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员工会议开始，马云就跟“十八罗汉”声明：不承诺高薪、豪宅，只承诺艰苦和地铺！阿里巴巴最初的办公室就设在马云湖畔花园的家里，这段日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湖畔时代”。办公环境的简单是大家首先要面对的，但是要面对的当然绝不仅仅是这一点。
从最初大家拼拼凑凑才得到50万元启动资金的时候开始，阿里巴巴就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每个人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甚至都可以用“抠”来形容，这点马云也不否认。而那时候大家也总是变戏法般地能用最少的钱办最重要的事。
现任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的彭蕾，那时候是阿里巴巴的“女当家”，担任当时的出纳员，谢世煌（后来出任阿里巴巴资深总监）担任财务会计。阿里巴巴凡是涉及花钱的事都由这两个人统一包办。这两个“管家”也的确很会“算计”，两个人常常会为了添置一两样小东西而满大街地转，货比三家，价比五家。
他们俩是这样分工的：如果二人同时看中了某样办公用品，彭蕾看价钱，小谢按计算器，然后，二人共同先算出性价比，如果超出他们心中的预算了，再好的东西也只能让“女当家”彭蕾直摇头。
当时，彭蕾还有一个破旧的小账本，用来记账、算价格。彭蕾天天把这个小本本带在身边，她自己也笑说快变成个“守财奴”了。到今天，彭蕾还保留着这个小账本，大概是留作纪念吧。
在北京决定南归的时候，马云就“警告”过大家：不许打的！马云的这一规定执行得比较到位，那时候，外出办事，大家几乎不打出租车。近距离的，就发扬“出门基本靠走”的精神，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打车的。
有一次，大家出去买办公用品，一大堆东西，不打车实在是没辙，马云就破了一回例。大家朝的士招手，一辆桑塔纳开过来了，他们立刻朝司机摆手：“不坐，不坐！”一直到看见夏利，大家才敢再次招手。原因很简单，因为桑塔纳每千米的费用比夏利要贵，虽然只是贵那么一点。
还有一次，因为大家没看清是夏利还是富康就招手了。坐到下车时，大家按夏利的价格付车费，才被司机告知是富康，大伙还跟司机争吵：“你开的明明是夏利嘛……”
创业初期的艰苦，也决定了阿里巴巴不可能用高薪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对每一个新进的员工，马云首先告诫他们的都是一句话：“这里没办法保证你升官发财，但可以保证你一定会非常辛苦。”
马云的一个香港朋友，有个儿子，名叫Tonny。1999年的Tonny，只有20岁出头，却对网络和IT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天赋。
Tonny的父亲得知马云在内地成立了一家叫做“阿里巴巴”的网站以后，就打电话过来：“Jack，让我的孩子Tonny跟着你做好吗？”马云很爽快：“当然可以了，我们正缺技术人才呢，只要他自己不嫌我们的工资低！”
于是，通过父亲的关系，小伙子Tonny就从香港跑到杭州来了。一见面，马云就直截了当地说：“Tonny，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唯一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我这里工作，每月工资只有500元，你愿意干吗？”Tonny愣了一下，然后问：“500元？是美元吗？”
马云不动声色地摇头：“No，是人民币！”
Tonny不由得睁大了眼睛，惊呼：“500元人民币？My God！这钱还不够我给在加拿大的女朋友打电话的啊！”
马云也不再多说，点点头，表示不容商量。
刚参加工作的Tonny，自然也是血气方刚，马云的500元把他给吓跑了。不过Tonny到底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这个年龄的人其实最看重的并不是钱（Tonny家境也不差），他们最看重的应该还是工作的氛围，看大家在一起工作是否开心。或者，用马云常用的一个字来解释，他们就是图一个“爽”字。离开阿里巴巴后，Tonny又跑到另外几家互联网公司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转回了阿里巴巴，又找到马云：“Jack，要不我还是在你这儿干吧。”
随后，加入阿里巴巴的Tonny，很快成为马云最得力的大将之一。
工资少，工作量却不少。那个时候，大家没日没夜地干活，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有4个员工前一天晚上在公司加了一夜班。结果，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一大清早就玩了个“集体失踪”。这让马云等人非常担心，正要派人出去找时，那4个人却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每人手里还抱了个“背背佳”——买这玩意儿是防止变成“刘罗锅”！
订工作餐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吃的是6块钱1份的盒饭，后来觉得6块钱也有些超支了，就改成4块钱的。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吃了几天4元的盒饭，因鸡块变质造成集体食物中毒，结果互相搀扶着去医院打吊瓶。
湖畔时代的正常作息时间是早9点到晚9点。每天都会有人早来一些，有人晚走一些。有时候加班，每天要干16个小时甚至更多，而且加班也很频繁。
