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才有这样的机会，摈却俗务，躲进小楼，玩刀弄石，胸中逸气渐生；刀石冲突与转圜之间，阡陌纵横滋生出另一个世界，诸魔羁控的种种杂念，暂时竟也扫叶都尽。
大抵印章艺术，自书画中半脱离出来，至清代陡起一峰，蔚为大观。《飞鸿堂印谱》即为闲章艺术之集大成，数十巨帙，透过一座座新奇而考究的印文，恍惚可见纷红骇绿、山赤涧碧，思绪逸出，邈邈难收。
读这些印文，大有抚创安神、励志止痛之效。其文不外言志、感慨、情景诸类，然大率句句都是不羁之态，刀刀都是自由之魂。且看——不贪为宝。志在高山流水。林深远俗情。宦途吾倦矣。其言志的心魂，岂非醉翁之意，在乎刀石之间吗？再一类——忍把韶光轻弃。知命故不忧。满眼是相思。待五百年后人论定。感慨之深郁，岂不是埋忧冲刀之顷，挥之不去吗？而又一类——只有看山不厌。积书盈房。松窗明月梦梅花。眷恋良辰美景，流连朗月清风。在下刀的腠理和石纹的肌理中，这样的情与景，似乎顿得放大、落实。大自然的无边风月，在有限的方寸之间，似乎顿获无限之效了。
近人王菊昆以为，印之大小，划之疏密，挪让取巧，俯仰向背，各有一定之理，但也不完全一定。关键在“字与字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此诚卓见也。治印大家邓散木则谓“刀法有成理者，有不成理者，而施之以用，则需因时制宜”。两大家心眼机杼同一。翻阅卷帙浩繁的《飞鸿堂印谱》，千人千种刀法，或冲波逆折，或六龙回日，或蛇行明灭，或磅礴正大，或幽花自赏，或断涧寒流，刀法本身也各成一种诗料，自然茂美。这是古人在混沌的大自然中为吾侪创造的一个小乾坤，一个艺术家心灵中的小乾坤。
不管治印者外表看似如何枯寂，生活如何单调、牵萝补屋，寒蛩不住鸣，但其推刀冲决之际，其中蜿蜒寄托携带的，却正是一种破网求出的自由精神。摘句本来是传统文艺鉴赏的老路，摘句于旧诗古文经传释辞，但治印因工具所限，一般而言，比摘录段落或完整之句要为节省。单位石头的面积容量既远逊于纸张，而推刀难度也较大于笔墨的措置。这样情况下落实到石面上的印文自然带有一种厚度，深度，力度，所得想像力的溺爱似也多出几分。往昔诗文，时人作品，所截出的一句半句，甚至只言片语，在石上落实，放大再放大，语句的内在容量很容易像鲁迅在厦门眺望夜色的时分，一沉再沉，“加药、加酒、加香”，其辐射力，自然是老柴般经烧常在。
我喜欢这样的句子：葫芦一笑其乐也天。竹杖芒鞋。搔首对西风。君子和而不同。志士过时有余香。闲多反觉白云忙。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人生聚散信如浮云。庾郎从此愁多。让人非我弱。每爱奇书手自抄。蜗牛角上争何事。不开口笑是痴人。挑灯看剑泪痕深……
就情景的状态而言，这些截句印文确如卡夫卡所说，“地洞的最大优点是阴凉宁静”（《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下册）。幽花杂卉，乱石丛篁，摇曳于穷乡绝壑、篱落水边，仿佛一颗百年孤寂的心灵，虽然看去并非激荡的热血，心中却始终洋溢着人间的关爱。细味其精神趋向，却无处不是想像力稀薄处的逆动，是草枯霜冷时分的“芭蕉叶大栀子肥”，是于无声处有激烈，是无形精神枷锁限定桎梏的冲决、超越，是自由精神的翱翔，有情有趣，有胆识，更有大悲悯，这才是刀中乾坤、石上世界的真意义。
中国旧时文人，无论帝制社会怎样的无情寡恩，但林苑寺庙、山庄别业的存在，到底网开一面，提供一种身心的庇护所，思想自由，多少还有表达的余裕；刻刀笃笃，仿佛打开层层枷锁和规限，寄意深深，自娱娱人，自成一统；而由****到极权的严酷时代，则山庄林苑，悉数扫荡，秦火焰烈，谎言涂抹之下，其实是一丝不挂的流氓政治，“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叶挺句），艺士文人，避无可避，以至自由精神丧失殆尽，空疏萧寂，门可罗雀，艺术泯灭，人皆如行尸走肉。事迹本不光明，假慈悲为因果，地狱之设，正为此辈。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分，包含孤胆与柔情的自由思想也在严霜之下艰难寻求生长与出路。近见媒体披露一九三七年冬新华社记者刘回年先生写给******的辞呈，大为感佩。其时王氏任中央副主席，气焰熏天，选刘为秘书，馋杀几多依草附木者，然而刘回年却一拖再拖，最后上辞呈云：“首长好，任秘书我深感荣幸，考虑到首长处工作，事关重大，要求高，本人从学校出来后一直当记者，自由主义惯了，不严谨，恐难以适应……”潜台词是不想干，不来干。这其中，也正包含着“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真意。石在，火种不灭，此番辞呈，真堪刻成一方大闲章，刀法要率性而充溢浩然之气，印边要连贯而时见缺落，边款可泐曰：自由主义惯，伟哉刘回年。
《飞鸿堂印谱》
刘回年迫于无奈，但无奈中偶一挥洒，到底绾住了自由的础石。印章面积有限，但它的内在质地，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啊。
（《飞鸿堂印谱》，北京书店出版社，线装四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