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河农场二大队的就业人员中，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珠的大个子洋人，年龄大约30多岁。虽然我和他不是一个中队的人，也不住在同一个宿舍院儿里，但每次召开全大队的会，我都能够看见他。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刑满释放以后，也被强制就业了。后来听说他的姓名叫“林校书”，不由得更加奇怪起来，因为这不仅完全是中国人的姓氏，而且“校书”一词，还是我国古代对妓女的尊称。是谁跟这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洋人开这样大的玩笑，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名字?
“****”开始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奉命把场地让出来交给公检法系统办“五七干校”，团河农场从此分崩离析：一大队的犯人和三大队的少年职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二大队包括****中队则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所属的一个劳改大队，所有人员包括干部职工在内一律重新编队。于是我有幸与这个男性的“校书”编在同一个中队管理稻田，后来又编在同一个组里管葡萄园和苹果园，天天一起采摘整枝，闲来无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际遇，对他的历史才逐渐有所了解。
原来他是一个混血儿：中国政府坚持说他是中国人，而美国政府则认定他是美国人。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叫林校书，而是叫Daniel Kelly，汉译应该是“丹尼尔·凯莱”。
解放前，他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却是个中国女护士，生了三个孩子，丹尼尔·凯莱最小。他生不逢时，刚刚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关进了设在山东某处的集中营，罪名仅仅因为他父亲是个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了北京。这期间，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国上学去了。他因为年纪还小，留在父母身边，没回美国。解放后，他父亲还在协和医院任职，但不久就去世了，于是留下了孤儿寡母，更是留下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国籍问题。他母亲虽然很早以前就嫁给了美国人，但当时并没有办理改变国籍的手续，所以解放后登记户口的时候，依旧填的是中国人。如今他父亲一死，尽管他从名字到外表整个儿都是“外国货”，但是根据新中国“儿女的户口从母而不从父”的硬性规定，他母亲不得不给他报了中国户口，不然连口粮都没着落。
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小学，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上了华侨补习学校，算是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字。这期间，他的哥哥、姐姐接连来信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母亲也想到美国去与儿女团聚。可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他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母子同时出国的申请，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和目的，有关部门只批准其中“一个人”可以出国：或者他走，或者他母亲走，总之必须留下一个人，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头。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时候，华侨补校中有个从东南亚来的同学叫林校书的，年龄与丹尼尔相仿，正在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去。临走之前，把自己过期作废了的护照送给丹尼尔，告诉他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警戒很松懈，基本上没人守卫，只要大着胆子往前闯，没准儿就能闯过去。如果万一被巡逻兵碰上了，就用他的护照抵挡一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
那一年丹尼尔只有16岁，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边境线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就冒然做出了让母亲从正当渠道申请出国，而自己则采取偷越边境出境的方法，以达到母子二人同时或先后到达香港的目的。等到母亲的出国探亲手续办了下来，他立刻先期到达广州，也不知道先去看看边境线的警戒情况，当天夜里就大着胆子往香港方向走。边境线的无人区果然没有铁丝网，也看不见有守卫的哨所、碉堡之类。他一看真是这个样子，证明林校书所说不假，就大着胆子大踏步地向前走去。还没等他到达交界线，一头警犬冲了出来，不客气地把他咬住了。这时候他才发现，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比地面高不了多少的暗堡，守卫的边防战士早就盯上他了。
