劝示说：“康有为此人极为自负，说动他与我们联合，恐有不易。记得数年前在广州时，他移讲堂于广府学宫仰高祠，当时我正在双门底圣书楼处行医。我知他喜西书，欲与之交结，不意他竟要我具门生帖往拜方才见面，我也便罢了。退而言之，若我等能与之合作，不洽之处恐时有之。不过，托宫崎、平山二君与康梁他们取得联系，不失为恰当之举。”
二人正谈着，冯镜如从外面走了进来，面带愠色地说：“孙先生，徐勤现已反客为主，把持着大同学校。昨日他接到康有为来信后，告我说其师康有为‘有大拜之望’，将成天子佐臣，前途无量，故他们几人断然不再同我会革命同志往还。徐勤还在教员室内留下一张‘不得招待孙逸仙’的字条，虽然他事后并不承认，但校董事们均对此大为不满。”
孙中山安慰他说：“我断定他们不会有善果，兄不必过于着急，冷眼观之可也。”接着他又叮嘱陈少白务要小心行事，并要他转告宫崎、平山，如去中国，不妨多多打听康、梁的情况。
8月下旬，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奉日本外务省之命再次到中国公干。宫崎径直去香港，平山则经天津抵北京，住日本驻华公使馆。平山周旅京不久，便跑到南海会馆访康有为、梁启超，并成为座上常客。一月之后，平山周风闻清廷朝中有变，康、梁因鼓吹变法为西太后所不容，亦为朝臣侧目，于是更加密切注意二人的安危，计议万不得已时让他们避居日本使馆。
康有为数次脱险境，
在濮兰德救助下改乘英舰到香港
慈禧太后降旨特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却只捕到康广仁。巡捕搜遍全北京城，仍未见康有为的踪影。案情报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顿时火冒三丈，即下令出动官兵四处搜查，并差军机处电令荣禄在天津严密查捕。同时，她又要总理衙门电令驻烟台的莱青道李希杰、上海道蔡钧、明保，查检从津沽南下的轮船，只要康有为在轮船上，立即捕获；并称康有为进毒药丸谋害光绪皇帝，拿获后即就地正法。
荣禄接到电令后，即派官兵遍搜津沽各码头客栈，但一无所获。原来康有为潜往塘沽后，并未住店，而是径直往船码头买票候船。他本想乘招商局的海晏轮去上海，因要到次日下午四时才开航，又无上等舱，于是他改搭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轮，于次日上午十一时起航。
康有为所搭的重庆轮轮班出发后，官兵们才查知，报与荣禄，荣禄急令飞鹰号快艇前去追赶。这快艇新从德国购进，时速为三十海哩，超过重庆轮的一倍，但追至中途时因燃煤不足，只得返回。这时重庆轮已至烟台，并在那停泊两小时，而康有为全然不知有追捕自己的事。轮抵烟台后，他乘兴登岸赏景，在海滨觅拾五色石，还卖得一篓莱阳梨回船。碰巧的是，捕他的电令虽早已至烟台，然因李希杰有事去了胶州，他将电报密码本锁存，留府官员一时无法译出电旨内容。当李希杰回到烟台将追捕康有为的电令译出时，重庆轮早已南去。
9月24日，重庆轮将抵上海，康有为吟啸于船头，怡然自得。他不知上海道蔡钧早已在上海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
蔡钧于9月23日凌晨一时接到密电后，即悬赏两千元以缉拿捕杀康有为，并差人洗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分发给缉捕人员，令严查每艘到沪船只。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悬赏三千元捉拿康有为，还请各国领事助捕。在重庆轮抵沪的当天，军警差役、中外捕探一齐出动，将码头围得水泄不通。蔡钧夸下大口：“康有为若至沪，必将插翅难逃。”然而当蔡钧请求英驻沪总领事白利南准许他派人搜查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时，却遭到拒绝，白利南只答应自派巡捕查缉。蔡钧无奈，只好将康有为的相片给他，请他配合搜捕。
白利南的拒绝是应李提摩太的请求。在康有为出逃的次日，尚在北京的梁启超和徐仁镜一齐去找过李提摩太，在李提摩太面前痛哭流泪，请他千万救康有为一命。李提摩太便承诺下来，即致电白利南请设法援救康有为。白利南接到电报，亦希望避免因******康有为在英轮上或在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麻烦，在征得英政府同意后决定设法救康脱险。他见蔡钧已令人将上海码头围个水泄不通，便决定派工部局最能干的职员濮兰德到吴淞口外去拦截重庆号轮。
24日清晨，濮兰德乘驳船到吴淞口外截住了重庆号，登轮后他借着蔡钧所送来的照片，在旅客中很快就找到了康有为，审视片刻后即把康引入英人餐厅。康有为进厅后，濮兰德便拿出一张照片问他：“您是康有为吗？这是您的照片吗？”
康有为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但仍坦然答道：“是的。”
濮兰德又问道：“您在北京曾杀人么？”
康有为听到此言惊讶地笑了起来：“我安得为杀人事，你问得奇怪！”
濮兰德即拿出上海道蔡钧一道抄录的电旨给他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著即行就地正法。钦此。”
康有为见此电旨，失声痛哭起来，并诉说道：“我受特达之知，赞变新法，天下皆知，愧不能报，安有弑理？”他还称自己有光绪帝的密谕，至死也要忠于光绪帝。
濮兰德这时告诉他：“我是英人濮兰德，我领事固知您是忠臣，必无弑君之事，且向知你之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随我下轮，事不宜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康有为见事危急，便悲悲切切地带着仆人李唐跟着濮兰德上了驳船。
在驳船上，康有为痛不欲生。他预计光绪帝极有可能被弑，便想蹈海殉节，于是以悲怆之情，低吟一绝：
