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和牛洪还没有见过面。牛洪写了一本书，是专门谈论带兵问题的，他寄给我看。同时寄来了他的一份个人简历和3000字的自传。我认真读了他的书，看了他的简历和自传，我感到一个活生生的模范带兵人站立在我的面前。书是人写的，书也是写人的，著作透视和体现的是作者的形象和风采。牛洪是一个模范的带兵人，他又是探索带兵之道的一位模范的研究者，同时，他又通过课堂讲带兵的学问，是军营中一位关于科学带兵的先进宣传者。
带兵是一门大学问，是从班长到将军各级军事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带兵问题首先不是个“艺术”和“方法”的问题，而是对待士兵的“根本态度”问题。毛主席早就说过：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但是在带兵的过程中又确实存在一个带兵“艺术”的问题，没有带兵的艺术，只有带兵的热情和好的根本态度，也是带不好兵的。一个模范的带兵者，总是“根本态度”和“方法”、“艺术”的统一。
带兵艺术、带兵之道的本质问题，是带兵特点和规律的问题，就是要按照带兵的客观规律去带兵。带兵，作为军队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实践活动，是有它的客观规律的。带兵是一门科学，认识带兵的客观规律，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学习、来研究、来实践，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优良的带兵风格，这也就进入了带兵“艺术”的境界，就可以在带兵问题上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是1969年春天入伍，我当过兵，被别人带过；我也带过兵，而且也研究过如何带兵的问题。所以读牛洪的带兵书，就特别有“同感”、有“共鸣”。比如，要以理带兵，这个理，不仅是道理的理，而首先是理想信念的理。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带兵人，是带不好兵的。比如，以情带兵，市场经济强化的是人们的利益观念，而战场胜利需要的是情感优势，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如果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就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比如，以德带兵，真理加上好形象，就有说服力。自身形象不好，既不能以身作则、又不能坚持原则，就不能服众。在牛洪的书中，对带兵问题的探讨，是广泛联系古今中外，把探讨的视野从基层、从部队拓展到企业管理、军事家治军、政治家治国，把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外军外国的有益的东西结合，让准备带兵的新人读此书有感悟，使有带兵实践的人读此书有升华，使研究带兵的专家学者感到有新意、受启发。
带兵有个根本态度问题，有个方法艺术问题，也有个带兵的标准和境界的问题。我们既要把兵带得安全不出事，把兵带得能够完成任务不误事，又要把兵带得不断长本事，带兵要带出人才来。带兵的根本问题是育兵，好的带兵者是在用自己的知识、道德、才能、友情等来塑造优秀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带兵是什么？带兵是塑造！就是要塑造高素质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牛洪在他的简短《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自认为是一个好人，我尽最大努力做一个好人。我的缺点是太过于正统，不够灵活，不愿意请吃、不喜欢吃请，只爱好读书、写作，不能和同事们吃、喝、玩成一片，不会说好听的奉承话。”这段话是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一段话。一个好的带兵人，首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军人。
祝愿牛洪的带兵研究，给更多的带兵者和带兵研究者带来更多的交流和启示。
2007年8月1日
（序言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前所长、研究生导师、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