当天晚上他就被送进了广州市公安局。但是不管公安人员怎么问他，他装聋作哑，就是不说话。一搜查，发现了“林校书”的过期护照，尽管面目并不相像，公安局也还是用“林校书”的姓名登记在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是他咬住了牙，愣是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公安局也并不因为他不说话、年纪小而宽恕了他，就以“偷越边境”罪把他送到青海劳改城劳动教养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情况通知了母亲的，也许是真正的林校书在香港久等他不到，写信或设法通知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得知他被边防军抓住以后，也没出国。不然，可就两头错包，他最终要成为国内没有亲属的“孤儿”了。
他在青海一呆就是六七年。这期间，公安局虽然终于搞清了他的底细，但是登记在案的“林校书”这个姓名，却从此与丹尼尔·凯莱划上了等号，并不因为海外还有一个真的林校书而否定这个姓名。不过在我们“舅爷”之间，一律都叫他“大老美”，很少有人叫他林校书或丹尼尔的。
劳改城的领导看他年纪小，又是个“洋人”的模样，特别是得知他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以后，就把他分配到医务室打杂。在这里，他多少也学到了一些打针换药之类的医药常识。后来他是怎么从青海通过合法的途径回到北京的，他没有跟我说起。总之是他回到了北京，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所属的通县小五金厂干了一个时期，后来又调到了团河农场来种葡萄。这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国通了，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北京下层社会嘎杂琉璃球的黑话，他没有不懂的。不久他结了婚，而且有了两个女儿，模样儿都像中国人。转场到了清河农场以后，又有了一个很漂亮的儿子，模样儿完全像外国人，起名叫“小静”。
他的夫人生下小静以后不久，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幼子到清河农场来与丈夫同甘共苦了。他夫人姓许，因为长得极胖，我们都叫她“胖墩儿”，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翠花儿”。
她原来是协和医院的护士，丹尼尔从青海回来以后，因为他母亲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两人因此相识并相爱了。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都爱中国女护士。双方政治地位悬殊，相爱已经为组织所不容，要开出结婚证明来，更是难上加难。按照当时的认识标准，凡是偷越边境，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一律认定是“投敌”的行为。当时协和医院的领导人找胖墩儿谈话的时候就曾经说：“他连祖国都不爱，能爱你吗?”胖墩儿也不含糊，响亮地回答：“他是美国人，他爱他的祖国，所以他才偷越边境。”
这样的答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其结果是胖墩儿失去了工作，回到了父母家里。没有了组织，婚事倒好办了。在大陆的这个“林校书”，可是一个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的“中国公民”。胖墩儿拿上户口本儿到民政部门要求和林校书登记结婚，绝对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谁也没有理由“不批准”。
丹尼尔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于劳改队里的规章制度，不怎么肯遵守，什么时候想家了，蹬上车子就走人。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市内鼓楼南面的辛安里胡同22号两间相当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只要他从农场一走，为防止他再次偷越边境，农场必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于是市局立即出动警车，调动了大批警察，把守住他家的前后门，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最后当然是从他家里把人“掏”了出来，押回农场。可他没犯任何罪行，一个农场“职工”，不请假就回家，最多只能算旷工，何况他经常下午下班以后回家，连“旷工”的罪名也揞不上，充其量不过是“违反场规纪律”而已。因为劳改农场周一至周五晚间有“政治学习”的安排，据此只能说他是“逃学”，被队长狠狠批评几句，最多再由班里开会帮助帮助，也就算了。而在周六、周日晚上回家，则连“逃避政治学习”的罪名也揞不上。
如此这般“掏”了他几次，不但没把他“掏”怕，倒干脆借此与公安局开起玩笑、捉起迷藏来，隔三差五地就往家里跑。下了班到家里照一面，说两句话，还故意让街道积极分子看见他，然后立即蹬车返回农场。他身大力不亏，从鼓楼出永定门到团河，足有五十里路，他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因此从下午六点到九点半的三个半小时内，足够打一个来回的。等到街道积极分子汇报到派出所，公安局派车派人来“掏”，他已经在农场的宿舍里呼呼入睡了。
这样折腾了几回，农场和公安局都疲于奔命，见他回家不过是看看老婆孩子和母亲，并没有再次偷越边境的意思，对他这个“长跑运动员”也逐渐放松。于是他常常下了班就蹬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回来不耽误上班，常来常往，农场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也有些见怪不怪起来，终于成了半合法化的事情，他也成了二大队比较特殊的“洋舅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