最早加入的创业元老中，只有五六个女孩子。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几个女孩子天生就很健谈，性格也开朗，所以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说有笑的。当然，这是工作性质的不同造成的，她们主要是做客服，信息编辑、整理工作的，即便是纯属工作上的问题，也少不了一起讨论、交流。
而那帮“技术大师”们，也就是那四五个程序员、工程师，可就大相径庭了。做技术，尤其是程序开发、系统设计，是需要灵感的，而灵感从哪里来呢？来自静心、潜心的思考。做过程序员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冲动的情绪，尤其是被程序调试时出现的Bug所羁绊时，更容易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于是，为了避免和那帮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发生冲突，那几个工程师干脆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与世隔绝，潜心修炼。
不仅如此，马云还“特赦”他们自己安排作息时间（不懂技术的马云总是对工程师厚爱有加！），于是这些人干脆把工作时间也跟大部分人岔开了，他们选择晚上10点到凌晨4点工作，因为这个时间段办公室里很安静。
那时候马云专门留了一间比较宽敞的房子做会议室用。到了晚上，这间会议室就角色转换，变成了员工们的卧室。因为那时加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所以有些人干脆不回家了，就在这里打地铺对付一夜，第二天一早爬起来继续干活。而且，那时候大家睡办公室（或会议室）的时间并不比睡自己家少，公司跟家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工程师们常常是工作得太晚了，实在扛不住了，倒地就睡着了。
有时候，同事们早上来得比较早的，一打开门便看见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满满的一间屋子里，地板上黑压压地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大堆大男人，狼藉不堪的床单满地都是，鼾声四起……
每当这个时候，女孩们经常会打趣道：“小心点，绕着走，别把这些小蚂蚁踩坏了！”
3.酒香不怕巷子深
1999年3月，正是全世界互联网界的“眼球经济”时代，阿里巴巴网站正式启动上线。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处于典型的造势时代、眼球时代，张朝阳、王志东们，个个都是媒体的宠儿。
相比之下，一贯喜欢与媒体打交道的马云却走了一步让人看不太懂的棋：不见媒体，不作广告，不造势。
他甚至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我们6个月内不见媒体！”
说到做到，从1999年3—9月，阿里巴巴根本没做过像样的广告宣传。除了“6个月不见媒体”的死命令之外，马云还宣布了一项非常时期的财务政策——广告“零预算”。
马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是因为这个时期的马云，勒紧腰带过日子，就算是想花钱也没钱可花吗？
然而，紧接着的情形却让大家耳目一新。
阿里巴巴欲擒故纵、欲拒还迎的态度显然吊起了更多媒体的胃口，阿里巴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象也使众多新闻人按捺不住了。
1999年5月，杭州本地一家媒体便刊载了一篇短幅报道，标题为：《想做全球贸易，阿里巴巴拒访》。
到了1999年9月之后，《经济日报》、《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先后报道了阿里巴巴。其中，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两次深度报道了阿里巴巴。
与其说马云是位眼光卓绝的商人，不如说他是一位熟知媒体、大众心理反应的“心理学家”。这位在宣传策略上看似保守的IT新贵，并没有逃过媒体异常灵敏的嗅觉，而阿里巴巴反其道而行之的沉默更是激起了媒体的好奇心与窥视欲望。
开始人们以为它是新人新站，因为阿里巴巴成立于1999年3月，比搜狐、新浪、8848等著名网站都晚；后来发现不对了，阿里巴巴的前身——中国黄页创办于1995年4月，是中国第一家商用网站，其掌门人马云不但是中国互联网的“老人”，而且是中国“互联网之父”……
白居易《长恨歌》诗曰：“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初出茅庐的阿里巴巴，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1999年6月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最先发现世界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网站：它让世界各地的买方和卖方有了一个网上集市，买卖双方都不必远涉重洋，仅通过点击鼠标，敲击键盘，即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产品，可以与对方谈判、交易。美国人以为这又是出自某位硅谷精英的“神来之笔”，因为那个网站上用的是地道的英语。
然而，令美国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网站却诞生在大部分国民都不清楚Internet为何物的中国，在一个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中国江南小城——杭州。而创办这个名叫“阿里巴巴”网站的人，是一个普通高校的英语教师。更让美国人不解的是，这个教师出身的CEO，既没有在国外留过学，也没有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的背景，更不是什么硅谷精英。
