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是1931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成立的。这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吕梁山区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有力地打击了敌对势力，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款等斗争，斗争地主豪绅，并在孝义县西宋庄等地建立了初步的苏维埃政权，从而发展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火种，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后因敌人调遣强大兵力围攻，游击队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实行战略转移，西渡黄河，先后在****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领导下，坚持和发展西北游击战争。
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3省，经过曲折历程，成为后来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立西北红军打下了基础。
一、山西省的政治情况
1930年，山西经过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阎冯战败，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等及阎锡山旧部溃退山西境内，各自掠地自保。大小军阀钩心斗角，内部矛盾十分尖锐。
山西劳苦大众在阎锡山的长期统治下，受尽欺压、肆虐之苦。军阀混战，更加重了人民在经济上的负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加上散兵游勇的抢劫，使山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路军阀为了筹集粮饷，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日渐残酷，致使民不聊生，愤怒四起。民众的抗税抗捐斗争不断发生，党的地下组织也很活跃。
当时，在山西的各路军阀部队中，都有党的秘密组织。驻平定县的高桂滋部，驻侯马的杨晓初部，驻汾阳的冯玉祥部军官教导团，以及太原的炮兵团等部队中，都有党的地下支部在积极进行兵运工作。根据****山西省委的计划，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晋西吕梁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依仗权势，对老百姓的统治剥削尤为残酷。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原有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引导群众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斗争。
二、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建立
吕梁山区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是搞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刘天章同志领导的****山西省委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0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有杨重远、拓克宽、周维仁、董金芝等同志先后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开展创建游击队的准备工作。不久****陕北特委先后派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到晋西吕梁山区，参加创建晋西游击队的活动。为了便于游击队与山西省委联系，通过地下党员筹集了1600余元，以“实业救国”为名，在太原城南郊开办了“并州养蜂场”（并州是太原市古称），作为地下党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由朱敏（鸿）、田有莘等同志负责。刘天章同志曾在这里召集专门会议，确定了晋西游击队的名称、任务、活动方针、负责人选和筹备工作的组织分工，并决定抽调工厂、农村和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力量。杨重远、拓克宽、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都曾到这里多次参加秘密会议，向党请示和汇报工作，这个蜂场还为后来成立的晋西游击队转运一些人员和枪支弹药等。
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山西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梁干臣同志，在太原向当地的有关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他们将土客争取改造过来，利用土客的人和枪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等同志认为这些人唯利是图，纪律不好，难以改造。但省委分析了其利弊，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对他们加强教育改造工作，还是可以利用的，对其中不接受改造的人则可清理。拓克宽、阎红彦、白锡林同志曾被派往师治贵一些土客中去做工作。由于土客成分复杂，纪律涣散，特别是师治贵采取反对态度和破坏行动，最终未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晋西游击队的成员，包括省委从太原兵工厂调来的尹子安、安世仁和马佩勋等十余个地下党同志；陕北特委先后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一批党员；从军阀高桂滋部调来的具有作战经验的一批地下党员以及在吕梁山区吸收的赤贫农民。为了加强汾阳联络站的工作，与晋西各县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还组织了游击队临时支部，由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白锡林为候补委员，以杨重远为主任的联络站，负责筹集武器弹药，转运调配人员等，为建立晋西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阎红彦同志往来于太原、汾阳和吕梁山区联络，锡林则回山区做游击小组和群众工作。
