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开发初期，前往美洲的移民无论是商人、自耕农、劳工、手艺工人，还是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的学者，以及极少数为了重振家族的名门后裔，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到18世纪，英国人在美洲人口的增长，不再依赖移民的增加，而是由于定居者的家庭繁衍。
复杂的美洲移民
在殖民开发初期，前往美洲的移民无论是商人、自耕农、劳工、手艺工人，还是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的学者，以及极少数为了重振家族的名门后裔，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到18世纪，英国人在美洲人口的增长，不再依赖移民的增加，而是由于定居者的家庭繁衍。充足的廉价土地鼓励人们早婚，妻子和儿女由原来的负担变成经济资产。出生在罗得岛的玛丽亚·哈泽德在100岁时，有子孙500余名，包括儿女、孙儿女、重孙儿女和重重孙儿女，在她去世时，还有205名子孙健在，而她的孙女早已经当了15年的祖母。家庭旺盛的生殖力，使各殖民地不久之后就由这些出生在美洲的几代人支配，他们不了解英国，却把当地视为故乡。发动独立战争的国家领导人也大多出生于最老的世系：亚当斯家族在1636年登陆马萨诸塞，第一位华盛顿在1656年来到弗吉尼亚海岸，富兰克林的始祖从1685年开始在本大陆上从事微贱劳动。
在人数上仅次于英格兰人的苏—爱人，是为了逃避大不列颠政府的统治而前来，他们的祖先在17世纪时从苏格兰迁移到爱尔兰北部。当他们在那里的工业和宗教同英国当局发生冲突后，感到在爱尔兰没有希望的他们前往梅州寻找避难所。苏—爱人的移民浪潮是整个村落的迁移，因而更加壮大。迟来一步的苏格兰人在沿海地区没有立足之地，因而不得不走向边远地区，艰难的生活条件和谋求生存的紧张斗争使他们同旧世界的维系更加脆弱，更谈不上效忠英王，因此，人数占殖民地人口约1／6的苏—爱人成为一股难以对付的力量。
德国人出现在美洲舞台上的时间也比较晚，直到威廉·佩恩在17世纪后期敞开了他的殖民地大门，德国人才大量移入，但他们大多也是被迫深入内地。在那里，德国人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报刊、宗教和学校，他们对伦敦没有敌意，但也没有理由支持英王去反对自己的邻居。到1776年，他们的数量已超过20万。
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则是因为南特敕令的废止而失去信教自由，被路易十四赶离国土的。大多数胡格诺派教徒到达新世界后继续以商人的身份经营原来的行业，他们十分反感英国人在美洲市场上的竞争。胡格诺派教徒所受的教育和英国的传统方式存在本质区别，在推翻英国统治的运动中，他们提供了超出自身比例的政治领导。
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纯粹的爱尔兰人，他们属于凯尔特人，信奉天主教，他们成千上万地来到美洲。虽然在自己选定的土地上没有受到热诚的接待，但当美洲升起反叛的旗帜时，他们踊跃参加了军队。除了这些，还有为了逃避经济和宗教迫害的犹太人，他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和胡格诺派教徒一样经营商业。
在此期间，移民也开始在各个殖民地之间进行转移，清教徒尚未在康涅狄格站稳脚跟，就携带全部家当转移到长岛，之后又迁至新泽西。一个名叫法纳伊尔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先到纽约碰运气，之后又在罗得岛发展业务，并派儿子彼得前往波士顿。第二代殖民的血脉中，常常流着两个或三个民族的血液，一个英国人的姓名中，可能包含着荷兰人、瑞典人或苏格兰长老会教徒的姓氏。虽然人口的交流活动并不很多，但这种迁移却潜移默化地将多种民族气质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通称为美国气质的新混合物。
当移民在沿海一带巩固了立足点以后，他们便开始向四面八方推进他们的事业。由于机械化设施不多，他们便顺着大自然安排的道路前进。走在前面的是皮货商人和猎户，紧跟在后头的是那些怀着好奇心理和冒险精神的注重实利的人物，最后才是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
在北面，清教徒垦荒者从波士顿向内地不断进逼，直到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边缘设置前哨据点。在纽约殖民地，人们以新奥尔巴尼为中心，从这里散布出去的农场再次向周围的每个角落扩散。位于两个繁荣的商业殖民地之间的新泽西很快就被移民所住满，1681年建立了新不伦瑞克城，4年以后又开始建立特伦顿城。
在南部，向西的进军速度更加惊人。随着奴隶劳动力的采用，富饶的沿海平原很快被占据，小农开始涌进高地地区，之后又逐渐发展到兰岭地区和谢南多厄河流域的山岭障壁。1654年时，只有一位弗吉尼亚上校住在肯塔基地区。40年后，移民们和田纳西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开始进行商业交流。
