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内几位大臣足争吵了一个来时辰，崇祯听得已经有些累了，而且也没有了最初的激动，不停地回忆着近几月来刘鸿训的作为。
当听到，弹劾刘鸿训受贿时，崇祯已是若有所悟。任一朝代，处于末期时，无不是政局腐败、贪污受贿、不法横行，要想整治哪个政敌，说他索贿受贿，那是百无一失。
崇祯不知道刘鸿训以前如何，但在这次京师赈灾过程中，那种敢于担当作事，在赈灾中清廉表现，都让崇祯很是欣赏。变法方面，刘鸿训也是全力支持，有些观点更是比他还要激进。
当冲动的魔鬼过去后，理智地思考，刘鸿训怎样都不象是会图谋不轨的人；至于受贿问题，崇祯虽有些不太相信，但也不敢保证其完全的清白。
“朕还是相信刘爱卿的报国忠心，但如此重大的过失，还是要彻查到底。为避嫌疑，刘爱卿与原兵部尚书王在晋，暂时停职待勘，着都察院曹于汴查证，待问题清楚后，再作处理。”崇祯终止了大家的争论，为事情下了最终结论。
说刘鸿训受贿，给事中李觉斯、御史吴玉并无确凿证据，多是风闻猜测，这听在崇祯耳朵里，很有些诬陷的意思。可以说，刘鸿训最终能躲过这一劫，全因崇祯穿越自后世，受后世法律重证据的缘故。
在古代，证据与逻辑推测同等重要，因为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象后世那样取证相对容易；尤其是针对官员，御史是可以根据风闻来弹劾的，被劾官员要举证自辩（后世完全是反过来的），如果举证不能，丢官罢职是很轻松的事，这相对保障了官员的清廉。但在王朝末期，它又往往变成了不同党派间的互相攻讦的手段，部分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刘鸿训停职待勘，李觉斯等人的目的初步达到，他们也知道不可能今天就给定出个什么罪来；对于几位内阁辅臣来说，这次过失虽是刘鸿训的直接责任，但他们也脱不了干系，不免相互袒护为其脱责；皇帝最后仍能称刘鸿训为爱卿，可见对这次事件的并未认定为谋逆，事情还有转机的。
“陛下英明，臣等领旨。”诸臣告退。至此，事情暂告一段落，后续将如何发展，就看几方底下如何角力了。
刘鸿训遭受弹劾，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清除阉党余孽时，得罪了太多的官员；这次被人抓住了把柄，自是将其往死里整的；也有他是内阁辅臣的因素，赶在推选辅臣之前，将其弹劾罢职，别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官员间的相互弹劾，崇祯这段时间见得太多了，而他对这些明朝官员的历史，实在是知之甚少，只是吏部提供的那些考成评议，根本无法较为全面地认识这些官员。
因此，通过锦衣卫这个情报部门了解情况，就很有必要了。但为了防止锦衣卫蜕变为“特务”组织，在取消了诏狱职能之后，又对其权责全面梳理了一遍。北镇抚使，负责国内以北方部分，重点关注陕甘民乱，同时负责后金建奴、蒙古、朝鲜等的情报侦查；南镇抚使，负责国内南方部分，除了关注安酋叛乱外，更须搜集海外各蕃国情报。
崇祯变法已经开始，朝廷的人事调整在所难免，因此南北两大镇抚使这段时间主要负责搜集各级官员的情况，使崇祯不至于只能盲目地认同吏部的提名。
崇祯知道“明末”的历史上，内阁辅臣不停地更换，达五十多人，过于频繁地罢免朝廷重臣，使得党争愈趋激烈，最终葬送了大明天下。
崇祯虽然不知道党争的具体情况，但是历史教训还是要吸取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随意地对朝廷重臣贬官谪戍。
后世的司法观念、党争的历史教训，这都让崇祯对这次的弹劾慎重对待；最终，刘鸿训逃过了一次大劫难，改变了他的悲惨历史结局，终能善始善终。尽管刘鸿训不会再被谪戍边关，但因这次重大失误，其仁途也是充满了坎坷。
党争激烈、弹劾鸿训、辅臣推选，这些事情虽然让崇祯有些不好拿捏；但更让他思考再三，仍是犹豫不定的，是一重大的战略性抉择，事情缘起还要从旬日前说起。
新任钦差大臣，三边总督杨鹤上疏急奏，希望后续的陕甘旱灾赈济粮款，能够立刻押运启程。
商部已经成立，天津卫市舶司正在筹建，漕粮海运的规程正在调整；崇祯为保障北方用粮，更令商部制定“新开中法”。