汾阳是太原到吕梁山区以至陕、甘、宁的必经之路，是个工商并茂的县城，驻有冯玉祥的一个教导团和一个负责维持治安的团队。杨重远同志将秘密联络站设在东关商业区的万义客栈，栈房经理是李满山、阎万清，他们支持革命，协助游击队掩护来往人员，转运枪支弹药。从太原兵工厂和军阀高桂滋部队中调来的骨干先后到了山区，共有30余人。拓克宽、李成兰、曹鸿北等随身带来的盒子枪有9支，白朗宁手枪2支，联络站转运来步枪有晋造三八式6支，湖北造3支，马步枪5支，共计长短枪25支。
这样，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创建游击队的条件也都具备。1931年春夏之交，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县的边境大麦郊楼底村（注：此处为回忆错误，应为辛庄村）一家老乡的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大队、中队的队旗，有镰刀斧头的大队队旗上写着游击队名称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院内外贴着大幅标语。参加大会的除全体队员外，还有当地的群众。指战员每人佩戴着一条红领带，表示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名“牺牲带”，在游击队的全部活动中，指战员都佩此带。成立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宣布了根据省委的意见由党支部建议的领导名单，全体队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以下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在汾阳，未到会），政委黄子文（在太原，未到会），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3个班；第二中队白锡林为中队长，辖陈玉清、周维仁等3个班。杨重远在会上宣读誓词。全体队员举手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宣誓后，由阎红彦同志讲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和革命斗争的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及鄂、豫、皖苏区的扩大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并讲解了成立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同志制定的十六字游击战术等，成立大会在嘹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镰刀斧头革命红旗，诞生了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三、晋西游击队的活动
建队后，党支部作为战斗的核心，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阎红彦同志任组织委员，黄子文同志任宣传委员，拓克宽同志任军事委员，白锡林同志为候补委员。支部下设3个党小组，大队小组由拓克宽兼组长，一中队由田有莘任组长，二中队由曹鸿北任组长。规定党小组每半月开一次会，支部会一月一次，有重要问题由支部书记随时召集开会，特别对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每周举行一次班务会议，中队长和大队长会议。班里选拔政治觉悟高的群众为政治战士，作为培养入党的对象，如胡廷壁、董金芝等人都当过政治战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游击队的宣传工作，由政委直接负责。队伍行动、宿营或战斗间隙，都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讲游击队的性质，发动群众起来抗租、抗税，同贪官污吏、地主劣绅作斗争。游击队还在吕梁山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其内容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布告
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劳苦群众而战。
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打倒贪官劣绅土豪。
铲除地主剥削压迫，实行废债务分田地。
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建立苏维埃政府。
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夺取革命胜利。
大队长拓荒（拓克宽）
政委黄成章（子文）
为了配合部队行动，扩大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由党永亮、蒲政平等同志专门负责组织人员，沿途刷写革命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政权；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等。
部队要求严格执行******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经常帮助贫苦农民，给粮给物，和吕梁山的穷苦百姓建立起骨肉相连的关系。
游击队从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西宋庄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一带结识了不少的贫苦农民，也串联了一些穷朋友。在这几个县地方党的领导下，有些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为游击区初步的村政权。他们帮助部队代购粮食，搞敌人情报，组织发展群众团体（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等），进一步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款等，组织群众斗争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群众团结在农会周围，农会成为对敌斗争的一个有力组织。
