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请求重开捐监，以豆麦充实仓储备用。这个增加国家收入的好主意，得到批准。乾隆帝又特派王亶望经办。王亶望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勾结，将原由各州、县经办捐监移至首府由自己办理，将捐监豆麦改成折色银两。甘肃捐监粮实行半年，王亶望报称收捐一万九千人，得豆麦八十二万石。乾隆帝当时就怀疑民贫地瘠的甘肃，哪来这么多人捐这么多粮食，半年即得八十二万石，年久粮食陈红，怎么办？每年借给民间流转还不如让粮食在民间自然流转，即以“四不可解”诘问总督勒尔谨。勒尔谨得到分肥，说出种种原因欺骗皇帝。王亶望将所收捐监银自己多贪，自总督至州、县官均给分肥。又称原仓储不够用，有二十六处州县申请建仓，户部批准用银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这些钱又被贪污。甘肃这批贪官又谎称旱灾民饥无食，用捐监粮赈济各地，还需用脚价银四万两雇募夫役运粮，虚构的赈济粮款和脚价银，都被他们贪污分掉，年年如此，成为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乾隆四十四年，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一次便捐白银五十万两助修海塘工程，而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一次拿出四万两白银充军饷。乾隆帝嘉奖之余，对担任甘肃藩司的人如此有钱更加怀疑。
现在，和珅、阿桂去甘肃平定苏四十三领导的武装起义，途中又先后奏报甘肃下雨情形，与甘肃省官员“向来具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乎年年如此”发生很大矛盾，乾隆帝感到被骗。正巧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至热河觐见，乾隆帝即命在热河的大学士九卿审问他。王廷赞谎称捐监改征银两，五十五万两为额，“因捐生多在省城，改归首府收捐，仍将银两发给各州县买补还仓”。乾隆帝认为王廷赞不老实，甘肃粮价贵，五十五万两是不够用的，告诉他“伊之生死，在实供与否”，令阿桂等将实情上报，结果查出王亶望与蒋全迪首倡捐监得银，又冒称甘肃旱灾需赈粮数，“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预定灾情，打着赈灾名目集体贪污白银达数百万两。
对于这一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乾隆帝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等所有涉及官员一概革职交审。清朝法律规定，贪污一千两银即处死。但此案贪污一千两银以上官员多人，乾隆帝不得不提出新的量刑标准：二万两以上俱拟问斩决，竟达二十人，他抱怨府州县官不揭发，似乎忘记前不久他宽大发落揭发出的大贪官李侍尧了。实际上，乾隆皇帝本人为满足享乐欲望，贪财好货，大开贡献之门，以及权臣肆无忌惮地以权纳贿，才是惊天大案发生的主要原因。皇帝纳贡，一开始是地方大吏献些地方土宜，后来变为古玩字画，金玉珍宝；进贡时间一开始只是皇太后、皇帝逢五、逢十的万寿节，以后扩大到一年四季所有节日和外出巡幸。大吏为贡献，当然要从下属敛取，下官当然榨取商民了。
乾隆帝处理甘肃捐监冒赈灾案未毕，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派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亶望家财，可当乾隆四十七（1882）年七月有关官员将查抄财物解送内府时，却发现财物与抄家底簿核对严重不符！因为王亶望非一般小臣，一年前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曾进贡大批珍宝。其中有玉瓶、玉山子等珍宝，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碍于进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割爱发还，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满以为这回抄家，自己喜爱的玉瓶、玉山子等珍宝可归己有，可一核对珍宝不翼而飞，黄金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换成白银，“抽换挪掩情弊”想不到却发生了。盛怒之下，乾隆皇帝又专派阿桂、福长安等重臣至浙江调查此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利令智昏，未曾将抄家底簿修改，见财眼红地将财物大肆“抽换”，很快露出马脚！陈辉祖锒铛入狱，金银财宝家产全部没收。一开始，陈辉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但乾隆皇帝心中有数，下令将经手此抄家事宜的有关官员都革职逮捕，严厉追审，很快得知了抽换实情，陈辉祖只好交待认罪。乾隆帝一看，珍宝等物追回，原想暂留陈辉祖一条性命，后来听说嘉兴抗交漕粮，遂令贪而且不关心地方吏治的陈辉祖自尽，结束了案中之案。
洪亮吉露章获罪
嘉庆帝惩治和珅之后，欲整顿朝纲吏治，思治心切，下达求言诏书。而编修洪亮吉心胸坦荡，欲竭诚建言报国，想不到上书却获“大不敬”罪，其中的是是非非成为千古之谜。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人性情豪迈心胸坦荡，特别喜欢谈论时事，对乾隆朝后期的种种弊政甚为忧虑，曾作《平邪教疏》、《治平篇》、《生计篇》等文章，针对整顿吏治，平定民变，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向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为和珅所忌颇受压制。
