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向来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说法，袁世凯告密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害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袁世凯告密说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1）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3）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袁世凯并没有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之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所以，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然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他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凯参与围园密谋，并没有主动出手，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说法，杨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折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奕勖代递向慈禧太后呈递密折，折中罗列了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1）“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2）光绪帝经常召见康有为等人；（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4）伊藤博文访华。杨崇伊的密折虽然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是因为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邻先生也坚持认为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漏，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第三种说法，伊藤博文的访华说。孔祥吉、汤志钧先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9月11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过接洽，光绪帝决定于9月20日召见伊藤。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9月18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第四种说法，多种因素说。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毋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开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成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诱导因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因为假如不这样来观察，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其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不得不承认，戊戌政变起因之谜并没有因为研究的深入而日渐明朗化，然而，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掘，会最终揭开戊戌政变的神秘面纱。
康有为“围园劫后”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然而，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康有为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于初八人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