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票前，戴高乐对其周围亲近的人说，如果支持他的人少于法国人一半，他就辞职。他说：“如果不能通过最重要的决议，我就不可能仍领导国家。”他幻想有70％的人投他的赞成票。但是，在参加投票的人中只有62％的人投他的赞成票。
不管怎样，戴高乐的修宪提案终于在全民投票中获得多数通过。戴高乐胜利了。
11月7日，戴高乐又一次发表公开讲话，严厉谴责其他一切政党，说它们是违反民族利益的“个人利益”的代表，同时号召选民们在选举议会的活动中支持保卫新共和联盟。结果，戴高乐又如愿以偿。在11月18～25日的新议会选举中，保卫新共和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由过去的165席猛增至233席。这在法国议会史上首次出现一党占多数席位的局面。戴高乐为保卫新共和联盟取得的这一胜利感到高兴。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自己公开支持保卫新共和联盟的候选人，竟由一个仲裁人变成了一个右翼政党的领袖，失去了作为民意代表的身分。然而，他毕竟走出了自造的危机，成了胜利者。不过，有人说，他只是因为敌人内乱而争得了一个延缓期。
戴高乐深为1962年公民投票的结果而感到满意。他在这年新年献词中强调了两个最重要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实现了和平，国家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虽已73岁高龄，但仍精力充沛，对国家的前景满怀信心。事实也是如此。经1962年11月大选产生的第二届蓬皮杜政府显示出内政管理的卓越才能。法国在经历了1959年的货币贬值及随之而来的工资冻结之后，现在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复苏，法郎坚挺，国际地位也得到提高，形势一片美好。看来，总统满可以指望在任职满5周年时自我喜庆一番。
但是，由于戴高乐取得上述种种胜利，“秘密军队”组织的种种希望一一落空，“秘密军队”又开始了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在“秘密军”眼里，戴高乐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既然在公民投票中未能把他赶下台，就必须以暗杀手段把他除掉。
1963年2月15日，戴高乐照例去军事学院视察。不料，在出发前夕，即2月14日，当局根据最新情报破获一起谋刺戴高乐案件，捉获该院一名女英语教师和多名疑犯，缴获两支装有瞄准具的自动步枪。那位英语教师名叫乔治·瓦担，是原居阿尔及利亚的“黑脚”，在军事学院从教多年，和该院的许多官兵都很熟，曾参与勒泊蒂一克拉马等多次暗杀戴高乐的罪恶活动。她原来准备同其他疑犯一起，待戴高乐走进校园时，临时选择一个有利位置对他开枪，完成计划后，顺着该院迷宫般的走廊和楼梯逃走。不巧，有个参与密谋的士官因临阵害怕，主动投案自首，使该案提前被破。这样，戴高乐又一次免遭不测。
1963年初春，一天，保安部门在一个停车场发现一辆被弃置的可疑汽车，经检查发现，车里装着有遥控点火装置的30公斤炸药及可用作弹片的60多公斤废钢铁。显然，当戴高乐的专车接近该车时，完全可以从远处用便携式发射器引爆，把戴高乐炸死。但是，不知为何这辆炸弹车被放在停车场未用呢？据事后调查，有人说因戴高乐的车没有进入伏击圈，从另一条路上走了，因此凶手临时放弃了原来的谋杀计划。不然，戴高乐可能难免遇难。
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达成建交协议。本来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法国政府曾明确表示，若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经过同盟国协商，必须与西方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对中国逐渐形成明智、客观、全面的认识。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和中法关系时，有几段精彩的表述：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地球上入口最多的民族。几千年来，他们这个民族以个人的耐心、辛劳和勤恳的能力勉强弥补了他们的集体在方法上和团结上的缺陷，建立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是并不划一，从小亚细亚和欧洲边界伸展到漫长的太平洋海岸，从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伸展到印度和东京的热带区。这个国家的历史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它一直坚决要保持独立，不断努力进行中央集权，它从本能上倾向于闭关自守，而且蔑视外国人，但是它意识到它是永恒不变的，并以此自豪。
的确，在亚洲无论是关于柬埔寨、老挝、越南，或是关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朝鲜，或是关于苏俄，还是关于日本等国的任何一个政治现实情况，都不会不关系到中国，涉及到中国。在这个大陆上，特别不可能想像有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战争和和平。因此，撇开中国，就绝对不可能设想签订一项关于东南亚国家的中立协定。
