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省的一些城市里，有些房屋的外表给人一种阴郁感，仿佛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和最凄惨的遗址。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枯燥无味与遗址的死亡气息。屋里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平静，若不是突然瞧见一个听到陌生人的脚步从窗口探出的一张面孔似僧侣纹丝不动、目光惨淡而冰冷的人的话，异乡人会以为这里无人居住。这种凄凉的气氛笼罩着一所位于索木尔的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它一直通城市高处的城堡——尽头的住宅。这条现在很少有人过往的街道，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却有惹人注目的地方：总是那么清洁，干燥的石子路清脆的响声，狭窄弯曲的街面以及住宅的幽静。这些房屋坐落在城墙脚下，属老城的一部分。房屋已有三百年了，尽管是木制结构但依然坚固牢靠，形式各异的外表别具一格，使索木尔的这个地段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极大兴趣。若从这些房屋前走过，人们很难不欣赏它那两端雕着奇形怪状头像的粗大的木梁，这些木梁以漆黑的浮雕形加盖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
有些地方横梁上覆盖着石板，在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勾画出蓝色的轮廓，房顶由木柱支撑，因年久失修，木梁下弯，因日晒雨淋而腐烂的盖板已经蜷曲。还有些地方，磨损的窗面已经变黑，精巧的雕刻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太轻薄已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石竹或玫瑰的棕色花盆的重量。再远些，是嵌有巨钉的大门，我们的祖先才华横溢，上面刻下了难以辨认的文字，其含义永远是个迷。时而一位新教徒署名表示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位天主教徒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个布尔乔亚刻上钟形徽号以显示他过去曾在此当过地方长官的荣耀。法兰西的全部历史跃然其中。在这座工匠抹了灰的墙壁上大显其技的危房旁矗立着一座绅士的宅院，在半圆形的门框上还可看见1789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毁坏的贵族徽章的遗迹。在这条街上，经商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对中世纪的遗风颇有癖好者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先辈留下的朴实无华的缝纫工场，这些既无门面，橱窗，又无玻璃隔板的低矮店堂又深又暗，里外毫无装潢。
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粗糙地包着铁皮，上半截往里开启，装有弹簧门铃的下半截总是不断地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通过大门的上方或拱门与木板同窗台高的矮墙之间的缝隙中进入潮湿的岩洞式房屋，墙上嵌有坚固的百叶板，白天卸去，晚上放下，再用带螺拴的铁条固定起来。这面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那里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按照买卖的性质，陈列的商品有：满满两三桶盐和鳕鱼，几捆帆布和绳索，吊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索，沿墙挂着的箍圈以及摆在货架上的几块呢料。请进吧？一位衣着整洁、风姿绰约、头戴围巾、两臂通红的年轻姑娘放下手中的活计唤来父亲或母亲，按您的意愿，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这由店主的性格而定——做成两个苏（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译者注）或两万法郎的买卖。您也会看到一位做木桶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一边绕着大拇指一边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劣质的酒瓶架或两三捆板条，但码头上的工场可为安茹的箍桶匠提供充足的货源。他知道，如果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木桶板估计误差也就是一块板上下。
艳阳天能使他致富，阴雨天能使他破产。仅一个上午，酒桶价从十一法郎可跌至六里弗尔（法国古币名——译者注。）这地方，像都兰地区一样，商业的行情受天气变化的制约。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员都盼望阳光。他们晚上睡觉时生怕第二天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按他们的意愿，时而要雨水，时而要天暖，时而要乌云，在天公与凡人的利益之间，决斗是没完没了的。晴雨表令人们的面孔变化无常，时而忧愁，时而快活，时而高兴。从索木尔这条古老大街的这头到那头，“金子般的艳阳天”这几个字对每一家都意味着一个可观的数字。这样，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路易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在美好季节的星期六中午，您不会在这些诚实的生意人那里买到一个苏的东西。他们都有各自的葡萄园，小园圃，所以要去乡下住两天。在那里，购进、卖出、赢利，一切都事先预计妥了，生意人还可以利用大半天时间娱乐，观察、评论、互探隐情。
某个家庭主妇在邻居们没有询问她丈夫山鹑是否要煮得恰到火候的情况下是不会买的。一个年轻姑娘把头伸出窗外就必然会被游手好闲者瞧见。因此，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就像这些难以捉摸，阴暗寂静的屋子，无半点秘密可言。人们几乎天天都在户外过日子，每对夫妇坐在门口，吃中饭，用晚餐，吵架拌嘴。他们对街上的行人都要评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也一样，当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外省的小城镇时到处都受到嘲弄。那些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想象力丰富”的雅号都由此而来。说些市井笑话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老城的古老宅院坐落在街的高处，从前这里住过乡绅。这所充满凄凉的住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百年尘世间具有简朴习俗的人事令人肃然起敬的遗物，而这种法兰西的风俗已日渐消失殆尽。在曲里拐弯地走完了这条风景如画的街道之后——这里的细微末节都会唤起回忆，总的印象令人陷入某种不由自主的幻想……，您就会发现一个阴暗的凹陷处，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弄明白“府邸”这种外省称谓的涵义。？
