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上古：隐逸精神的源流
还是先从许由和巢父这两个比较矫情的隐士讲起吧。
许由和巢父，是很好的朋友。巢父一直居住在山里，年老之后，在树上搭了一个巢，就是窝，在上面睡觉休息，所以叫巢父。许由这个人也很厉害“为人据义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不正当的酒席不去，不正当的饭食不吃，因此壳对他非常信任，很喜欢他，一定要把帝位禅让给他。但许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尧的好意，逃遁到了“颖水之阳”的箕山里隐居起来。因为这个，后人写诗咏志的时候常用“箕山之志”来表达自己隐居的决心。后来尧又派人找到他，规劝他，许由感到尧做的这件事非常讨厌，等规劝的人走后，许由就跑到河边，用河水清洗自己的耳朵。正好这会儿巢父牵着一头小牛到这里饮水，他看到许由的奇怪举动还以为他耳朵里爬进去什么虫子了呢，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许由就说：“尧想让我接替他做九州的长官，我讨厌听到这个，而且这种话污染了我的耳朵，所以我在这里清洗一下耳朵。”巢父一听，非常生气，指着许由就骂开了这还是你的错啊！你小子要是隐居到道路不通、人迹不至的深山老林里，谁还能找到你？你骨子里还是那种以隐居做幌子沽名钓誉的家伙。你还在这里清洗耳朵，难道不知道你的耳朵已经污染了河水，也污染了我的牛嘴吗？”为了不让许由洗耳朵的水污染牛嘴，巢父牵着牛到上游去了。
唉，隐士之矫情，从这两人的根儿上就注定了。南宋陆游有一首诗说这件事情：“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人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一旦被人知道了，也就辜负了自己当初逃隐的动机了。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光这类人，就是许由、巢父，也是被人发现了踪迹，才有了高尚其志的名声，但这其实就已大错特错了一隐而被人知，可见不是真隐。无怪乎后世不断有人对隐士和隐士的态度提出质疑，矫情太过，就容易授人以把柄。这个我们后面还要细谈，先来说说许由逃跑的深层理由。
《庄子·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里有一段记载：
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天下，譬之犹一割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
什么意思呢？许由已经看出了“一人之断制天下”的危害。尧提倡“仁义”，这好像是很不错的。“仁义”之说的发扬光大自然是后来孔子儒学的核心理念，但是在这之前，历代当权者就已经将它常常挂在嘴边了。“仁义”二字实在是很伟大的，它在调节人与人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的社会道德修养以及士人的道德自我完善方面一直是一个标杆，但是它不可否认地又是收买民心、获取人才的一个幌子。至于将仁义提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将之视做一切的前提，甚至绝对排斥实利，就很不好了。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就会导致许由上面所说的“人人相食”。许由认为，尧一味讲仁义，而忽略了满足人们的温饱问题，就成为一个千古笑柄。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尤其是在食不果腹的年代，人民最需要的是吃饱穿暖，执政者能满足人们起码的生活需求，天下才能太平；如果执政者天天只抛撒“仁义”的空头支票，而轻视生产财富，造成粮仓空虚，一旦遭遇荒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吃人的场面。到那时再提仁义，还有什么用呢？这样看来，提倡仁义，不过是为那些禽兽虎狼之人提供了实现其野心的道德幌子罢了。所以许由要逃跑。他要逃离这种虚假的“仁义”，要逃离这种自己将来尴尬和可笑的命运。
同样在《庄子》中有一段黄帝遇童子的故事：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魄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陈之所存。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疾，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黄帝乘车到具茨山拜访神人，到襄城郊外，忽然迷了路，正好遇到一个放马的小孩。这小孩不但知道路，还知道那个神人的住处。黄帝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事情。这个小孩就说：治理天下其实和放马一个道理。放马，要顺马的天性；治理天下，要顺百姓的天性。没必要天天仁义道德地乱喊，只要让百姓吃饱穿暖，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就等于天下大治了。
可见，上古时期的隐士之所以要隐，其实有一个避免”为君之害”的思想在里面，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人****”的治理国家模式等于抹杀生活的多样性。“以一人之断制天下，譬之犹一割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为君之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当国君实在不是好差使，心理素质不好的人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有人把当国君看成一个极大的灾难。《庄子·让王》里记载了一个有名的”王子搜逃隐丹穴”的故事：越国的国君连续三代为他们的臣民所杀害，最近被杀的这个国君有个儿子叫搜，得知自己马上要当国君了，很害怕再重蹈前辈的覆辙，于是就偷偷跑到大山里，在一个山洞里藏起来。他本来以为这下子别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平安无事，躲过这场灾难了，谁知道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越国的臣民就找来了，将山洞前前后后围了个水泄不通、严严实实。他们先是呼唤王子搜，希望他能出来继任国君，但是王子搜不答理，然后这些臣民就放火用烟熏，到底将王子搜从山洞里熏出来。结果他被众臣民抬着返回京城。这个即将登基的国君好像是赴死一样仰天悲叹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所以说国君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人趋之若鹜，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要说那些独善其身的隐士了。
说到独善其身，就不能不说说这些隐士的一点点私心了。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讲到一个离群索居的古猿的故事，虽然我们不能说那个古猿就是隐士的鼻祖，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它在从古猿到人类的进化史上，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大趋势的方向，一个拒绝进化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可能是无意识的。
