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韬光养晦第四十二节漕运与海防
莱州府蓬莱
时间过的很快，沧州的事务处理自是有人来打理的。官面上的事情由吴庆来应付，对于这个北直隶盐运使司的大使来说顶着个正三品的帽子在直隶地区还是有着几分威严的，而经济建设上的事情则是由杨林三来负责的。本来是想着留下文若民来主理长卢盐场的相关事宜，最后才知道原来文若民的岳父母家竟然是滦州人，这样一来就只好与杨林三做了个调换，毕竟还是有着半分地主之宜的文若民才能更好的处理滦州的水泥工场的事务。当然了，对于林洲所认定的人，只要是他看上的无不赋予了最大的权利，这样的用人不疑也是使得这些原本处于官场底层的官员更加的用心来办事了。这个时代的唯一好处就是还是以君臣为纲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对于手下人的操守林洲也是信得过的，现在的他们还是没有什么机会来糊弄。
怎样的严防大明朝官场的弊病带入这个新生的团体，林洲也是设计了一个基本的监督体制来制约，虽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体制还是那么的幼稚和漏洞百出，但是用在现在却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个时代的官员也好，百姓也好，他们还是跳脱不了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思想的束缚，官场的贪腐还是少数人的行为，许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关注。内阁在首辅张居正的主导下正在不断的完善监察监督机制，就是几年一度的京察制度内阁也是正准备这推向全国。
对于那些生活在芦苇荡中的“难民们”来说，今年应该是一个好年景了，庞大的盐场建设需要的就是大量的工人。除了基建上的用工还有就是后续的盐业生产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手的，在林洲来蓬莱前已经确定了将要在柳县的那片滩涂上所要建立的工程规模。
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投资对于地区经济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商人们只是不停的想要从百姓们的口袋里套取金钱，他们除了追逐利润很少的想过来投资实业。即使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在洋洋万千的大明商人中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这个时代还没有人能够明白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成本优势，等到长卢盐场的一期工程投产后才会让那些饱食民血的蛀虫们吓一大跳。
盐场的一期投资也是早就规划好的，那样的流水线式的海水卤制线体在柳县就要建设八条之多，而用来晒制精盐的盐田配套项目就是多达一万亩。为了能够更好的更准确的来控制盐产量，每一个的盐田都是标准的一亩，全部都是由滦州生产的水泥来建造。即使是每个盐田用一个人来工作，也是要万人才能够满足，何况后续的工程还都在林洲的脑袋里装着，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就是连总负责的蒯允征也是不能窥探具体的。至于盐场的产量一切都还是纸面上的东西，不过根据两淮地区的情形等到这八条线建成后，基本上是能够满足北直隶、河南、山西等地的用盐需求的。也就是仅仅是需求而已，要知道这个时代的食盐可都是暴利的象征，期间十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利润已经是阻碍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林洲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这种垄断性质的盐制体系，让普通的百姓可以不受制约的食用，当然了他的这个目的是除了他自己之外不会让他人知晓的。
初期的工作都是一些平整土地和填沟造路的工程，那些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无地之人是不会多挑剔的，为了每天五分银子的工钱他们能够挤破脑袋的前来。滩涂附近十数里的范围内能够劳动的劳役都是纷至沓来，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万人之多。可惜的是水泥的生产还要等一段的时间才能够供应够来，人太多了也是让主事的杨林三头疼，至于那些荒滩之上的难民们理所当然的是优先招募的对象，这可是皇帝的金口御言，杨林三也是不敢违背。
于是，在几十里的荒滩上万余名的壮男壮妇们都在挥舞着锄头、铁铲（也就是现代的铁锨，只不过做工当然是无法和现代的东西做比较的）在劳作着。工程的进展也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的，短短的几天功夫那片原本荒凉的滩涂上就已经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什么木头、石头、石灰之类的东西也是堆积如山。二十万两的银子也是差不多使用了一半来采购这些东西，至于工人的工钱倒是真的不用支出的太多来，后续的建筑工程那就是该工部的那些工匠们来发挥了。
盐场的建设也是步入正轨，林洲在那里呆着也是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于是他就带着一帮随从海路来到了蓬莱。