殖民地区向内陆的推进，使得自耕农在美洲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地位逐渐加强。这样的环境也激发出了新的心理，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在精神上与那些住在纽约和马里兰大庄园里、住在南部宽广种植园里、住在旧世界乡村里的人全然不同。他们的生活趋势和思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地人民和英国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变得更加脆弱了。
经济和工业力量的加强
美洲移民和在陆地上一样，在海洋上努力向前推进他们的事业，新英格兰荒凉的土壤使得清教徒将勤奋的方向转向渔业、航运业、贸易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种种行业。到处都有忙碌的造船厂，在18世纪中期，新英格兰每年有70艘新船下水，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有45艘，迤南名殖民地有40艘。来自美洲的竞争使得泰晤士河畔的伦敦造船商无利可图。
海洋为殖民地时期的青年提供了冒险机会，他们驾驶自己的方帆双桅船出海，在遥远的国家看到陌生的民族和风俗，从而开始对祖先的信仰和习俗产生怀疑。
除了少数的海盗行为之外，美洲建造的船舶主要用来捕鱼，在可以达到的水域，生活着鲸及鳕鱼、鲑鱼、鲭鱼等，为庞大的捕捞业、腌制业和航运业提供了原料。渔业成为继烟草之后美洲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上等的鱼被装运到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用于换取工业制品；次等品被运到西印度群岛作为奴隶的食物，换回酿造甜酒的蔗糖和糖浆。
甜酒交易的规模很大，涉及许多海岸并维持着许多城市的繁荣。酒厂将蔗糖和糖浆酿成烈性酒，出售给在海洋上饱受风寒的渔民、造船厂里的健壮工人以及出航船只的船主。此外，更多的甜酒投入到奴隶交易，非洲西海岸甚至把甜酒当作通货流通，那里的黑人出售他们的敌人、朋友，甚至父母妻儿，以换取新英格兰这种烫热的麻醉剂。交易牺牲者则被运到西印度群岛去生产更多的蔗糖，或被运到美洲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从事艰苦的劳动。
一般运输业相对渔业较为单薄，它使用着几千艘美洲船只。由于连接各殖民地的道路不多，海洋和江河的优势便凸显出来，形成了定期的客货运输业务，波士顿、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或纽约的商人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美洲任意的遥远口岸。
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不像海洋业那样充满浪漫，但在经济力量的建立上也十分有力。美洲提供了工业用的一切原料和天然资源，每个家庭的妇女一开始就从事纺织和缝纫工作，生产穿着用的粗哔叽、麻毛交织物和其他粗毛制品。男人则在家庭手工业中看到了有利可图的行业萌芽，他们将一些体力劳动的负担转移给机械。为家用而进行的生产逐渐扩大成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最后发展成活跃的出口贸易。18世纪初，纽约的皇家总督开始对纺织品的竞争威胁感到惊慌，他意识到，当人们脱离英国的帮助，通过自己纺织穿上漂亮的衣服时，他们离自治的距离就不远了。
富于进取精神的殖民地人民也涉足其他工业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坊遍地，日耳曼敦的熟练织工以每双1元的价格供应几千打长筒线袜。美洲劳工制造的绳索、淀粉、蜡烛、陶器、皮革制品、衬衫料子、床单布、帆布、玻璃、精糖和纸张的数量不断增长，开始挤压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
在代表近代强国实力基础的制铁工业中，美洲的企业也显示出前程远大的迹象，几乎每个殖民地都发现了矿床。在殖民定居的初期就有很多铁匠铺子。其中比较胆大的人物，如北部各殖民地的锻造业领袖人物不满足于自产自销，而是配置了轧钢机和切割机，制造铁钉、枪支、铁器、锄头、铁锹等一切能用金属制造的比较粗糙的东西。
站在现代商业的角度看，美洲殖民地的工商业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它的每个部门都激起了英国竞争者的恐惧和妒忌。殖民地的农业甚至还引发了英国人的愤慨，一位作家甚至说：“美洲的玉米运到任何一处欧洲市场，都会损害英国的玉米贸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一带兴起了几个繁荣的城市，它们在财富和人口上甚至可以和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这样的英国城市相媲美，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城、波士顿、纽约、查尔斯顿和纽波特。在这些城市中心居住的是商人、手工业工人和律师这三个注定将推动革命的阶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波士顿有艾默里、汉考克和法纽伊尔等家族；费城有沃顿、威林和莫里斯等家族；纽约有利文斯顿、克鲁格和洛等家族……他们经济充裕，活跃精明。这些人在革命风暴面前做出的选择各不相同，有些人成为亲英派；有些人摇摆不定，只是在战局中投机倒把增加财富；还有一些人则投身于革命，不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与革命共命运。约翰·汉考克在《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名列首位。
