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第1节以高度凝练的艺术手法，抓住现实生活中两种人的“死”与“活”的最本质特征，从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进行精辟的议论，歌颂了鲁迅与所有的革命者；虽然人是死了，但是他们的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而那些祸国殃民、坏事干尽的人，从自然生命上看，他们虽然还活着，但无异于行尸走肉，虽生犹死。
在第2、3、4节里，诗人以强烈的爱憎感情、鲜明的对比手法，从两种人对人民不同的态度、对理想不同的追求，对人生不同的目的对比中，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先生高尚的品德与伟大抱负，第2节用了“骑”和“俯”2个字，鲜明地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和情感，赞颂了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3节写有的人干尽坏事，却要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妄想“流芳百世”。这是诗人对这些人面禽兽的愚蠢行径极大的蔑视和讽刺，并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相反，鲁迅却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诗人通过形象的比喻，表现出鲁迅全心全意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赞颂了鲁迅的崇高品德。通过这种尖锐对比，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便昭然于众了。
第4节诗人从尖锐的阶级对立中，深刻地揭示了两种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目的。一种人专门靠剥削人、压迫人而过着荒淫无耻的奢侈生活。这些吸血鬼们活着，亿万人民就不能活。与此相反，鲁迅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他说：“我好象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诗人精短的诗句，阐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目的，一是给人以灾难，一是给人以幸福。诗人启迪人们应该学习鲁迅的做人，做一个给人以幸福的人。诗的第5、6、7节属于第3部分，这一层是1、2、3、4节中阐述的问题，给予一一评价。从人民对待两种人不同的态度，正确地归结出各自不同的结局。
《有的人》通篇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的灵魂、行为、下场，从反面衬托出鲁迅的高尚情操和博大的共产主义胸襟。诗人善于从鲁迅诗文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在读者中有深远影响的话语作引证，这就使诗显得深刻、富于哲理和形象化。全诗有总提、分说、分承、转折，结构层次鲜明而又曲折有致。诗是为纪念鲁迅而写的，但是全诗没有出现鲁迅的名字，诗题也不定名为纪念鲁迅有感而作，而叫《有的人》，这就使诗的题旨更具有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诗的语言凝练、含蓄，比喻贴切、形象，诗句讲究韵律，富有节奏感。这是“政论”的诗化，又是诗化的“政论”，既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又启发读者去思考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马凡陀山歌
马凡陀（1919~1982），笔名袁水拍，江苏吴县人，主要作品有诗集《人民》、《马凡陀的山歌》等。
《马凡陀的山歌》，194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1948年又出《马凡陀山歌续集》，两集共收诗200首，是作者1944~1948年间在国统区的报刊上发表的诗作，多为政治讽刺诗。诗歌以国统区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尖锐辛辣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映广大民众的不满与反抗。
作品吸取民歌、民谣和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形式活泼，语言通俗，是当时国统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讽刺诗。其中重要诗篇有《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主人要辞职》、《活不起》、《一只猫》、《大人物狂想曲》和《抓住这匹野马》等。
赶车传
叙事长诗《赶车传》是现代诗人田间的作品，分上下两卷，共7部。第一部初版于1946年，其余6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写成。前4部为上卷，包括《赶车传》、《蓝妮》、《石不烂》、《毛主席》；后3部为下卷，包括《金娃》、《金不换》、《乐园歌》。
长诗以车象征时代，塑造了石不烂、金不换、蓝妮、金娃等新一代农民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将车子赶到“人间乐园”的情景。
长诗通过对他们寻找乐园到建设乐园斗争过程的描写，表现了在****领导下，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革和新人的成长。主人公石不烂赶着时代的车，一直向前，是其所要表达的主题。长诗规模巨大，人物众多，内容宏伟壮丽；形式灵活自由，不拘一格，汲取了大量民谣的表现手法及群众口语。音节响亮，情绪激荡，语言晓畅无饰。长诗多采用五六言体，明朗、朴素而富有民歌风味，以及较好地解决了叙事和抒情结合的问题。长诗的后面部分有一般化、概念化的倾向。
漳河水
阮章竞，生于1914年，广东中山人，主要作品收在《阮章竞诗选》里。《漳河水》是他创作于1949年的作品，于1950年由新华书店初版。
全诗除《小序》外，共分《往日》、《解放》、《长青树》3部。诗中描述了漳河边上有3个农村姑娘，荷荷、苓苓、紫金英，她们渴望美好生活，但在旧社会，妇女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3个人都遭遇了婚姻悲剧。解放后，她们逐渐摆脱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在劳动中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长诗采用广泛流传于太行山一带的各种民歌形式，通过三个妇女翻身得解放的故事，歌颂了新社会、新生活，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清新活泼，风格朴实优美。长诗在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东方红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河北丰宁县人。着有诗集《东方红》、《投入火热的斗争》、《甘蔗林——青纱帐》、长诗《将军三部曲》等。
诗集《东方红》是现代着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1949年5月由北京新华书店初版，共收诗歌53首。