现在已经是五月初四了，离开京城也是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都是有张居正在内阁顶着。皇帝已经是连续着几次早朝都没有来，下面的官员们也是纷纷猜测、惴惴不安起来，怕是当年嘉靖朝的情形再次的上演，也是准备着串联起来奏请皇帝能够主持朝政。前朝长达二十多年的皇帝不理朝政的例子刚刚过去没有几年，万不能在出现在如今的万历朝了，满朝不明就里的官员们也是怕了再来这么一出，都是准备着再次的上书跪谏。这里面的深浅林洲根据每天从锦衣卫传来的密报中也是能窥探端倪，这背后的较量才是刚刚开始，林洲还是不急着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他们还都是潜伏在水底下没有露出来。只要时刻的保持着关注即可，那些人在背后的推波助澜无非是正在进行的丈量田亩的工作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而已，想把水搅混扰乱朝政好狙击这个工作的开展，用朝争来转移内阁的注意力。
朝中的一举一动都是掌握在锦衣卫的手中，自从林洲决定弱化锦衣卫和东厂的功能后，才不断的在情报方面进行了加强。延承了两百多年的特务机构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转化过来的，林洲也是相信在自己的直接引导下，这两个臭名昭著的机构一定会朝着自己设计的道路前行的。在这个财政艰难的时刻，还是没有多大的余力来对它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林洲相信随着盐场这个吸金怪兽的正式投产，到时候自己的财务状况能够彻底的好转，之前所规划的那些事情也是能够一一的实现起来。
蓬莱作为日后明金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无论如何林洲都是要来看看的。
蓬莱水城是历代王朝屏蔽北方沿海防务的重要海军基地，不过当时是叫做水师来着。蓬莱的军事意义历来被各个朝代所重视，自唐朝开始在山东设置登州行政区后，宋之刀鱼寨明之备倭城皆建于此。
蓬莱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六二十一年，唐政府在山东半岛设立登州行政区。七零七年，登州治所由牟平县迁至蓬莱县，蓬莱县隶属登州，港口遂正式命名为“登州港”。随着蓬莱城的建设，人口大量增加，致使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人类活动对登州港湾的影响愈加明显，逐渐成为主导控制因素。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植被逐渐稀疏，河流含沙量增加。流入登州港的黑水、密水两条河流，每年携带大量的泥沙直接注入港口，加快了港口的自然淤积过程。登州港三面为山丘环绕，在自然界风化、侵蚀和搬运等外营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大量的坡积物，逐年流入港口，日积月累形成沉淤。明清时，在登州港内修建兵营，建立官署、寺庙，驻扎军队。清朝后期（咸丰年间），居民开始入住港口，建筑工程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断抛入港中，造成了人为淤积。面对日益严重的淤积问题，明清封建政府制定了一些减淤的强制性措施，组织人员多次清淤，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登州港呈日益缩小之势，唐朝初期，港口约有四十万平方米，为登州海湾面积的约三分之一。原在海湾里的石岛村，早已露出了水面，与周围的陆地连为一体。后来，在修建蓬莱县城城墙时，还来此取土。唐、宋时期，为抵御东北风浪的侵袭，将丹崖山向东延伸的土山丘（后称平浪台）加高拓宽，并由此向南大量垫土围港，也客观上造成了港口的缩小。大约到元朝后期，港口缩至近30万平方米，仅仅分布在现蓬莱市区西北角，其范围在蓬莱城下水门至紫荆山山脚以北，来宾桥至丹崖山下以东，迎仙桥、葫芦头至海口以西的区域，与现在水城规模相差无几。
宋、辽对峙期间，一零四二年，北宋政府在丹崖山内侧，顺势围以防卫栅栏。由海边向南延伸，又折向东转北，再回到海滨，筑起马蹄形口门朝东的沙堤围子，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式港口，因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而得名为“刀鱼寨”。明朝，登州港的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三七六年，明政府在宋代“刀鱼寨”旧址处疏浚扩展，环筑土城。“北砌水门，引海入城，名新开口。南设关禁，以讥往来（8）。”一四零八年，在此设备倭都司府（水师帅府），称“备倭城”。因城内有海水，俗称“水城”或“登州水城”。一五九六年，在土城墙面砌以砖石，实现了城墙由夯土结构向砖石结构的转变。在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增加防御设施。整个水城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海港设施，以港池为中心，包括防波堤、平狼台、码头、水门等；二是陆地设施，有城墙、炮台、陆门、营房、官署、灯楼等。城墙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城墙七百二十米，西城墙八百五十米，南城墙三百七十米，北城墙三百米，周长二千二百余米，总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米，遂成今日之规模。城门建有2座，北曰水门，又名天桥口，是港池通往海上的唯一通道。南曰陆门，即振扬门，供车马行人之用。港池名曰小海，小海是水城的主体，位于水城中心地带，面积约六万五千平方米。南北长约六百五十米，北部较窄，南部较宽，南部最宽处一百七十五米，北部最窄处仅三十五米，一般宽度为一百米米，周长约一千六百米。登州水城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军事要塞。