人起源于劳动，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论点。古猿群的进化过程就是这个群体集体劳动的过程。像本书开头提到的那个不爱参加集体劳动的古猿，是不可能成为猿群的头领的。身强力壮，能干能吃，而且懂得“罩着”群体中别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头领。从古猿群首领到进化为人类后的部落酋长，再到有史可考的尧舜时代，都是这样的。尧舜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国家的君主，首先就是要符合上面所说的条件。也就是说，那时的所谓君主其实就是要带领大家干活，并没有什么油水可榜。
《韩非子》里记载，尧的吃穿住用都是很简陋的。他住的是乱树枝子搭建起来的茅草屋，吃的是很粗糙的米饭，喝的是用野菜根熬的汤。夏天穿粗布，冬天披鹿皮，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穿不烂不说换。大禹就更有意思了，干农活就背着木具下地耕作，疏通水道就扛着锹走在百姓前面，到最后磨得大腿小腿上都少皮没毛的。要知道，那时的百姓并不是都这么吃苦肯干的。因为有这么一个老实肯干的人做自己的头领，他们很乐意坐享其成。这就是自私之心开始产生的时代。
我们从古代经传上了解到，彼时的社会是一个讲求公平、不分阶级的原始社会，又是后代士人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大同社会，也就是所谓的理想国。《礼记》中曾描述过这个理想国。《礼运篇》中孔子与子游对话，孔子对子游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样的一个天下为公，人们都还不懂得何为私心的社会中，恰恰有最早的一小撮人觉醒了，他们看到了这个所谓大同社会的不正常。他们看到了尧、舜作为部落酋长，整天东奔西跑，劳劳碌碌，反而不如那些刚刚能吃饱饭、穿暖衣的氏族百姓过得自在快活、无忧无虑，不去操那些操不完的心。
为什么当时的君主要禅让，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就是因为他们到最后都老了，干不动活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再去处理那些繁重的氏族事务，也就是再也没有力气承担治理天下的大任了。与其治不好，不如让给更年轻有为的人，而自己正好趁机歇一歇，也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百姓一样。尧、舜都这么想，就不要说那些最先觉醒的有所谓“一己之私”的高人了。比如许由这样的上古隐士，就是看到了亮这样劳苦，却将王位让给他，所以他不干。韩非子说得一针见血：“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亮要躲避劳苦所以让给许由，许由也不傻，不爱干。尧又找到一个叫子州支父的人，没想到这个人也很聪明，他对売说：“你看我生着一种奇怪的病，都没有时间治，哪里有时间治理天下啊。况且天下多么重要啊，我这样病弱的身体，又干不了活，怎么能当此大任呢？”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缔。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日倦倦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庄子·让王》
善卷说得更好：我现在有吃的，有穿的，经济独立，精神自由，在天地之间逍遥自在，我还要天下干什么呢？石户之农是舜的好朋友，舜要将天下让给他，他反而觉得舜这个人道德不怎么样，耻于和他为伍，于是带着全家逃走了。还有一个叫北人无择的，更是觉得舜很不地道，甚至不是个正经人，整天不好好在地里干活，却常常到売身边去奉承，简直是个势利小人。他听说舜要将天下让给他就觉得这是舜在故意侮辱他，居然投河自尽了。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庄子·逍遥游》
许由的这个说法，真是表达了当时原始社会末期个体意识觉醒者们的心声。许由说他所图谋的是实利而不是虚名，而治理天下，不过是个虚名而已，是一件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以一个人的力量，自耕自食，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就好像小鸟自己在树上筑一个小窝，不过占用一个树枝，老鼠喝水不过是喝饱肚子，自力更生，自足自乐，是一件多么自在的事情。这一思想观念说明在尧舜时代，已经有一批所谓的高士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的精神追求，他们根本不再依赖群体，向往过单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经济的独立，使其在政治上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自由阶层，而由此，那种不求进退、意在自得的人生志趣，追求逍遥于天地之间的隐逸思想开始形成了。
上古时代高人逸士的所作所为，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似乎还反映了那时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们强烈的重返自然的倾向，而隐逸精神中的自然崇拜心理从那时开始，就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第二节）先秦：隐逸精神的哲学基础
这里所说的先秦，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甚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务舜时代士人的产生，到春秋战国士阶层的勃兴，中间一定走过了漫长的积累过程。这中间一定有许许多多关于隐士的奇妙故事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也不是一无所知，伯夷、叔齐的故事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但真正给隐逸精神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却还是在那个政治激荡与文化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士人的黄金时代，是视读书人为至宝的时代。也只有那个特殊的时代，才是中国哲学源流驳杂的起点，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隐逸精神也找到了自己得以立身存在的依据。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驾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礼运篇》
亮舜禹时代的“天下为公”，因为士的觉醒私”想的觉醒，而慢慢演变为“天下为家”。私有制兴起，国家建立之后士也慢慢脱离了土地，不能再自己“耕而食，织而衣”，经济反而失去了独立性，必须要依附于统治者了，成为统治者的谋臣、智囊、奇货至宝，反而变得不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