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五章武功的背后是什么 (1)
最高的武功是不尚武的武功
西汉王朝，尤其是汉武帝执政时，是尚武的。汉武帝为什么尚武？是个性使然（他天生便要振兴汉朝，做一个有为之君）？还是形势逼迫（匈奴骚扰，诸侯反叛，蛮夷征伐）？如果从他的一生来看，应该是这两样都有的。
当然如果是个性使然，那么随着年岁的增加，这种建立在自己性格之上的欲望肯定要和他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有所冲突。这种身份冲突会不会导致他突然发生改变？答案是肯定的，汉武帝在征和四年下《轮台罪己诏》，即是明证。汉朝在《文景之治》时期经济达到全盛，但是一些社会矛盾却日渐凸现，而外围的匈奴和周边各国又不时以各种方式挑衅，精力充沛、雄才大略的刘彻怎么能够像前几任皇帝那样休养生息，“坐视不理”呢？但是最后，当他上了年纪，当一切的外战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当天下苍生因为战争死伤无数、民不聊生的时候，汉武帝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他追悔过去，反省已过，又使国家走上了休养生息的老路，在最后关头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汉朝。
《司马法》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汉武帝执政的时候，武功虽然很盛，但是说他穷兵黩武也不为过，但是汉朝在武帝之后还是延续了几百年。西汉之所以没有像秦那样在汉武帝之后灭亡，正是因为他的清醒，因为他知道只有生活在汉朝土地上的人民能够活得好，那大汉朝才有前途。
汉武帝之后，昭宣中兴，昭宣中兴之后，西汉没落。王莽新朝一转折，光武帝刘秀开始执政。可以肯定地说，刘秀是位明主，他才兼文武，豁达有度，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按道理来说，有这样的素质，也可以效仿汉武帝做一代雄主了。但是刘秀的高明也正在这里，时势造英雄，刘秀知道自己新创立的东汉处于什么时间段。新立国，国家力量有待恢复，最重要的是经过了西汉的由盛而衰，刘秀也自然明白更多的治乱之由，所以他在位期间，一贯以“柔道”治天下，这与西汉建国《文景之治》时的国家政策是基本吻合的。
刘秀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建武二年至十四年颁布6道释放奴婢诏令，规定战争期间被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未释放的官私奴婢必须有基本的人身保障。建武十一年，连下三次诏令，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为庶人；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极刑的法律。恢复西汉较轻的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免刑徒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检查户口，加强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的尚书之权，全国政务经尚书台总揽于皇帝。种种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局面，因此刘秀统治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光武帝评论，说他：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夏、商、周后，“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说他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皇帝！而毛泽东则更盛赞汉光武帝是“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一代君王！
刘秀执政期间，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他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士兵担任。尤其是第二条，实际上是“精兵”政策的一部分。在汉朝人口是重要资源，战争要消耗大量人口，西汉汉武帝执政的时候，据说就“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为了减少地方之间不必要的摩擦，减少人口损失，光武帝要求各地取消都试，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权力的一种削减。总而言之，这种政策对稳固东汉政局和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有好处的。
还有就是刘秀在东汉施行偃武修文、不尚边功的政策。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这是赤裸裸地巴结东汉朝廷。但是光武帝没有骄傲，十分冷静地“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将这事推掉了，并且还将侍子遣送回家，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又推掉了。
总而言之，光武帝一朝，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这难道不是众多老百姓希望过的日子吗？从历史角度的武功方面讲，汉武帝的功绩自然值得称赞，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是多么凄惨的事情。而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生，最后还不是在《轮台罪己诏》里有所忏悔，因此“光武中兴”，虽然在武功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他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经过“光武中兴”之后，东汉也渐渐地没落了。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彻底开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先河。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汉武帝，年迈的汉武帝为了避免儿子受太后管制，逼死钩弋夫人，虽然手段残忍了点，但是他仍不失为一代清醒的政治家，否则所谓的“昭宣中兴”也许就不会出现。而对比和帝的父亲章帝就没有汉武帝的清醒和残忍了。
和帝27岁驾崩，在位18年，刚满月的殇帝即位，一年不到死了。然后就是安帝，他即位时才13岁，所以是邓太后掌权。太后死后，他才真正掌权。不过他已经是回天乏术了，安帝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
之后上台的是另外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顺帝，他是由宦官扶持上台的，朝政为宦官把持，政治日益腐败。顺帝死于公元144年，时年30岁。三岁的冲帝在位半年死。之后的质帝，按照历史描述应该是个可爱聪明的小孩，他曾经说当时的大将军梁翼为“跋扈将军”，结果被梁翼毒死，那个时候他才9岁。这个梁翼专横朝政、贪得无厌，所掠财产竟相当于全国半年的租税。
桓帝更是个无能的皇帝，他在位时，先是外戚掌权，后又宦官专政，就没有消停一天。桓帝死，刘宏即位，是为汉灵帝。汉灵帝朝可谓一团污气，宦官把持朝政，时称“十常侍”。灵帝常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更糟糕的是灵帝在位的时候，民不聊生，国库空虚，最后竟然要通过公开买卖官爵来聚敛财富，最后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激化，终于于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桓灵二帝之后是献帝刘协，他在位32年，即位时9岁，董卓专权，后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自立为帝，建立魏国，东汉灭亡，刘协被贬为山阳公，死于公元234年，时年54岁。可怜的汉献帝自始至终竟然从未掌握朝政，今天看来这就像一个笑话。
罗列这么多史实，实际上也说明东汉怎么会由“光武中兴”一下就到了外戚、宦官专权的地步，而这种弊端，实际上从汉朝开国时就存在，只不过名称不一样。
东汉的时候，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设置名为宰相的“三公”——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三公虽然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名誉，秩禄高达万石，但是，却不能管理具体的事务，仅仅是“坐而论道”，议论议论朝政而已。刘秀把具体的权力交给了尚书台。
“尚书”原来是少府辖下的机构，西汉中期，武帝刘彻以“尚书”为基础，设置了与外朝相对应的“内朝”。汉武帝选用一些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侍从与助手，给他们以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的长官尚书令一起，组成宫中决策机构，称为“中朝”，这就是所谓的中朝预政。刘秀根据这个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
尚书台于是真正拥有权力，而且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种情况下，外戚和宦官就很容易插手，于是很快这种端倪就露了出来。
东汉外戚“马、窦、邓、梁”四族都是豪门权贵，他们专横跋扈，显赫一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宦官则一般出身低微，为一般人所不齿，由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掌握朝政，其后果可想而知。他们聚敛财物，横行霸道，党同伐异，整个社会的风气就被搞坏了。外戚和宦官之间又互相争斗，那受伤害的自然是老百姓。
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没有成年的孩子被推上了王位，而孩子的母亲却真正掌握了权力，这些女人多是没有什么教养的女子，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如此往复，这朝廷还有不乱的道理？于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就成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有能力的正直之士，这个时候只有受排挤和攻击的份了。东汉的“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