蓬莱水寨的重要性还要过几十年才能够体现的出来，那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处于明金战争的前沿了，时刻的准备着对辽东和山海关方向的支援。日后山东最高的行政机构登莱巡抚也是在蓬莱设置的署衙，现在只不过是蓬莱水师的一个军港而已。这里驻扎着一支金海防御性的水军，约有各类舰船二百余艘。
当然了在兵部的账面上的兵力是不可能跟实际的情况相联系起来的，自从林洲来到这蓬莱以后所见到景象就是已经使得他对于史书上所说的明军军力有了深切的认识。本来按照正常的编制蓬莱水军当有兵员五万三千人，其中水军三万人陆军两万三千人，大福船二十艘，草撇船四十艘，海沧船和苍山船六十余艘，余下的皆是一些辅助性的舰船，总数两百余艘。可是最近几天所见的情景完全的跟纸面上的数据时对不上的。林洲也只能在心底深深地无奈，任何的伟大抱负都是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在盐场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想过早的打乱他已有的部署。再说了还是有时间对于大明的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至少十年之内是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来阻止他的雄心壮志的，即使是现在对于现状在不满意，也只有默默的忍受等到时机成熟那刻的一击致命。
在蓬莱呆了两天，林洲一行就是已经开始返京了，因为从京师中传来的消息迫使他必须尽快的回转。京城的御史言官们的奏章都是已经堆满了文渊阁的书房中，大多的奏章都是询问皇帝为何连续多次的不早朝的，私底下还有更多的官员串联准备午门跪谏。
林洲是在万历八年的五月初七乘海州从蓬莱驶往天津卫的，一路上都是处于渤海湾内并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乘的船也是当时世界上鼎鼎有名的福船。这个福船不是作为军事用途的，而是沿海的商人们用来运输货物的货船。虽然大明目前仍然是实行的禁海政策，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还是有着众多的商人们冒险在沿海地区行商的。对于这种枉顾市场和历史发展的政策林洲也不是很感冒，所以混入了一家从南方来的福船前往天津卫准备在那里上岸直奔北京。
福船所走的海路正是几百年前元朝和开国初年朝廷海运的航路，驶过山东半岛直至天津卫的这一段也是最安全的一段。因为渤海湾被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像两只手臂一样紧紧的搂在怀中，五月的海湾还没有到季风来临的时候，加上这个时代的海船大多都是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没有什么危险。
历史上也就是这样的航线是元朝和明初的重要海运航道，肩负着北方每年四五百万石的粮食运输。后来因为海运的损耗过大才逐渐的停止了这种运输方式，改由运河来完成。海运有着天然上的成本优势，那些巨大的海船一次的运送量绝对是比得上运河上的十几艘内河船的运力。为了能够满足南粮北运和北货南运，朝廷不得不保持了一支十几万人的专职漕运大军和近万艘船只的庞大机构，每年所费的钱粮就是多达百万两白银之多。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和臃肿庞杂的人员构成绝对是拖累朝廷财政的巨大累赘，沿运河两岸的几十座城市都是建有大量的周转仓库。漕运总督治下的十数万漕丁是这个时代国营企业最反面的教材。
明朝的漕运始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的时期。一三六八年明军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树立起明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因为元朝残余势力退入草原一时间北方云集了庞大的军队。其庞大的军需从何而来？仅靠残破的华北和中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依靠从富庶的沿海和南方运粮。先用三百石的船运至陈州颖岐口然后以巨舟经黄河、八里树再车运至卫河输送到北京。这也是海路并举的漕运措施。
成祖后，北方日益庞大的边军和京城官员以及北方的大量王公贵族的聚集，造成了粮食等各种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庞大，仅靠北方的供给已经是不能够满足，加上从经济上的考虑大明朝加强了从运河输送粮食的规模，后来的沿海猖獗的倭寇海盗袭扰和科学技术对于海潮、风浪、暗礁等的不熟悉，渐渐的海运被废弃了。这样一来，北方边军及京师的千万石粮食的运输就完全的依靠漕运来运送了。
总之，漕运不仅成为明王朝从经济上维持其封建政权生活的源泉和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更成为明王朝维护其对东南经济中心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实现其运兵运粮强化对全国人民军事控制镇压和迅速有效的抵御外辱的重要工具。故而受到明朝廷的空前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