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以及来往参加游击队的人员，经常在离石县王营庄、白马仙沟到柳树湾一带出入。王营庄洞沟大队队员毛学玲、王和生、贺金玉3名同志过去与游击队经常接触。现如今他们虽已双鬓斑白，但对当年的革命活动仍记忆犹新。
中阳县上桥镇有个土豪叫杜寿高，有土地、两座山，年雇长短工二三十人，剥削农民十分凶残，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对他切齿痛恨。游击队帮助农会发动群众斗争了这个地主，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劳动群众。在孝义县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在农会的帮助下，阎红彦同志带领4个游击队员，乔装打扮成商人，深入敌人重兵戒严的介休县张兰镇，智擒了一个大恶霸。接着，又对平遥县果子沟的地主兼资本家郝守富进行了打击。这个大地主在平遥县有山庄多处，收租时常骑大马，群众叫他“大马收租”。打这个土豪时，由自小给他放羊的郝金标同志给游击队带路。消息传开，碾头村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游击队逮捕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武世恭，这个大恶霸地主依仗他儿子武孟猷当山西省议员的权势，在碾头村鱼肉乡民，作恶多端，罪大恶极。他听说游击队要逮捕他，逃到太原他儿子处，后又潜回碾头村，适逢马佩勋同志从太原回到游击队，知此情况，向游击队汇报后，游击队从他家里抓住武世恭，并在碾头村没收了他家里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组织群众清算了他的剥削账，由农会处理了这个大恶霸。
游击队在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一些劳苦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先后有郝金标（牧童）、张应琪、戴丙章、马三保（雇工）等28位同志加入游击队。
汾阳县永安镇驻有白军一个排，排长牟某（名字记不清）、班长冯金福等，都是地下党员，同地方党和汾阳联络站有联系。经过游击队和地下党一段时间的争取工作后，这个排具备了起义的条件，联络站通知游击队策应这个排起义。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遂前往永安，住在永安镇白文轩、景芝贵开的猪肉店里。他们和牟、冯二同志接上关系后便积极策划布置，用了三天三夜时间，终于在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举行了起义，阎红彦同志带领起义部队向山区急进。
部队西进到王家池，敌人一个连的追兵赶来，在激战中，起义部队中个别士兵见形势危急，突然把枪对准阎红彦，质问阎红彦：“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阎红彦沉着镇静，向他们晓以大义，使之听从指挥，和大家一起击退了敌人，天亮前顺利转移。最后把30多名起义战士带到了山上与游击队会合。值得我们纪念的是，通过汾阳联络站刚参加游击队的一个姓米的青年学生，在这支起义队伍的最后，不幸被敌人捉去，带回永安镇活活烧死了。起义士兵带来的枪支全部是沈阳造步枪和晋造冲锋枪，是一批好武器。这时部队也有90多人了，长短枪有80多支。起义部队编为第三中队，姓牟的一位同志为中队长，冯金福为副中队长。
西宋庄是接近吕梁山山顶的一个大村庄，地势险要，人口较多。游击队转移这里后，由农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当年的学生王崇祥、郭成柄、武光锁、武正乾等同志都还健在，现在年龄也在60岁以上）。儿童入学一律免费。由队委党永亮同志负责主办，游击队员轮流讲课，教唱国际歌。游击队还办了一个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参加学习，由队员们分担课程，讲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讲怎么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为成立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浮财的斗争，劳苦群众喜笑颜开，青年小伙子积极参军。群众唱起自己新编的山歌：
正月里来是新春，我望我郎当红军。
如今革命高潮起，小郎哥呀，送你去当红军。
哎嗨哟！
二月里来刮春风，穷苦人民闹翻身。
吕梁山上搞武装，同志们呀！团结闹革命。
哎嗨哟！
游击队指战员在春耕和农忙的时候，常到贫苦农户家去帮着干活，送肥、翻地、耕田。还给无劳力的穷人家砍柴挑水等。队员们和群众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敌人如有活动，群众会很快地向游击队报告。部队除了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帮助老乡干活之外，还经常抓紧时间搞各种军事训练，爬山、瞄准、射击、劈刺、投弹；传达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讲如何利用地形地势和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使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几次主要战斗
（1）初战中阳留誉镇
中阳县留誉镇驻有敌巡击队（团队）20余人，有步枪10多支，是敌人在吕梁山的一个防御据点，距游击队驻地有80华里。队委研究了情况，决定铲除这个据点。建队后不久的一个深夜，部队到达留誉镇，拓克宽指挥，由阎红彦中队主攻，白锡林中队负责向中阳县警戒，以迎击增援的敌人。但部队过早被敌人发现，鸣枪报警，敌人全部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队领导急于打好这一仗，下令猛攻，田有莘、闫茂林二同志负伤。这时我军集中火力射击，敌人见势不妙，从碉堡后面的通道偷偷逃跑了，我们只缴获敌人步枪一支。
战后，游击队分析了这次战斗失利的原因，认为是对敌情了解不详，情报不实，地形不熟，轻易出击，以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指战员都认为应吸取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2）储家焉遭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