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观人以德，就是要摸清楚这个人心中有无约束。无约束者，可以杀人如麻，卖友求荣而面不改色；无约束者，可以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永不满足；无约束者，永远不知道要把别人的利益也考虑在内，寻求双方的合赢局面；无约束者，可能穷兵黩武，把一个国家拖垮……反之，有约束的人，则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时时用一只良知之眼盯着自己，行事做人，时时不违纪；有约束的人，即使心里有恶、有怨、有仇，也会以约束来调整自己，即使犯了约束，也会自寻矫正，自我教育，一图改过。所谓，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心里头的那个约束，就是规矩，有了这个规矩，行事、做人就能面面俱到、灵活机动。所以说，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又不逾短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才、天才。
既然人才之德对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的发展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领导在进行人才选用时怎样才能分辨出真正的贤才和小人呢？通常，贤才和小人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贤人的特点：
胸怀韬略，埋头干事，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实绩考核中崭露头角；贤人忘我，一心为公，不计报酬，不争名夺利，沽名钓誉；贤人襟怀坦荡，心地纯良，吃亏忍让，不会无端发难，素有“君子之心”；贤人对人多奉行中庸之道，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坚韧沉默；贤人喜欢平淡，他们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在聪明之外，加上“劲气内敛”所以显得大智若愚，而聪明的人，容易“各执一端而自炫”。
小人的特点：
小人则易生惹是非，常捕风捉影，说三道四，颠倒黑白，造谣惑众，歪曲事实真相；小人惯用骗术，曲意奉承，欺上瞒下，两面三刀，狐假虎威，讨好上级；挑拨离间，借机发难，暗箭伤人，使该亲近的人疏远，该疏远的人反而亲近，造成人际关系的扭曲；小人善多变，其绝招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了私欲，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拉帮结伙，常常收买人心，称兄道弟，为牟取私利而纠结成一帮势力，惟利是图是他的处事原则；诡计多端，陷害能人，常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之下害人，小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故意夸大其词，捏造事实，制造流言蜚语，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渔翁得利，惟恐天下不乱，局势一乱，浑水摸鱼，从中渔利。特别是他眼见领导对能人不满意时，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机会，激化矛盾使得主管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无法专心做事，便趁火打劫。满足他升职、加薪的愿望。
从古至今，人们对小人的痛恨有增无减，领导应该从中看出一点道理。主管领导要防小人，近贤人，除了明了上述的贤人与小人的区别外，更重要的是要头脑清醒、心明眼亮，这样才不至于轻信小人，小人也才无法兴风作浪。
忽必烈，元朝的开国者，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其在择人选才时也非常重视德才皆备。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在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上，忽必烈与孟頫的看法是不同的，孟頫认为留梦炎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下的定论。
公元1258年，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而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为，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逃匿。
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人见。忽必烈慰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高明的领导者都懂得，有才无德的人虽能干事，但终究会危害自己的事业，所以力求任用德才兼备者，对才学相当，甚至才学略有高低者，则宁可以德为先。从忽必烈重叶轻留的抉择中，可见其选人用人的非凡见识。
