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的陪聊一直是在寄生状态下进行的。或者说，是我们挂靠在一家“知心”家政服务所里进行的。
人们都称呼“知心”家政所的王主任为王姨。我们三人提出要在她这儿干陪聊的时候，她好像遇到了旧时上海滩的拆白党，又是看大学毕业证，又是看身份证的。其实家政所除了那间旧房子可以拆，能拆的也只有两张烂桌子了。经我几番解释，她终于明白我们有可能是她的财神，嘻嘻嘻地笑起来。她的眼睛大得不太自然，仿佛是热乎乎的嘴和吊梢眉毛在抢那双眼睛，给撕扯大的。
第二天我们就都上了岗。我对他俩说，我们的寄生生活正式开始了，程皓却不同意“寄生”的说法，因为不是我们靠家政服务所生活，而是家政服务所不花一分钱，吃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我们三人当中，程皓和水莲都有正式工作。程皓两年前从工程物理系毕业，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清闲得很。水莲是学幼教的，和我一样，也是刚刚毕业，但比我小两岁，在一所幼儿师范学校教书。关键是，我们三个人都比较喜欢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生活。
刚开始的一个月，我们张贴了广告，后来又用挣下的钱在报纸上打了广告，生意慢慢多起来，我们的工作都干得很惬意，很顺利。家政服务所的主任王姨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由客户根据我们的个人资料，包括照片、学历等等，决定见与不见，不见的话只付查询费五元。如果要见面，就必须花二十元的见面费和按小时计算的陪聊费，陪聊费每小时三十到五十元不等，有时候遇见大傻冒，一下午可以挣到好几百元。
王姨和我们都不知道那只是一种假象。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会那么惨烈。
刚开始时，用水莲的话说，我们的陪聊出于你情我愿，如果仅仅是破坏破坏家庭，或涉嫌违反了一些所谓的什么传统道德，倒也没什么的。可偏偏有好些事，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千万个支离家庭和千万条道德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