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初洪堡进行教育改革以来，普鲁士相继创办了很多所大学，波恩大学就是其中的一所。
波恩城市位于北莱茵－威斯特**州，濒临风景秀丽的莱茵河畔，是科隆的一个卫星城。1777年，当地人们在18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兴建了一所高等学校，以促进蓬勃的启蒙运动继续发展，1786年又把它改建为大学，这就是波恩大学的前身。
不久，拿破仑皇帝进攻德国，莱茵地区被占，波恩失守。由于法国人带来了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因而使这所学校成为封建保守思想和自由的意识形态论争的大讲坛。
拿破仑失败后，波恩划归普鲁士统治。在当时著名进步思想家洪堡创议、普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三世帮助下，学校于1818年10月成为普鲁士的正规大学，政府接管了学校。1828年，学校将捐助者的名字作为学校校名，即莱茵波恩弗里德利希·威廉大学，简称波恩大学。
之所以选择波恩大学而不是更加著名而且也是由王室捐建的洪堡大学是维多利亚公主的主意。
波恩大学在当时算不上真正一流的大学，但社会学科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至关重要的是有大批持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在这里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这才是维多利亚公主选择这所学校的真正原因，他希望的未来的德国皇帝能继承英国的传统，为德国带来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政治。历史上威廉二世就是在这里读书。
选择波恩大学也正合杨禹凡的心意。这里远离柏林，自己可以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属于科隆文化圈，银行家、资产阶级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气息统治着这个地区，和柏林浓厚的容克专制氛围风格迥异。杨禹凡相信在这里他能碰到更多他所需要的人才。多年以后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杨禹凡所发起的政治改革得到了科隆贵族团和议会党团的顶力支持，这是后话了。
至于专业嘛，按道理说，法律专业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德国，帝国文官阶层有着极其严格的准入制度，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是法学本科毕业。
手下的官员都学法律，当国王的如果不学显然有些不合适宜，所以历史上的普鲁士国王们大多都有法学学士的头衔。比如著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别以为人家打仗猛就属于武夫，这位伟大的国王曾发表过好几篇有影响力的法学论文，任内还大力改革了普鲁士的司法制度，对整个欧洲的文明进程起到重大作用。
杨禹凡显然是不想学法学的，不是法学不重要，恰恰相反，法学对个人素质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辩论技巧、语言和逻辑的准确性都会因此得到得到提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的政治问题不是靠辩论技巧和多数人决议或者国王的个人魅力所能解决的。
正如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未来的政治问题只有靠铁和血才能解决。在杨禹凡看来欧洲一天不统一，这句话就依然像真理一样存在。
而这也还不是全部。19世纪末期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以至于靠过去的经验去解决新的问题总是出错。就战争的本质而言，中世纪以来的贵族战争已经被弱肉强食的帝国争霸所取代，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将不再是一个国王领着一堆雇佣兵去对阵同样的对手，而是总体战（鲁登道夫语）。
总体战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对另一个国家全体人民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选择。战争中，双方无不倾尽全力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类似英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七年战争中的闹剧再也不会上演了。（英荷战争中荷兰银行为英王筹措了大笔战争经费，二鸦就更逗了，北边打成一团，南边还互相帮忙生意照做；七年战争中的最大闹剧属于彼得三世，他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的个人崇拜改变了历史进程——林栖按）
在总体战的情况下，综合国力对战争的最终胜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和资源又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一环。
就杨禹凡来说，他已经知道未来和其他列强的冲突终归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在战争前利用和平的有力时机去大力发展经济、获得资源就成了最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
法学显然对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
“亲爱的爷爷，我想到波恩大学去学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门前沿的学科，我认为学习这门课比学习法律更有用。”在柏林皇宫，杨禹凡正和他的爷爷、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坐在一起。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我们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在年轻时是必须要学习法律的，所以你的父母才要求你读法学专业而不是其他。”威廉一世虽然已经70多岁，但军队中几十年的磨砺使他看上去异常矍铄，绝不像70多岁的老人。
“可是您不是也没学过法律吗？”杨禹凡有些撒娇的说道。
“恩，是的。那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是王位的继承人，也从未想过要当国王，所以从小接受的是纯粹的军事教育。如果我年轻时候学过法律，那么至少现在和帝国的官员们打交道会轻松一些。”威廉一世和蔼的说道。
“您虽然没有学过法律却依然是普鲁士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并建立了自奥托大帝以来的不世功勋，所以我觉得一个国王年轻时受到法学训练虽有许多好处，但并不是必须的。政务交给帝国的宰相去处理就可以了。”杨禹凡陈述着自己的观点。
“你拿我和奥托大帝相提并论，你可真会让爷爷开心啊！”听到来自小孙子的奉承，威廉一世笑得合不拢嘴，但大笑过后随即认真的问道：“那你认为政治经济学一定比法学对你的帮助更大吗？”
“我想是这样的。”杨禹凡毫不迟疑得回答到。接着他把提前准备好的一大堆理论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当讲到人民战争的时候，皇帝的眼睛为之一亮，并更加聚精会神的听下去。
等杨禹凡把一大堆理论统统讲完后，威廉一世沉默了良久才说了一句话，就这句话差点没把杨禹凡噎死。
威廉一世说：“我的孩子，我很想知道你的这些奇思妙想是从哪儿得来的？”
杨禹凡也很想告诉他老人家总体战是鲁登道夫的创见，他的观点来自第三帝国的事后总结。好在他还没有发烧，这样的傻话自然不能说。
急中生智之下，杨禹凡根据自己前世的了解，编了一个小故事。
“亲爱的爷爷，是这样的。我在波茨坦儿童团的时候，曾在校长施塔姆伯爵家中做客，恰巧在柏林军事学院担任军事史教官的戈尔茨先生也来伯爵家中做客，并带来了一份他最新的手稿。内容是有关普法战争总结的，其中就提到了人民战争的概念。我根据戈尔茨先生的创见加上自己的演绎推理，得出了国力的强弱在未来战争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才下定决心要去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杨禹凡装模作样的说道。
“戈尔茨？我好像听毛奇提起过这个名字。”威廉一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随即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道：“孩子，我同意你的要求，就这样决定吧。”
虽然在上学的问题上杨禹凡必须得听王储夫妇的，可王储也不敢跟老皇帝叫板啊。再者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873年，在这个饱含谷物清香的收获季节，杨禹凡如愿以偿得注册成为波恩大学政治经济系的一员。
当杨禹凡踏入波恩大学校门，满眼的五颜六色盛开的花朵，一片连着一片，宛若云霞。
在一众迎接新生校友的簇拥下，杨禹凡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他深深吸了一口充满负离子的莱茵河畔的清鲜空气，默默地对自己说：波恩大学，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