所谓的“新开中法”，就是在海外贸易中，回程不得空船返回，须采购粮食、木材、矿产等原材料；空船返回者，将会多征关税。原来的开中法，是太祖朱元璋制订的，想要盐引贩盐，就必须贩运粮草北方边镇；有的盐商为免长途贩运之苦，干脆在边镇屯田充缴。
中国自开启陆海的丝绸之路后，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至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多条航海线路，到崇祯时期，海上贸易已是极为发达，东南沿海已有扬州、泉州、广州、福州等几大贸易城市。虽然泉州已不复百年前辉煌，虽然只有广州有朝廷的市舶司，但这并未妨碍了民间贸易的繁荣昌盛。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经济体系，几乎不需要外部什么物品资源，在对外贸易中也多是只出不进，导致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船在返航时，多是空载而归，船上只装有白银。
未来的年月，大明北方将会不断地出现大旱灾，解决粮食危机，粮食进口贸易将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万里贩粮的运输成本将是不可承受的；这也是大明商船宁可空船返回，也不贩运些粮食、木材回来。
崇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就参考了太祖的“开中法”，贩粮将成为对外贸易的许可条件之一，迫使商贾贩运粮食回来。
“陛下，臣以为北方近干旱而成大灾，正是因漕运所致。如今开市舶司，漕粮海运，虽较河运费减半，但也将更导致国贫民穷。”第一任的农部尚书徐光启上疏反驳，希望崇祯能够改弦更张。
向北方大举运粮，以解干旱燃眉之急，只有漕粮海运、海外进口粮食，再配合移民之策，应可缓解北方的社会危机，这是崇祯左思右想出来的办法。
其他人反对，崇祯还好理解，比如反对解除海禁，反对支持对外贸易，认为漕粮海运会增加风险等等，这些崇祯都已想好了反驳的理由，又有部分大臣的支持，这一措施的通过应该是可以的。
农部尚书徐光启会反对，这是崇祯万万没有想到的。向北方运粮，就是为解决北方粮食危机的，怎又会导致“国贫民穷”呢？
“陛下，近年来北方天旱即导致成大灾，完全是水利废弛、屯垦荒芜所致。运粮只是治标之策，根本之策还是要兴修水利、屯垦开荒才是；粮乃国之根本，岂能倚仗从蕃国贬运。”
“陛下，北方粮食增产自给，方能减少朝廷漕运负担，减少百姓日用花费。陛下行移民屯垦之策，更以农民互助相辅，本是治国良策。但这漕粮海运、贩运蕃粮，必使市中米粮泛滥，致谷贱伤农，动摇国之根本！如此，岂不与陛下移民互助策略相左？”徐光启侃侃而谈，令崇祯有些招架不住。
“爱卿所言是有些道理，不过……，让朕再考虑考虑。”崇祯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市场对这一变法措施的反馈。
漕运是保障了北方的粮食供应，但同时也使北方失去了农业基础；大量的漕粮，使得北方产粮食不再具有价格优势；屯垦种粮，对农民来说，不再具有比较优势，早年的水利设施也就逐渐荒废。薄弱的农业基础，在天灾面前是经不起考验的，反过来又更依赖漕粮。漕运花费不菲，当北方因灾大面积减产时，必使米粮价格暴涨，使百姓困苦不堪。
漕粮海运、贩运蕃粮，虽能在近期压抑粮价，保障供给，但也必将恶性循环，北方农业基础将更加败坏，将更禁受不起天灾的侵袭。
“明末”时期，可是连年大旱的，似乎还有蝗灾、鼠疫等的流行，如果只是依靠所谓的漕运来保障粮食供给，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天旱使农民绝收，即使漕运能部分抑制粮价暴涨，可也会使百姓无法承受，“民乱”不就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起来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