这些诗作，或反映农村土地革命，表现解放区农村的巨大变化；或表现工人阶级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建设新生活的主人翁精神；或歌颂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
诗作感情真挚，语言朴实。其中《东方红》、《揭开石板看》、《移民歌》、《选好人》等，曾在当时广为流传。
向困难进军
《向困难进军》是郭小川于1956年1月定稿的，正是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将近完成的欣欣向荣的时期。人们一方面兴高采烈投入社会主义新的革命与建设，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新任务的考验。诗人就以“向困难进军”为题，向人们吹响了战斗号角。
诗人以“骏马”、“大雁”往往在困难面前却步的例子，启示人们不能无视困难。他一面无限信任人们一定不会被困难吓倒，但又告诫他们务必做好思想准备。他以自己在战火纷飞时代中的经历和体会，提出只要有勇气和毅力，困难就会向我们低头。整首诗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字里行间时时显出赤子般的热忱，使人感到颇为亲切。
诗行排列采用阶梯式，富有节奏感。诗中还含有一些警句，譬如“困难/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怯懦的东西”之类，它们虽都不免带有夸张的成分，却能使你更明显地感觉到诗人的自信，给诗篇添加了一定的力度。
一个和八个
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是现代着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写成于1957年。
全诗由“一、一个傲慢的人，二、夜行军中，三、怪诞的案情，四、生与死，五、深夜的审判，六、难下的结论，七、在刑场上，八、树林中的战斗，尾声”几部分组成，长达1680行。
诗作通过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一个随军监狱里一名被当作叛徒的指导员、4个土匪、3个逃兵和1个奸细在押解转移途中的表现，揭示了矛盾的复杂性，塑造了一个被组织怀疑并被判了死刑却仍然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王金的光辉形象。他用自己的经历和信念感动了大胡子土匪等人，使他们在战斗中实现了人生的转变，用鲜血和生命换回了做人的尊严。诗歌的独特处是作者善于选择特殊的战争环境，挖掘人性的真善美，显示特殊环境中特殊人物身上必备的精神品质和高尚情操。
通过王金教育大胡子、土匪，使他们重新做人的描写，歌颂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表达了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全诗结构严谨，诗句整饬，描写细腻准确，将抒情、写景和人物心理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感人至深。
望星空
抒情长诗《望星空》是现代着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195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11、12期。诗人用借景抒情的方法对星空、宇宙、人间进行了观照，抒发了诗人内心关于宇宙、人生的思绪和感慨。
“我”在北京街头向星空了望，感到星月、银河“无穷无尽，浩浩荡荡”；面对无限宇宙星空，“我”又感到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当“我”漫步长安街头，看到伟大、壮丽辉煌的天安门广场，感到星空小了，低了，没有生命，不会思索。诗人悟出了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但人是不应该无所作为的，不能悲观沉沦，应该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比星空更美好。
长诗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情怀，想象丰富，感情真挚，形式自然活泼，富有音乐感。
雷锋之歌
贺敬之，生于1924年，山东枣庄人，主要作品收在诗集《放歌集》、《贺敬之诗选》里。
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是他的重要作品，最初发表于1963年4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上，同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收入作者诗集《放歌集》。全诗共计1200余行。长诗写于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长诗从“我最迷恋的地方”和“最壮丽的人生”写起，引出对雷锋成长的国土和时代的热情歌颂；接下来回顾雷锋短暂的一生，提出“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的问题，阐发了应该向雷锋学习什么和学习雷锋的深刻意义；最后政治抒情达到高潮，集中唱出了雷锋精神的意义和巨大影响，并表现出对未来必胜的信心。
深刻的哲理、奔放的激情、鲜明的形象融于诗中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和整齐的“阶梯型”句式排列中。诗歌语言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具有一种引人思索、催人奋进的艺术魅力。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1952年生于厦门，主要作品有诗《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土地情诗》、《珠贝——大海的眼睛》等。《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7期，全诗共4节，表达了一代青年基于爱与忧患意识对祖国所产生的痛苦与欢欣、失望与希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态和感情。
它和一般的歌颂祖国的诗不同，不是直接的表达对祖国的赞美和歌颂，而是将慷慨激昂的抒情变为带冷色调的低沉咏叹，把炽热的感情化为内心沉重的思考和殷切的期望，被现实所压抑的痛苦和被梦幻点燃的理想相交融，形成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沉郁风格。角度奇特，感情深沉，比喻新颖。
“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淤滩上的驳船”、“‘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神话的蛛网”、“挂着眼泪的笑涡”等色彩斑斓的意象，以及由人称的转换而造成的强大排比句式，把“我”与“祖国”血肉相连，气脉相承，融为一体，“我”即是“祖国”，“祖国”即是“我”，从而使“祖国”这一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亲、可感、可触、可观的具体形象，也使“爱祖国”这种亘古的感情变得深沉而实在，不但扩大了诗的意义内涵，而且增加了艺术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