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由于这一切原因，显然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
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
基于以上认识，具有战略家头脑的戴高乐把视线投向了中国。他深信加速法中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决定不顾西方国家的压力，要采取行动打开中国的大门。于是，他于1963年8月急召在瑞士避暑的前总理富尔速回巴黎，并交给他一封亲笔授权书，让他作为总统的代表，秘密通过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接触，进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一切都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富尔肩负这一秘密使命，于1963年10月22日下午秘密飞抵北京，10月23日上午和10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中南海西华厅，10月31日下午5时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同中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三轮谈判。11月1日下午，富尔夫妇又飞抵上海，同中国领导人继续会谈，并签署中法建交最重要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一文件，法国又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舍于12月上旬前往瑞士同李清泉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到1964年1月27日，终于达成中法建交协议，从而翻开了中法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具有勇敢精神和历史眼光的戴高乐又完成了在他光辉事业中的一篇伟大杰作。这在世界上无疑引起了巨大震动。
美国总统约翰逊看到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叫道：“没想到戴高乐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来！”
1964年3月，戴高乐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他一直忍受着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巨大痛苦。从墨西哥回国后，医生告诉他，他的前列腺增生症必须及早做手术治疗，千万不能再拖延下去，免得失去最佳治疗时机。遵照医嘱，他于1964年4月16日刚结束一次讲话，便进入爱琴医院，等候次日晨8时接受手术治疗。这时，他已预先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准备手术成功后发表的一个声明；另一份可以说是个“遗嘱”。他把“遗嘱”装入一个密封信封，交给总统办公厅秘书长罗乔埃。信封外面上写道：“在我死后打开。如果如我所料，一切进展顺利，请于后天还给我。”
关于戴高乐要做手术治疗的消息，当时是绝对保密的。除他的家人和最亲近的马尔罗、帕莱夫斯基及蓬皮杜总理而外，谁都不知道。甚至连一旦手术失败将接替他出任总统的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还是在戴高乐手术宣布成功之后才得知此事的。戴高乐于4月27日出院，到6月份已经康复。
1964年8月15日，戴高乐赴土伦视察，主要目的是去参加修建在那里法龙山顶的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他的专车到土伦后开进石碑所在的普罗旺斯公园，在一条直通纪念碑的石头阶梯旁边停下。阶梯周围树木成荫，花草繁茂。在第一层阶级两侧的草坪上，各摆有一盆植有“魔瓜”树的陶瓷坛，显得特别雅致。不一会，总统下车后，由公园的一位负责人让·圣德尼陪同，沿着阶梯径直爬上法龙山顶，走到石碑前剪彩。剪彩仪式结束后，总统登车去土伦机场转乘飞机飞回巴黎。一路上，总统平安无事。
殊不知，总统这次又逃过了敌人的一次暗算。原来“秘密军”早在总统到来之前，在那石阶两侧摆放的两个陶瓷坛里的树下埋了两个炸弹。但在戴高乐到达该地的时候，杀手们未及引爆。直到8月28日，即在戴高乐访问两周后，炸弹可能因高温自动燃烧爆炸。如果在戴高乐在那个石阶旁停留时引爆这两颗炸弹，那戴高乐必然在劫难逃。这多令人感到后怕！
当戴高乐于1963年11月22日获悉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时，他曾不无伤感地说：“他的遭遇与我相似。约翰·肯尼迪死于非命，我也险遭不测。美国总统在达拉斯惨遭暗杀，法国总统在1960年、1962年，在阿尔及尔或在巴黎本会落得同样下场。”但是，戴高乐在凶手们一系列的暗杀活动中，却一次又一次脱险，屡屡挫败谋刺阴谋，真是死里逃生。这里虽有几分天意，但主要是保安人员为他的安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