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在阿尔及尔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演变成一场军事暴乱，总督府被军队占领。当晚，由负责当地治安的马絮将军宣布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与此同时，骚乱波及奥芒、君士坦丁，直至巴黎。晚上6时，在巴黎有数千人从凯旋门到波旁宫举行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后只留下在建筑物墙壁上的一些大标语：“请戴高乐出来，法国将重新是法国。”
同日，巴黎国民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弗林姆兰组阁问题。14日凌晨，弗林姆兰刚组成新政府，三军总参谋长当天就宣布辞职。这表明军界已不再支持政府了。
14日，在巴黎大街上出现了左右两派分别组织的示威游行。一派高呼：“绞死马絮！”另一派则高呼：“让马絮掌权！”
而阿尔及尔，5月14日整整一天都处于混乱中，在军人和政界“极端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军人们宣布，他们不是叛乱者。至于对待戴高乐，只有萨朗在给政府的一份电报中说，要求“承认民族的仲裁者”，但未提他的名字。萨朗还要求科蒂总统相信他的忠诚，相信他会竭尽全力控制叛乱。
5月15日，萨朗在阿尔及利亚总督府的阳台上对重新集聚在福鲁姆的广大群众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讲话结束时，他高喊：“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接着，他离开了麦克风。可是，站在他背后的德尔贝克忽然抓住他，大声对着他的耳朵提醒他：“请您喊‘戴高乐万岁！’”萨朗几乎是机械地回到麦克风前，高呼：“戴高乐万岁！”群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声。
5月14日，戴高乐将军像往常每周星期三一样，从科隆贝去巴黎，住在拉佩鲁兹饭店。的确，这天他取消了与几个人预定的会见，但仍接见了3个来访者：原部长乔治·博内、出版商奥朗戈、“自由法国”时期的老友皮埃尔·克洛斯特曼。这时，戴高乐对自己的复出机遇持怀疑态度。他说，各政党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只剩下了一个人。他陷入沉思，显然在考虑：体制动摇的程度如何？他应该何时行动？如果行动过早，他有被视同叛乱分子的危险；如果行动过迟，则政府和政党有可能找到出路，他可能被置之一旁。现在他特别需要什么呢？那就是情报。要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有马絮要求他掌权的那封信。他要部下吉夏尔和福卡尔首先弄清两个问题：戴高乐分子在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如何？将军们对戴高乐的态度如何？
在同萨朗在巴黎的代表取得联系并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戴高乐写了一个声明提纲交给秘书保存，就于当晚由巴黎返回了科隆贝。
5月15日晚6时许，他向媒体正式发表了这个声明。声明说：
“国家的衰萎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里没有谈到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化问题上他只作了一次影射，就是谈到了“联合”。戴高乐决不降低身分，也不受任何约束。但是，他的干预使阿尔及利亚叛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戴高乐将军给历史家作为遗产留下了无数的声明和号召。但是，这个声明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因为，这是最“戴高乐主义”的文件。在该文件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将军的作风和方法：“扼要和深沉”。将军认为，没有神秘性就没有威望，所以他在5月15日关于阿尔及利亚这个最主要的问题，甚至只字未提。他没有指责叛乱，但也没有支持叛乱。诚然，他以自己的声明把叛乱从完全失败中拯救了出来，给了它现实的政治前景。
有一点是清楚的：戴高乐要掌权。他没有任何具体纲领，而代替纲领的是一个崇高的抽象概念——“拯救”国家。他没向任何人做任何具体许诺，同时却向所有的人做了一切许诺。他没有一个什么计划把自己的手过早地捆起来。他很自信。这一信心的神秘色彩更加强了他的信念。
戴高乐将军不愿充当叛乱的领袖，而愿通过合法的道路掌权。但是，他对有权决定一切的政治家、政党、议会没有做任何许诺。相反，他重又无条件地指责他们的“体制”。
5月19日下午，戴高乐在有5000警察警卫的“奥赛宫”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这是他自1955年以来第一次面对800名记者的目光发表讲话。他的话流露出信心、友善和亲切。总之，他笑容可掬，不像军人，穿的是普通西装。
“我孤身一人，——戴高乐说，——同任何政党或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我这个人不属于任何人，但属于所有的人。”
在这些话里蕴藏着将军的策略的本质。根据他一贯的路线，他似要联合全民族，而不是分裂全民族。实际上，他在各种最不同的力量中总有支柱。如果说他同“极端分子”没有“联系”，那应如何理解他同戴高乐主义者如德尔贝克或苏斯戴尔的很多关系呢？况且，他曾又多次拒绝谴责叛乱分子。他曾说：“政府没有谴责叛乱。为什么并不是政府的我却要谴责它呢？”事实上，叛乱是对他有用的一个重要工具，他怎么能谴责它呢？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已经知道，有几个伞兵军官已从阿尔及尔来到巴黎，准备转到本土行动。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1943年6月）当回答有人担心戴高乐有独裁的意向时，他愤怒地说：“难道你们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在67岁这把年纪开始我的独裁生涯呢？”但历史证明，也许越老往往越贪权。
接着，他认真列举了战后他采取的一些进步改革。忽然，惊异的记者们发现，严肃的将军突然转向对议会选举起举足轻重作用的议会活动家。他开始对社会党人说了一些恭维的话。众所周知，过去他对社会党人多么蔑视，但现在他看到社会党人掌握着通往议会的锁钥。
他称原阿尔及利亚总督、社会党人罗伯尔·拉科斯特是“自己的朋友”。他对居伊·摩勒的态度特别亲切，他说：“我很尊敬居伊·摩勒。在战争时期，他不顾任何危险，为法兰西进行过斗争。他是我的伙伴……”
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戴高乐仍没有谈到阿尔及利亚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招待会结束时，他说：“我想说的话都说完了。现在我将返回我的村庄，留在那里等候国家的召唤。”