嘉庆帝诏求敢谏之士，洪亮吉备受鼓舞，自然要竭诚建言表明自己报国之愿。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他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写了数千字的言事奏书，将其抄写三份，分别交给成亲王永理，大学士朱珪，御史刘权之，请他们代为向皇上呈递。疏中列举很多事实，概括论述了朝廷“励精图治未尽法；权臣弊政未尽改；世风日趋卑下；奖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等六个方面的弊端。其中既有对内外诸臣的弹劾，也有对当朝皇帝的规谏以及自己的政见。如：他认为朝廷在重用贤能，斥退不肖之官方面总是游移不定，出尔反尔。处置了和珅，罢免了其党羽吴省兰等本来大快人心，但不久又为其“辩冤”，乃至重新起用，这分明是是非不清、邪正不分。洪亮吉指出，在平定苗匪、教匪中，福康安、和琳等人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朝廷也只是将他们暂时调换一下职位，仍加以重用。由于赏罚不明、执法不严，诸臣已经不知畏惧国法，贪欺害政之官比比皆是。他甚至直接向嘉庆帝发问：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被戮，世人皆知其冤，而江南查办此案有意为赃官开释罪名，堂堂圣天子不能明断，其他沉冤何以得雪？自三四月以来，皇上视朝较晚，治事过于缓慢，想必身边定有奸佞之人荧惑圣上，圣贤君主应多方询求意见，偏信左右近习之人怎么可以呢？之后，他又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先效法雍正之严明以整顿吏治、使民安乐，再法康熙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其言语犀利、激切，句句切中时弊，为其他奏章言书所未见。朱珪、刘权之二人见到此书，怕惹出麻烦未敢呈递，只有成亲王手里的那份呈达御前，结果真如朱珪等所料，嘉庆帝读罢言疏顿时火冒三丈，遂对洪亮吉发了难。他特谕内阁，说洪亮吉言事书札胡编乱写、语无伦次。指责洪亮吉：“区区小臣教导皇上，实乃狂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说：“在廷之臣谁都知道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奏章，按时视朝、整顿朝纲，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洪亮吉非但不予体谅，反出视朝稍晚、有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之语岂不荒诞？特别是洪亮吉上书言事本可以自具封章上达御前，却以露章托人呈递，以无稽之言、谤君之语向各处投札是何用心？”盛怒之下皇帝还令将洪亮吉革职拿问，交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罪，众议以“大不敬罪”奏请将其斩处。
其实，洪亮吉托请成亲王等转呈言事书札并非是有意散布蜚语、煽动人心，而是因为他自愧职位低微，直接上书恐不被皇上重视和采纳。况且臣工条陈事件交部院大臣代奏早为朝廷惯例，以此加罪于洪亮吉是没有道理的。另外，嘉庆帝指斥洪亮吉“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事实上，洪亮吉大胆直言指陈时弊，正是尽人臣之义合乎礼法。所以当刑部审讯他问其为何上书之时，他从容回答：“身为翰林，受知两朝，有话不讲，愧对天子之恩”，可见他时时想着自己的职责，这恰恰体现了他的儒风士品，对于这一点嘉庆帝后来也有所耳闻。至于说效法雍正、康熙之语也完全是从整饬吏治的实际情况考虑，何况效法先王则例又不是什么坏事，嘉庆帝不也常以敬天法祖来作为治国从政的原则吗？当然构成洪亮吉“大不敬”的倒是他对嘉庆帝的指斥，特别是视朝较晚之语与事实确有出入，嘉庆帝为此而动肝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嘉庆似乎明白，就是自己主动下诏求言，转而又以言语加罪于人，会被视为诛戮言官、自蔽耳目的庸君，对自己名声不好，出于这种考虑，当廷臣请将洪亮吉斩处时，尽管他声称洪亮吉实属“罪由自取”，但还是决定对其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加管束。在押赴伊犁途中，保宁为讨好皇上，奏请将洪亮吉就地处死，被嘉庆帝严辞制止，这说明嘉庆帝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尽管如此，加罪洪亮吉对广开言路仍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此后一年中言事者一天比一天少，偶有封章上达，也是“毛举细故，摭拾浮词”不再涉言要政、议论有关君德民隐等与国家大政相关联之事。以至于下情壅塞，这对于刚刚开始的内政整饬为害甚巨，嘉庆帝为此忧心忡忡，深感失策。
嘉庆皇帝其实在处理洪亮吉之时，嘉庆帝特意将成亲王呈递的那份言事书留下备览，待他冷静下来之后细细思考，又觉得洪亮吉之言确有几分道理。第二年京师久旱，嘉庆帝多次祷雨未应，自认为有犯上苍，于是令释放囚犯，赦免戍边之人。洪亮吉此时到达伊犁还不到百日，本不在“久戍”之列，嘉庆帝特颁诏予以赦免。言称：“详阅洪亮吉原札，除视朝稍晚，荧惑圣听之句过激外，实无违碍之句。而且言语中可见有爱君之诚”。传谕将洪亮吉释放回籍。敕谕下达后，次日朱珪入宫，嘉庆帝又将洪亮吉手书拿给他看，还说：“此书所论之事对朕很有启示，所以朕一直把它放置座右时常观览，以警醒自己勤政戒怠呀”。朱珪见文卷之首有嘉庆帝御书“座右良箴”四字，顿时伏地叩首泣声对皇帝说：有些话臣闷在心中多日不敢说，今日皇上自己主动做到了，我真是愧对皇上的信任啦。正巧洪亮吉被释还之日，京师喜降大雨，群臣借此大发议论，说皇帝圣明感动上苍。嘉庆帝为此十分得意，特作御制诗一首以记其事。