忽洒龙漦翳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沉。
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波涛夜夜心。
随后，他又从包袱中寻出纸笔，匆匆给弟子们草一遗书，交与仆人李唐，嘱以密藏。遗书称：“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难。望众弟子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不足异亦无可念，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想及家中老母，康有为又匆草一绝笔书给弟子徐勤相托，其托书云：“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变怠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吾神明嘉之。”
书罢，康有为一面嚎啕大哭，一面朝驳船边奔去，要往海里跳。濮兰德见状，连忙拼死拦住，劝慰道：“皇上大行尚无确信，不过传闻罢了，你等待确信吧。”说着，他向康有为出示上海道缉捕公文。至此康有为才知道宫廷已经政变。悲愤交加中，他转念一想，与其不明不白蹈海而死，不如逃生以观后变。于是他听从濮兰德的劝慰，从驳船转往停泊在吴淞口外英国轮船公司的巴拉勒特号轮船。上船后，康有为即电告澳门《知新报》社的弟子何穗田，说自己已脱险，同时电告广州云衢书屋家人及万木草堂学生火速转移至澳门避难。
24日午后，重庆号驶入吴淞口，蔡钧即派人上船搜查，各包探巡警亦伏守在码头周围。但巡捕把重庆轮搜了个遍，也不见康有为的踪迹；蔡钧断定康有为被英人转移他船，便向白利南请求交人，但遭嘲笑和拒绝。巴拉勒特号在吴淞口外停泊了两天，于9月27日凌晨起锚，在英国兵舰帮那文尺号护卫下于29日晚抵达香港。轮船到达时，港督派华民政务官和总巡捕官出鲤鱼门外迎接。为保安全，港督特让康有为住在警署之内。
重庆轮到上海的那天，李鸿章正在北京宴请伊藤博文。酒过三巡，李鸿章对伊藤说：“康有为是想弑君篡位，有不赦之罪；又自比孔子，自号长素，名曰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此人素有不轨之心。如此人逃往贵国，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李鸿章说这样的话并非完全出自真心，他是担心自己曾支持过康有为，怕因此而卷入党祸，故特意这样说。
伊藤不知其中曲衷，听了这位曾在谈判桌上败给自己的老对手的话后，暗暗好笑。他得知康有为等维新派领袖主张联英、日而拒俄后，即想保护他，以为日后能为所用，于是摇摇头说：“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亦当贵爵相所深知。”
李鸿章听了他这番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若是，则是敝国的不幸。”
梁启超逃至东京，旬日间能读日文
栖身于日本驻京使馆的梁启超见京都形势险急，决计化装出逃。这时，王照也前来馆寻求庇护。平山周便请来日本理发匠，为梁启超和王照剪掉辫子，改蓄短发，又给他们换上西装，然后派人护送他们潜至天津，藏匿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
荣禄得知风声后，即令在日本领事馆四周密布暗探，使梁、王二人困在馆中一连三日也无法脱身。平山周见状，便设计让梁启超与王照装做猎人，乘着夜色跟着自己潜出领事馆，钻进等在海河边的一艘日本船内，急急向塘沽驶去，准备在那里换乘日本商船前往日本。
然而行船不到一个时辰，只听得岸上的的马蹄声响，二十多名清廷巡警尾追而来。原来暗探还是发现了梁启超的行踪，并误认他就是康有为。巡警以船上藏有康有为为名，逼迫日船回驶，但日人拒不听从，一面缓缓驶船，一面与之争辩，相持达两小时之久。最后，这些巡警惧怕惹出外交上的麻烦，不敢过分为难日船，便分出一半人回津向荣禄请示，另一半随日船监视。平山周见了，忙叫加快船速，不再理会巡警的纠缠。
次日晨，日船即抵达塘沽，正好遇到日本军舰大岛舰停泊在港，平山周便站在船头挥帽与之联络。当日船靠近大岛舰后，他领着梁启超、王照迅速上舰。跟踪监视的天津巡警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要抓的钦犯在眼皮底下跑了。正在这时，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三十余人赶来，他奉荣禄之命往日舰交涉，要求放人，但日方一口回绝。聂士成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他清晨曾赶往塘沽火车站截人，却扑了个空。这回追上了逃犯，却又索而不可得。
大岛舰在海上停泊到午后，始启航回日本。当军舰越过大沽口，驰行在浩瀚无际的渤海时，梁启超和王照那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们登上甲板放目回望，面对一色水天、层云落日，不禁潸然泪下。当忧伤伴随着激情涌上心头时，梁启超遂吟成古乐府体诗《去国行》一首，其诗云：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断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却读东史说东故，三十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遮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千百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