律师在关于经济或政治的一切口头论战中十分重要，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早期他们几乎不受人尊重，随着社会变得比较复杂，人们开始需要熟练的律师，于是每个殖民地都出现了一个专门开业的律师阶层。美洲的律师在政治活动方面也比英国的律师活跃。英国的地主和商人常选举本阶级的人作为议会代表；但在美洲代表大多是律师。1690年在纽约举行的第一次殖民地会议上，7名成员中有2名律师；1754年奥尔巴尼代表大会上，24名代表中有13名法律专业人士；第一次大陆会议的45名代表中有24名是律师；在宣布美国独立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56名代表中有26名律师；参加制定联邦宪法会议的55名成员中有33名是律师。
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成长
劳动者构成了美洲殖民地的基础社会结构，这些人大多是根据一定期限的契约输入的半奴隶白人和被卖为奴的黑人。其中白人奴仆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按照契约定期充当佣工的人；一类是那些被诱骗拐卖而漂洋过海被卖作奴隶的人。这种可怕的交易经常发生，伦敦街头充满了被称作“幽灵”的绑匪，甚至乞丐听到“美洲”这个词也十分害怕，无数家庭被破坏，儿童随时随地可以买到。除了这两类人，还有数以千计被放逐的囚犯。无论是哪种来源，所有白人奴仆的命运全部一样，他们必须为主人帮佣5~7年，并且必须听从主人的使唤。当契约年限期满后，契约佣工可以从事他们有资格担任的任何职业，幸运的人成了独立手工业者，更多的人则陷入“贫穷白人”这个农村无产阶级的行列。
殖民地的创建人发现契约佣工供应不充足后，开始转向黑奴。清教徒和保王党人都曾设法迫使印第安人做他们的奴隶。黑奴制在1619年被引进詹姆斯敦后，只在沿海地区缓慢发展，弗吉尼亚只有300名非洲人，但在17世纪末，奴隶贸易的规模已十分巨大。资本家们将装运非洲人到新世界作为航运业的主要业务，是最有利可图的部门之一。1713年，英国规定英国和西班牙国王各分享贩卖黑奴的1／4利润。之后，每年约有2万名奴隶被装运过海。
在卑贱者的历史中，人身买卖的故事最为悲惨，非洲黑奴像牛群那样被赶进没有窗户的舱底圈栏，如果缺乏淡水、食物或发生瘟疫，他们常常被残暴的主人全部扔进海里。奴隶制满足了南部殖民地的需要，很快在北部也有了广泛发展。在革命前夕，黑人超过了50万。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等殖民地，黑人数量甚至超过了白人；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的居民中，有1／5是黑人；每6名纽约人中有1名黑人。
当殖民地的经济结构逐渐稳固兴起时，一些自治机构也开始建立。殖民地大都拥有一个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投票人选出的平民议会，代议制议院由财产所有者选出。在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土地是选举权的基础，弗吉尼亚就要求拥有一定规模的农场或市镇地产者才具备选举资格。此外，对选举权的各种限制将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在选举投票之外，很多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公民也不参加投票。
活跃的财产所有者通过对议员资格的限制而提高自己在殖民地政治中的地位，在南卡罗来纳，议员必须拥有500英亩土地和10名奴隶，或者是价值1000英镑的土地、房屋或其他财产。通过这种方法，美洲各殖民地平民议会的控制权集中掌握在不动产所有者、商人和种植园主等有产者手中，这些人在抵制捐税方面具有共同利害关系。这些小议会刚开始时微不足道，地位逐渐上升后才有权征税、募兵、举债、发行通货、规定国王任命的官员的俸禄和任命同伦敦政府进行交涉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议会是殖民地人民表达对英国政府不满的实验室，也是律师们培养自己政治雄辩能力的学校。
当这些代表美洲农场主、种植园主和商人利益的议会向独立自主的议会迈进时，英王和英国议会便开始不断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设立王室或殖民地的总督就是做法之一。1624年解散了弗吉尼亚公司，1752年取消了佐治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13个殖民地中的8个殖民地成为国王直辖的殖民地，它们的行政部门由英王任命的总督掌握。
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选派的总督各种各样，但他们的阶级都一样——将政府看作是一种加官晋爵体制的统治阶级。在女王伊丽莎白的最后一届议会中，有59名不担任大主教和主教的上议院议员，而在18世纪初，这个数目已上升到了168名；1700～1760年，封了26名公爵、19名侯爵、71名伯爵、53名子爵和111名男爵。可以说，18世纪英国政治的基本性质就是如此，印度和美洲的许多职位不过是给求官者增加的任职机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