这就是在湖畔花园的马云家里刚刚诞生不久的阿里巴巴。
海外媒体中第一个发现阿里巴巴的，是美国的《商业周刊》，这也是阿里巴巴成立之后第一次“被迫”接受媒体采访。
1999年的8月，《商业周刊》的几名记者通过打通多方关系，辗转反复才说服马云接受采访。
一开始，《商业周刊》要去采访阿里巴巴和马云，马云却表示坚决拒绝。后来，美国记者通过外交部，再通过浙江省外办，动用政府力量做马云的工作。在多方劝说之下，马云最后终于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但他还是给《商业周刊》开了一个条件，立下“君子协定”：采访可以，文章不能公开发表。
文章不能发表，这叫什么采访？为什么呢？
按理说，能被《商业周刊》这样顶尖的、权威的国际财经媒体青睐，是他马云和阿里巴巴莫大的荣幸，马云还叫什么板呢？阿里巴巴也是堂堂正正做电子商务的中国网络公司啊，又不是贩卖海洛因的地下组织，为什么马云不想“傍”这棵大树？
其实，他是有“难言之隐”的。当时的阿里巴巴，还在湖畔花园的小屋里办公，没有电话，没有传真，只有一个在美国的e‐mail地址，宛如一朵羞答答的玫瑰，躲在角落里等待春天的到来。
中国有句俗语：家丑不可外扬。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窘迫，让一向“以貌取人”的美国人看了会怎么想？当然，“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并不是说阿里巴巴做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了，关键是外人看自己跟自己看自己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世界素来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无论如何，马云还是让记者们进大门了，毕竟，拒人于门外也不合中国人的规矩。于是，那群美国记者绕来绕去，终于在杭州的一个居民区（湖畔花园）里，找到了让他们充满好奇、觉得很神秘的阿里巴巴。
这的确是一家神秘得让人不敢相信的公司——一进门，记者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在四居室的房间里面，“黑压压坐着20多个人”，干什么的都有，地上还满是床单……看到眼前的情景，这群美国记者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难道这就是坐拥全球2万名商业会员的阿里巴巴公司……
采访完之后，记者们很快就回去了，遵照“君子协定”，当时《商业周刊》没有把采访报道的文章发出去。直到几个月后，阿里巴巴融到第一笔天使基金，换上“新装”、搬到新家之后，《商业周刊》的报道才出炉，记者们也才把当初看到的那一幕展现给全世界人民。
不过，《商业周刊》对阿里巴巴的功劳，还不止于那次采访。除了是第一个采访阿里巴巴的海外媒体之外，它还或有意、或无意地给阿里巴巴制造了一场免费的事件营销——“AK– 47事件”。
在1999年下半年出版的新一期《商业周刊》上，赫然出现这样的文字：在阿里巴巴的（英文）网站上，人们可以发布买卖AK– 47步枪的信息……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真真儿是把马云吓得一哆嗦！
早期的信息审核全部是通过人工进行的，员工们不会让任何一条看起来有些虚假的信息发布到网上，像这样明显违法的买卖信息不可能不映入他们的眼帘。为了还阿里巴巴一个清白，马云甚至命令同事们连夜加班全力搜寻“AK– 47”，但到最后也没能找到那条信息。
受到《商业周刊》关注之后，海外媒体对阿里巴巴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了，新加坡的《南华早报》（英文版）就曾以“阿里巴巴瞄向大陆贸易的芝麻开门”为标题，对这家中国公司以及创办人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报道，尽管有些例行公事的意味。再后来，《亚洲华尔街日报》也发过这样的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屋子的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
三、天使基金
随着阿里巴巴的长大，马云不断面临考验：一边是公司面临弹尽粮绝的尴尬，一边是风投家们颇为诱人的资本盛宴，是甘为资本、美元所折腰，还是继续坚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蔡崇信也面临抉择：是继续做高薪在握、令绝大部分人羡慕的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是到一个正在蹒跚起步、尚处于摸索阶段的创业型公司，去做一个月薪不足千元的元老抑或“罗汉”？
1.“你们错过了一个机会”
1999年7月的一天，杭州。
大家正在各自认真地做着工作，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马云接了电话。放下电话后，马云看了看正在专心工作的伙伴们，走到主管财务的彭蕾身边，压低了声音说：“你和我出去一趟吧？”
彭蕾什么也没问，便点点头，并细心地带了她那个普通而略显破旧的记事本，跟着马云出来了。
走出房间，马云才认真地告诉她：“上海来了几个投资人，想投资咱们公司，我们去和他们谈谈。”
马云所说的投资人，是来自香港的汇亚基金公司上海分支机构的人，马云刚接的电话就是他们打的。这样的电话，马云最近已经接到了不少。在此之前，经常会有些颇具“资本家”气质的投资人来公司参观、考察，每当他们离开之后，马云就会把大家叫到一个小屋里，介绍谈判的情况，然后郑重地让大家来选择投资人。
当时，对方过来的一共有三个人，住在杭州的世贸饭店。马云这次并没有惊动大家，只是带着彭蕾去世贸饭店拜访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