5月22日，预先会见过总统科蒂和总理弗林姆兰的右翼“独立党”领袖安托万·佩内来到科隆贝，对戴高乐说：“将军，我要告诉你我内心所想的一切，即使因此被赶出门，我也在所不惜。”戴高乐很亲切与他会见，同他交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们讨论了把政权交给戴高乐的形式问题。戴高乐拒绝履行议会“仪式”。他们还讨论了一些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
佩内回到巴黎后，立即到“马蒂尼翁饭店”向弗林姆兰总理汇报与戴高乐谈话的情况，按他的意见，必须“启用”戴高乐。他这样传达对戴高乐的印象，说：“我发现，他不是路易十四，而是一个很彬彬有礼、很有人道、很关心民族利益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法国人。”
5月24日，当弗林姆兰政府正对阿尔及利亚骚乱采用强硬高压政策，矛头直指与骚乱有关的领导人之际，根据苏斯戴尔的倡议，萨朗派出的伞兵部队夺取了科西嘉，政府派出的警察部队也倒向叛乱者。与此同时，在巴黎谣言四起，盛传萨朗将派伞兵空降巴黎，企图夺取政权。一时间，政府混乱不堪，但弗林姆兰仍不愿立即把政权交给戴高乐，借口是对交权形式感到不安。
5月26日，弗林姆兰总理收到戴高乐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他们必须会晤，而且会晤应该是秘密地在当天晚上举行。如果政府拒绝这次会晤，他有权把这一情况公诸全国。几个小时后，弗林姆兰的汽车在几辆摩托车的护送下从“马蒂尼翁饭店”开出，与此同时，戴高乐的一辆不显眼的汽车从拉布瓦塞里的车库悄悄开出。他们两人到达圣克拉乌德——曾出现过雾月18日拿破仑政变的最富戏剧性的地方举行会晤。在开始谈判政权问题之前，弗林姆兰总理要求戴高乐先谴责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和夺取科西嘉岛的行为。戴高乐拒绝了，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5月27日晨5时，戴高乐返回科隆贝。过了6小时后，他向自己在巴黎的秘书打电话，口述他拟向媒体发表的新声明：“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政府。”关于公共秩序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他在声明中警告说：“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不能表示支持。”戴高乐还号召在阿尔及利亚的武装力量听从司令官的指挥，并说他已向其司令官表明，他信任他们，并答应与他们保持联络。就在这天，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阿尔及利亚伞兵预定当日在巴黎空降着陆，但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有些部长认为，戴高乐的新举动预防了这次威胁。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戴高乐预防了内战，除了戴高乐而外，任何人都不能从这一灾难中把法国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他好像以此履行了几个政党领袖提出的条件，间接谴责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叛乱。
5月28日，弗林姆兰总理被迫辞职。
5月29日9时30分，科蒂总统给戴高乐的副官博内瓦尔上校打电话（将军还在睡觉）通知说，他已决定向国民议会提交咨文，要求批准授权仪式，即同意成立戴高乐政府。他还要求戴高乐到爱丽舍宫进行私人会晤。戴高乐于当晚7时驱车由德马利尼街的侧门进入爱丽舍宫。
5月30日晨3时，科蒂总统在波旁宫向国民议会宣读咨文。咨文中强调，议会必须正视国家面临的内战危险，吁请议会同意戴高乐出任总理。总统在结束讲话时警告说，如果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戴高乐出任总理，他就辞去总统职务。
5月31日，戴高乐根据蓬皮杜的建议，接待了26名议员领袖，目的是消除他们的怀疑，克服他们的动摇。他审慎、殷勤，不时微笑。这时，蓬皮杜在隔壁的房间拟定政府人员名单，决定吸收所有拥护戴高乐的各政党领袖入阁。
6月1日，星期日，戴高乐自194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被他称为“影子剧院”的波旁宫会议大厅。他登上讲台，宣读了一个例行的声明后，旋即离去，没有参加辩论。
在议会投票表决时，除共产党人外，还有近一半社会党人及以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左翼激进分子都不同意授权戴高乐组阁。孟戴斯·弗朗斯说：“不论我过去同戴高乐感情如何，我不赞成授权戴高乐组阁。我不承认在武装叛乱和军事政变威胁下举行投票表决。这次要通过的决议不是自由投票通过而是被迫通过的。”言外之意，有人怀疑戴高乐插手军事暴乱，企图借助军事暴乱对政府施压，以达到乘机夺权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戴高乐自己后来在《希望回忆录》里辩解道：“我和当地的暴乱、军人的骚动以及挑起危机的政治策划丝毫没有关联，和我们在当地的骚乱分子或巴黎的部长也没有任何联系……的确，有两三位过去在我从政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鲁莽人物留驻阿尔及利亚，他们鼓吹将来有朝一日应该让我出来负起救国的责任，但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得到我的支持，甚至也没有同我商量过。”另外，在此后的多年内，那些曾参与军事暴乱的戴高乐分子也一直否认戴高乐曾参与此事，甚至说戴高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活动和目的。
但是，不管怎样，这次议会最终以329票对250票通过了要戴高乐接任总理、组织新内阁的提案，并通过了三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授予政府6个月特权；授予政府制定新宪法并提交公民投票表决的权力。
这样，戴高乐在苦苦等待了12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东山再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重握法国权柄。尽管他曾不无伤感地说：“我来晚了10年……如果我有望再活10年……”他不止一次对人说，人过花甲，不宜再就重任，而自己已经67岁高龄了。年龄并没有带走他的聪明才智，反而增加了他的才智，提高了他的威望。他要为振兴法兰西创造更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