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由此入仕者的人数虽然远少于察举，但同样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这些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使得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形成制度的官吏选拔外，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也颇有破格用人的雅量。元光年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武帝，其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武帝对这话非常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他在命令州郡举荐贤才的诏书中还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武帝本人的头脑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权谋治术，也有方术神仙家的迷信，处处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混乱和生机。刘彻崇尚文学，也醉心于武功，追求长生不老更是他一生的梦想。他身上既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文化，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为“底层”的愚昧。作为天下至尊，刘彻从不缺乏勃勃雄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空前强大的皇权，可以把任何想法付诸实践。他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仕人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因此，在他身边很快便聚集起一批形形色色的“非常之人”。当时的热闹景象，用班固的话来说，那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从顾问，以后逐渐因才施用，委以各种要职。其中有满腹经纶的儒生，比如董仲舒、公孙弘，前者用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的理念影响了武帝，后者曾经做过丞相；有学习“纵横之术”的权术家，如主父偃，为武帝设计“推恩令”，削弱诸侯，立下大功；也有商贾出身的“兴利之臣”，像桑弘羊，武帝一朝的重大经济决策几乎都出自其手，最后还成了“托孤”重臣。更多的恐怕是舞文弄墨、插科打诨、逗主子开心的近臣，其中官运好的像吾丘寿王、司马相如，能混个地方官，不过运气不佳如东方朔、枚皋者就只好一辈子被“倡优畜之”。武帝的“求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实际上在西汉早期，地方诸侯的宫廷中往往蓄养着大批门客，有名的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武帝实际上是在诸侯被削弱之后将“养士”的权力收归了中央。
汉武帝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常人所异”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的也确实多是“非常之人”，做的是“非常之事”，成的是“非常之功”，让当世和后世之人都大为惊叹，也为他赢得了一个“雄才大略”的评价。不过在这一连串“非常”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非常之世”。
汉武帝要想统治好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就是建立刺史巡视制度。公元前106年，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巡视制度，以朔方、交趾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十三州各为一个监察区（部），共十三部，每部置刺史一人。
“刺”的含义是刺探、铲除，“史”指官吏，“刺史”就是奉命到地方明察暗访、检举清除不法分子的官吏。刺史由朝廷直接派遣，受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府（御史台）统管，具体由最高监察官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刺史属于低级官员，秩仅六百石，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族，后来甚至可督察诸侯王。
刺史一般于每年秋分开始“行部”，即到自己负责监察的部（州）内各郡、国巡视，届时郡、国须“各遣一吏迎界上”。刺史在例行的巡查之后，要依照制度要向中央报告各地官吏的政绩、政声，中央据此对相关官吏加以奖惩。
刺史的职责是“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意为贬降无能者、提升有能者），断理冤狱，以六条问事”（监察的六大方面）。汉代郡守、国相年俸二千石谷物，所以常称他们为“二千石”，二千石是刺史巡视监察的重点对象。在“六条问事”中，除了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的监察外，以下的五条全都是针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监查、审核，包括其行政、司法、用人及管教子弟、官德官风等各个方面，核心问题是监察纠举其贪盗枉法行为以肃清吏治。
如果查明地方官吏的不法事实后，刺史不能擅自处理，必须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同时，为了防范刺史滥用权力，干涉地方官员履行正常的行政职责，又明确规定刺史不得越过“六条”之外问事。这样，就可以使得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各自按照其规则运作。
其次是设置司隶校尉。公元前89年，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持节，称使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
第三是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属官，说起来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的，实际上也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创立年号，变革历法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创立年号，同时也是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董仲舒曾在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里，曾经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的建议，其中，改正朔就是要改变历法。
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汉初时继续沿用了秦朝的《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于是，司马迁等人再次向汉武武帝提议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宣布废除《颛顼历》，改订礼制和历法。改用由司马迁、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创制的新历——太初历。“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太初历》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并规定无中气（每月两个节气，月初为节气，后半月的为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太初历》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了135个月的日食周期，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从汉武帝太初元年问世以后，这部历法一共行用了189年。