葛朗台先生在索木尔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没有在外省生活过的人对其中的因果无法了解。1789年，葛朗台先生，有些人称他为葛朗台老头，不过这样称呼他的老年人已明显减少，是一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既识字，又能写会算。当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木尔拍卖教会产业时，当年四十岁的箍桶匠刚刚娶了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千金。葛朗台带着现款和陪嫁，带着二千金路易去了区政府，把从岳父那里搞到的四百路易送给监督拍卖国有财产的一位凶恶的共和党人，从而以便宜的价格合法地即使不算正当地购得了该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田。由于索木尔的居民们革命精神欠佳，所以葛朗台老头被视为有胆识有爱国心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而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木尔区行政委员，于是他温和的影响渗入了该区的政界和商界。政治方面，他包庇法 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贵族，竭力阻挠拍卖流亡者的家产。商业方面，他为共和军提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原属某个女子修道院质量上乘的牧场，这本是最后一批要拍卖的产业。
在执政府时期，葛朗台老头当了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收成更好。在帝国时期，他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派了一个贵族兼地主的人，后来被封为帝国的男爵将葛朗台取而代之，因为他被视为戴过“红帽子”的革命党人。葛朗台失去了行政官员的荣耀，但丝毫不感到惋惜。为了该城的利益他曾让人修了几条直通他家田产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地产在丈量时占了大便宜，而且交税不多。他的不同的园圃分了等级之后，由于坚持不懈的细心经营，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说明这种葡萄园可以酿出上等好酒。他本可以为此获得荣誉团十字勋章。免职一事发生在1806年，葛朗台先生当时47岁，妻子36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10岁。或许是天公看他丢了官想安慰他，这一年他连续从岳母德·拉·古迪尼埃夫人，接着从夫人的外公德·拉·贝尔特里埃先生，最后从外婆让蒂耶夫人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其数额之大无人知晓。三位老人视钱如命，一生都在积蓄钱财，为的是偷偷地欣赏。
德· 拉·贝尔特里埃老头把投资当作挥霍，因为从欣赏金钱中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惠。所以索木尔人只能从不动产的进项估计他们积蓄的价值。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我们爱讲平等也抹不掉的新贵族头衔，他成为区里“纳税最多”的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１阿尔邦＝５０公亩，——译者注）葡萄园，丰收年景可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拥有十三块分成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那里的窗户，拱门，彩色玻璃全部封死，这样既可省钱，又可保存这些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牧场，那里的三千棵枝繁叶茂的白杨树是1793年种的。他住的宅子是私有财产，这是人们确认看得见的财富。至于现金，仅有两个人能含含糊糊估算出数额的大小：一位是负责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公证人克律肖先生，另一位是索木尔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森先生，为了私人的利益，葛朗台先生经常同他私下进行合作。
尽管老克律肖和德·格拉森先生掌握着在外省博得信任和财富的机密， 但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还是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使旁观者能从前者对后者的奴颜卑骨中估计出这位前区长资金的雄厚程度。在索木尔，无人不信葛朗台先生有一个私人金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室，相信他半夜里瞧着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子，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那些吝啬鬼们看到葛老头的双眼显出黄金的光彩，确信此事千真万确。一个惯于从资本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家伙的目光，就像色鬼、赌徒或阿谀奉承者的目光一样，必然要染上某些难以捉摸的恶习，鬼鬼祟祟、贪婪和神秘的行为，这一切绝瞒不过同伙的眼睛。这些黑话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欲望的神秘关系网。葛朗台先生令人尊敬，这是一个从来不欠别人东西的人享有的权利，这个老牌箍桶匠，种葡萄的老手能以天文学家的准确估算出何时为他的收获准备一千只桶还是只准备五百只桶。他搞投机倒把没有失过手，当酒桶比酒贵时，他总有酒桶出售，他把酒藏在酒窖里等候每桶涨到二百法郎时才脱手，而那些小业主出售他们的酒时每桶才一百法郎。
1811年，他的收成名扬全区，他谨慎地把酒贮藏起来，慢慢地出售，结果共赚了二十四万里弗尔。说到捞钱，葛朗台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善于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长时间地观察他的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下大量金币，随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好似一条撑饱了肚皮慢慢消化的蛇，镇定自若，冷静沉着，有条不紊。看见他走过时，无人不产生既敬佩，又尊重，又恐惧的复杂感情。在索木尔，每个人不是都有过被他那温文尔雅的钢铁利爪撕碎的感觉吗？克律肖为某个想买地的人搞到了所需的款子，但息率为百分之十一；德·格拉森先生为某人的汇票贴现，却先提取了一笔可怕的利息。无论在市场上或在市民晚间的闲谈中，无时无刻不听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具有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所以不止一个商贩或旅店老板带着某种得意的神情对外乡人说：“先生，有上百万家产的人我们这里有两、三家，可葛朗台先生本人却不知道他的家产究竟有多少！”1816年时，索木尔最精于算帐的人估计老头儿的房地产大约值四百万。
可是，从1793年至1817年间，他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照此可以推算出他拥有的现金数额同他不动产价值几乎相差无几。因此，在玩过一局纸牌或议论了一阵葡萄园的事后，话题又回到了葛朗台先生身上，那些有能耐的人说：“葛朗台老头吗？……他大概有五、六百万吧。 ”要是克律肖先生或德·格拉森先生听到这话，就会说：“你们这伙人比我还精， 可我无法知道他总共有多少钱！”当一位巴黎人谈起罗兹谢尔德一家或拉菲特先生时，索木尔人就会问这两位是否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轻蔑一笑予以肯定，他们就相互 对视摇摇头，表示怀疑。这老家伙一切行为都被一笔巨大的财富用金钱的帷幔紧紧裹着。如果说他生活中某些特别的地方成了人们的笑柄，那么这些嘲笑和奚落早已陈旧不堪了。葛朗台的任何细微的举动都是既定的，由他说了算。他的话，他的衣着，他的手势，甚至瞪眼睛，都是当地的金科玉律，大家研究了他之后犹如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就会了解他轻微举动的深沉和不露声色的智慧。“今年冬天会很冷。”有人说：“葛朗台老头已经戴上皮手套了，咱们也该收葡萄了。”“葛老头买了许多橡木板，今年的葡萄酒一定少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