当然，我们强调人才的选用原则应以德才兼备为上，并非意味着对其他人才的排斥和摒弃。德才兼备和用人如器是并行不悖的。另外，德胜才和才胜德之人，又可以通过“勤己”、“自修”的办法弥补不足，不断使自己更加完善。
心中不能有私心
——吕蒙正公正无私大胆举贤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一直是推荐和选拔人才的典范。选才至公，不为私利所惑，不为个人情感所欺，不为外部压力所屈，实属不易。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领导者本身具备以公为上的高尚品质外，还要能够游离于亲情之外，不以自己的喜恶为依据。古语有云：“心公则平，心私则偏。”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纵观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能知人举贤者，其心必公。
吕蒙正（946—1001），字圣功，北宋河南（今河南洛阳东）人。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一，从此名声大噪，太宗、真宗时曾三度为相。
吕蒙正为人率直忠诚，不徇私情，在众臣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选拔贤能、推举人才方面，一心为公，深孚众望。
古时父贵子荫是很平常的事，卢多逊当宰相时，他的儿子被授为员外郎（指设于名额之外的郎官）。吕蒙正当宰相后，朝廷也想拔擢他的儿子为员外郎，吕蒙正坚决不允，并就此事专门给宋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臣科甲及第，才授九品官，更何况天下有才之士颇多。臣之子刚出襁褓，就援此恩荫，实在不公，倘若陛下执意提拔，不凡以九品官授之。”从此，宰相之子只授九品官便成了“定制”。
一次，宋太宗要吕蒙正从中书省中选一人出使西夏，吕蒙正觉得中书省没有适合的人选，就从另一个地方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皇帝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办，大为不悦，于是命令他重新物色。过了几天问及此事，他仍坚持推荐那个人。皇上急了，愤愤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吕蒙正说：“并不是臣固执己见，只是此人的才能远在他人之上，一定能担负起这项重任。臣不想把那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推荐给陛下，以免这些人误了国家大事。”由于吕蒙毫不退让，弄得皇帝十分难堪。同僚们见此情景，都吓得默不作声。宋太宗退朝后，仔细思量，觉得吕蒙正的话很有道理，便对左右的人说：“蒙正有如此大的气量，吾得有此人，乃社稷之福！”过了不久，皇帝任用吕蒙正推荐的人出使北方，那人果然不负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真宗即位，仍委任吕蒙正为宰相。太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之后，宋真宗朝拜永熙陵（即太宗陵墓），封禅泰山，路过洛阳，两次驾幸吕蒙正府第。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吕蒙正的敬重，宋真宗对吕蒙正说：“卿的儿子哪个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愚臣之子都不可用，倒是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是个将相之材。”后来，吕夷简被宋真宗召见，委以宰相重任，成了宋代名臣。
景德二年（1005年）春，吕蒙正上表请求回洛阳，宋真宗再次想把吕蒙正两个儿子召到朝廷当官，吕蒙正还是不答应，说：“多谢陛下关照，息兵少财，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愿陛下以天下百姓为重，不要因为我的地位显贵，就召他们到朝廷做官。”宋真宗采纳了吕蒙正的意见。
吕蒙正不仅有知己之明，更有知人之智。他有个叫富言的朋友，想把自己的儿子富弼送到皇家书院去读书，吕蒙正满足了他的要求。事后，富言领着他的儿子向吕蒙正拜谢。吕蒙正见其子彬彬有礼，谈吐不凡，便高兴地对富言说：“此子日后与我的官位相似，功业远在我之上。”
于是，他不嫌富弼出身贫寒，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块读书，供给他全部费用，照顾得十分周全。后来，富弼果然在宋神宗时期当了丞相。