尊经兴学，教化万民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第一，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春秋》三经博士。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一项新的官职，总称为“五经博士”。
所谓“五经”，是经典儒学六艺中的《诗》、《礼》、《易》和《春秋》五种学术。博士，本是秦官的一种，为太常治下属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实际职责是在国事决策过程里充当顾问的角色。顾名思义，“五经博士”就是专门整理“五经”的博士官。这个官职的设立，历来被学者们看作儒学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经博士”的设立应该与当时文化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经济的发达必然促进文化的昌明，这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
第二，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0年，董仲舒建议改革太学的教学内容，专用儒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非儒经不得立为博士。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公元前124年6月，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奏议，向天下郡国颁布《劝学兴礼诏》，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兴办了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
此事是导致公孙弘由太常封侯而跻身相位的直接原因。从此，西汉确立了从全国察选博士弟子的制度。最初，太学中选博士弟子员额总50名，五经每经平均有弟子10人。这样，博士弟子终于有了吃皇粮的编制定额，并且特许免其赋役。由天下郡国察选年龄在18岁以上，仪表端正者，送太常，得以从博士受业如弟子。补博士弟子者，从师读经一年后参加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补“文学掌故”之缺，其“高第”者，可以直接至郎中。如有“秀才异等”，才能超群者，上报。凡不能通过考试，无才能者，罢遣归乡。凡是才质优异的博士弟子者，按考试成绩的等次补官。
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到了西汉末年，博士弟子员就已经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他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典教育官僚、地主子弟。同时，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
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但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本名朱重八，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生于安徽凤阳贫农之家。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享年71岁。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当中，真正出身于贫穷的布衣之家，只有朱元璋一人。从赤贫的社会最底层坐上明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朱元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朱元璋从生活的重压和时代的夹缝中艰难崛起，早年生活对他造成了永久的影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经验，给了他无穷的财富：他目睹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知道社会的病根所在；他目睹贫苦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了解百姓的内心诉求；他的不平之气变成了除暴安良的侠气；他的怜悯之心变成了拯救苍生的一片仁心，这成了他日后谋事创业和治国平天下的“指南针”。
朱元璋从社会最底层而登上天子大位，虽然是时代的造就，但他个人的奋发与天资也是不可或缺的。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朱元璋的雄韬伟略影响了历史进程，也为后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树立了楷模。
南征北战，推翻元朝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的土豪郭子兴率着千余名少年以红巾军的名义攻进濠州，杀了州官，占领了濠州城。
三月，郭子兴的部下在巡逻时，遇到了一个长相怪异、身着破烂僧衣的和尚。
这和尚说道：“请问这位大哥，你可是郭将军门下？我叫朱元璋，是专程从钟离的太平乡赶过来的。我有个朋友也是濠州的义军，他写信给我，邀我加入红巾军，我今儿个就是来投军的。”
守城门的红巾军道：“我看你的长相和行迹都相当的诡异，难保不是想混进城里的蒙古走狗，我们可不会上这个当！”说完就把朱元璋五花大绑捆了起来，抓进城里去向郭子兴报告。
郭子兴见守城的士兵推着一个衣着褴褛的和尚进门，正要问发生了什么事，却被眼前这个和尚的长相吓了一跳。郭子兴心道：“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丑陋怪异的人。双眼凸出，眼尾上吊，再配上一个又圆又大的鼻子以及满脸的黑斑。这副尊容，真可谓是钟馗再世啊！”
郭子兴问道：“这和尚做了什么非法的事，为何要把他绑成这样？”
士兵道：“咱们怀疑这和尚是蒙古走狗想要混进城来，所以才把他捆送到将军面前。”
朱元璋此时虽被五花大绑，可是他不但没有因此胆怯，反而大声喊道：“我朱元璋真的不应该随便听信友人的谣言啊！说什么郭子兴是天下群雄中见识最广、最值得跟随的人。在我看来，这真的是可笑的传言！郭子兴不懂得知人、用人，居然还想要和人争天下，真的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啊！想我朱元璋不辞万难地赶到濠州来投军，居然被当蒙古走狗捉了起来。如果要我投到这种人的营下，我还不如去过我那托钵云游四方的日子。罢了，罢了，废话少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老子我是绝对不会吭一声的。”
郭子兴见朱元璋一副口齿伶俐、盛气凌人的样子，于是走到他的面前，一边为他解开身上的绳索，一边说：“你说我郭子兴不懂得知人、用人，那你就未免太小看我了。这位壮士请你息怒，我们才刚打下濠州城，所以在巡逻时自然会比较小心谨慎，这一点，还请你原谅弟兄们的无理。我郭子兴不但不会动你一根毫毛，还要让你跟在我身边，好看看你有什么样的表现。”
加入红巾军后的朱元璋果真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每次作战，不但表现得很勇敢，同时能以各种计谋来获取胜利。郭子兴对此非常高兴，立刻把朱元璋升为九夫长，并把自己的养女马秀英许配给他。此后，遇到要紧的事，郭子兴总会把朱元璋找来，和他一起商量讨论；遇到重要的战斗任务，也常交给朱元璋。就这样，朱元璋成为郭子兴最重要的助手。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郭子兴派兵攻占和州，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在红巾军的猛烈攻势下，和州顺利地被朱元璋等人攻下，甚至还有十几万人前往归降，使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声势更盛。
然而，当时起义车诸将的成分相当复杂，纪律又差，时常在出征时烧杀掳掠。他们又欺负朱元璋年轻，完全不肯听从朱元璋的命令。
某日，朱元璋把将领们找来，说道：“和州的防御工程需要好好地加强，不如咱们乘着休兵的机会，好好地把城墙修补起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已经做了分配，分别由各位将军率领将士们一起修筑，限三天之内完工。如果无法如期完工的话，我将依法惩处，绝不宽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