嘉庆帝错罪洪亮吉尚能主动纠偏，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洪亮吉获罪后一直未官复原职，更没有加官晋爵，而且释放回籍后不准随便出境，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惩罚。可见，嘉庆帝纠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可与言之君”的形象，以扭转自塞言路的局面，但仍没有做到“言者无罪”，那么朝臣们谁还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鸦片战争与《穿鼻草约》
就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取得巨大胜利之后，道光帝转变了态度，命琦善与英方义律谈判。而就双方是否签订了《穿鼻草约》，从当时至今都是双方各执一词，英方说是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而中方则否定签订了条约，致使此事成为了一个谜。
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表公告宣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这一协定后来被称为《穿鼻草约》。一百多年来，由于材料缺乏，人们难以披露真像，对上述说法信而不疑。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英国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文书，以及琦善与义律在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认为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呈递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后，义律又迫不及特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12月11日，琦善复照义律，允准烟价赔偿洋银五百万元，先行说定以十余年为期。关于割让岛屿地方一款，琦善则加以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特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率不能仰遇大皇帝允准”，请求义律对此“详细思之”。12月15日，琦善又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这期间，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帝。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朕意吻合”、“好”。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持的态度是：除了割地以外，其他方面均可以让步。道光的这一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打交道的基本准则。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不敢签订割地的条款。
12月29日，义律出尔反尔，蛮横地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1841年1月2日，琦善诘问义律，前次复文中已申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言”？而在缴还定海问题上又多次朝更暮改、别生枝节。义律见琦善持这种态度，便拟以武力迫琦善就范。1月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双方的谈判进入僵局。1月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香港由英国主治，这纯属是割让的同义词，义律的要求越来越升级了。次日，琦善回文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再行筹思具复”。1月16日，义律照复琦善，表示同意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沙角、大角等处统行交还中国，并建议将妥协各款汇写盟约一纸，择地面谈，“以期订明”。1月20日，义律在尚未接到琦善复文的情况下，发出公告，宣称他与琦善订立了初步协定。声称：“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交涉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认为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一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对义律1月16日的照会，琦善既没有答复，双方也没有举行会议，所以在《穿鼻草约》上，既无琦善的签字也无关防；第二，就《穿鼻草约》的内容而言，与琦善多次公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例如索求香港一款，截止1月15日，琦善也只是表示可以在尖沙嘴和香港“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在琦善的交涉文书中，未见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再加广州开港贸易一款，琦善要义律先缴还定海，而后方能代为具奏，依议办理，鉴此两点，可以说，《穿鼻草约》完全是义律一手炮制出来的假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