奉公举贤，不徇私情是推荐人才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负责推荐人才的人本身必须是贤才，需要有识贤的慧眼和举贤的胸襟。现在，有的领导，虽然明知自己熟悉的一些人颇有才干，却不敢大胆地推荐和选拔，生怕被人说成是“任人惟亲”。其实，这大可不必，自己熟悉、了解的人，如果确实有真才实学，用一用又有何妨？只要是出于公正平和的心态，秉公办事，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何必多虑呢？上例中的吕蒙正再三拒绝提拔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亲人就刻意不提拔，而是认为他们没有才华，不值得重用。而他认为侄子吕夷简有将相之才，故大胆地加以推荐，后来吕夷简果不负众望，成了宋代一名相。如果吕蒙正因为他是自己的侄子，为了避嫌就不敢推荐，岂不是压抑了一个优秀的人才？因此，要想真正做到“举贤以公，不避亲仇”，就必须能够克服各个方面的诱惑和压力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不计较得失，不拘一格地大胆推荐和选拔人才。
当然，出于公心，并不是说“亲”就不能“任”，关键在于惟才是举，任人惟贤。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举贤不避亲仇”的典范。亲，只要他是贤能之才，卓越之士，没有什么不可以用的。但基本的条件是，所用之亲必须有真正的才能。任人惟亲的弊端，其实就在于一个私字。用私来防害天下，用无用之亲来阻滞真正有才之士，结果天下的事都为一帮“家天下”的胡作非为之人所左右，这样，天下的事也就没有不败坏的理由了。
其实，把话说穿了，任人惟亲的人，并不真正懂得如何用人，也并不真正懂得政治策略。任人惟亲的人。要不是私心太重，就是没有多少本事，这样才需要以亲缘关系的纽带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来掩盖自己的自私和罪过。任人惟亲的人，一般心胸都比较狭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绝无曹操那种“吾任天下智力，无所不能”的博大胸怀。任人惟亲的结果，一般是亲信专权，贤能之土不是被赶走，就是被压制。亲信犯了错误，怕连累自己，于是只有包庇一路可走。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罪恶来掩盖旧的罪恶。
唐代宗时就有一个典型的事例。代宗时，起先常衮相，他想革除前任宰相用人偏滥的弊端，杜绝侥幸得官之人，所以地方向上申报、任命和提升的要求，他一概不予批准和理睬，不管其中是真贤士，还是昏庸之人，结果是贤愚同滞，一无任用。后来崔佑甫取代他为宰相，崔佑甫为收取士心，每天都有提拔和晋升，作宰相不足200多天，选拔任用达几百余人，而且多为亲近故旧。这引起了其他官员的极为不满。这事反映到唐代宗那儿，唐代宗就问崔佑甫：“有人反映你任用提拔的官员多是你的亲故，有这回事吗？”崔佑甫回答说：“臣为陛下选百官，不敢不详慎。有人反映我所用多涉亲故，这是事实，但假如我不认识的人，我又怎么能熟悉他的才行而任用他呢？”
在有些人看来，崔佑甫的理由是很正当的，但是，这个理由正是以偏概全的辩辞，用人不在熟与不熟，而在于其贤与不贤。
现代社会，领导与下属之间的选择是相互的，领导可以选择自己的心腹干将，而下属也可以选择自己所中意的顶头上司。并且在职场中，关系制约的互补性也同样存在，除了以往的上下级控制关系外，下属同样可以巧妙地制约和影响领导的活动。这种由现代领导活动日趋复杂和被领导者的素质大幅度提高所形成的双向选择和双向控制的上下级关系新格局，迫使各级领导者在尽力掌握高超的用人艺术的同时，还必须尽力重视在下属心目中塑造自己的理想形象，千方百计地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鉴于此，不以亲疏来定夺，等距接触原则就产生了。
所谓等距原则，就是指在用人过程中，领导者应该理智地控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与所有的下属保持等距离接触，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做到公事以外才是朋友。
秉公办事，不仅是每个领导者应具有的美德，而且还是正常从事领导活动的必备条件。应该看到，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性的弱点，就是在社会活动中容易掺杂进自己的感情因素。因此，力求避免和其中一部分下属交往过于密切，尽力防止产生有碍于正常从事领导活动的私人感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事实上，等距接触，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富有哲理的深层含义。例如：
感情上的距离，是不能以接触时间和接触次数的多少来衡量的，在法定工作时间里，领导者只与下属发生工作接触，哪怕这种接触与某甲仅发生一次，而与某乙却发生了十次，那也是等距接触。
让私情到公事范围以外的地方去发泄，去流露，去交融。当着众人的面，领导者在任用下属时，哪怕对其流露出半点私情，也同样会激起大家的嫉妒和猜疑。一个凭感情办事的人，是永远也成不了优秀的领导者的。
在众人面前对某人亲，很可能诱发一部分人对他的嫉妒，也可能引发另一部分人对他的趋从；当着众人的面对某人疏远，很可能激发一部分人对他的同情，又可能招致另外一部分小人对他的蔑视。聪明的领导者，何必将自己对下属的亲疏远近，作为影响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工作关系，甚至影响领导活动的毒化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