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旗鼓，改组内阁。
突然任命德姆维尔取代蓬皮杜总理职务。
执意要就社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公决，结果惨败，被迫退场。
戴高乐虽在1968年5月风暴中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但此后他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蓬皮杜毫不隐讳地对身边人所说：“将军在位的日子不长了，5月事件搞得他威信扫地，该准备后事了。”然而，将军爬起来，仍要重振旗鼓，收拾风暴后的残局，继续前进。这就要求要调整一些部长的岗位，处理同总理蓬皮杜的关系，选举新议会，准备就包括地方和议院改革及实行“分利”制在内的社会改革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公决……
6月7日，在接见一位他最喜爱的记者米歇尔·德莱伊时，戴高乐对自己5月29~30日的离奇行动解释说：“是的，5月29日我想到过辞职。同时我也想到，如果我离开，会爆发一场可怕的颠覆活动，共和国也将不复存在。”这一解释尽管有点笼统，但还差强人意。
接着，他对政府里的几个部长进行了调整。让德勃雷与顾夫·德姆维尔工作对调，负责外交事务。任命加比唐担任设在总理职务前面的新部长。众所周知，加比唐自1942年在阿尔及利亚追随将军以来一直是将军的亲信，是将军“参与”公决方案最积极的支持者，是蓬皮杜难以接受的对手。
至于将军对蓬皮杜的态度，这时还处在微妙阶段。将军在等待着更换总理的最佳时机。将军认为，蓬皮杜在处理五月风暴中的举措不当，导致学生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工人也不甘落后。他曾用几句刻薄的话否定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的工作说：“我非常同意说，蓬皮杜在5月里干得很好，就像瑟居安先生的山羊一样。这样一直干到29日。不过，5月30日，打死那只狼的是我。”
但是，这时戴高乐在表面上对蓬皮杜还得表示支持，以使他心里保持一个仍受重用的幻觉。
6月23日，举行第一轮全民投票，选举新议会。由于拥戴党派在5月危机后重振旗鼓，恢复活力，易名“保卫新共和联盟”，提出“保卫民主准则、谴责暴力行为”的口号深得民心，而左翼政党在5月事件中失去选民信赖，结果戴派大胜，反对派惨败。当天，投票者达选民总数的80％。戴派得46％选票，获压倒多数优势。这样，戴派所获选票比1962年前增加了179万张，而左翼党派所获票数锐减。一周后举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戴派在议会中获346席，而其他党派所获选票总共仅有117席。
戴派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像不意味着是戴高乐的胜利，反而意味着是蓬皮杜的胜利。当戴派在为这一胜利狂欢时，人们几乎忘记了戴高乐。眼看，蓬皮杜的威望越来越高。人们推崇他，把他看作5月事件中正确的代表，认为他是未来总统的最佳候选人。可是，将军却不如此认为。他认为：第一，蓬皮杜掌权已6年，对出现5月灾难应负有责任；第二，蓬皮杜不应为学生、工人们起来反对对他进行辩护；第三，蓬皮杜本不该只会让步。因此，将军已下定决心要换总理。不过这要有步骤地进行。
在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后，有一天，蓬皮杜向将军表示，因“感到极度疲劳”，想提出辞职。
这时，因选举结果而得意洋洋的将军回答说：“这事回头再说吧。”
第二轮投票后，7月1日，将军在爱丽舍宫会见蓬皮杜后，临送他出门时还问：“怎么样？您决定了吗？”
当蓬皮杜又一次表示“想休息一下”的意愿时，戴高乐又说：“我觉得，在胜利时刻这样做，未免像打了败仗似的。如果您坚持己见，那就请您再考虑两天。反正我还需要您。”其实，这时将军早已胸有成竹，不过密而不宣而已。
蓬皮杜对将军的话信以为真，经考虑后，于星期六早晨向爱丽舍宫给特里科打电话，请转告总统，他经过认真考虑，愿听从总统安排，准备继续留任总理。
可是，不一会儿，特里科给蓬皮杜回电话说，他来的电话太晚了，昨天晚上顾夫·德姆维尔已被任命为总理了。
由于事出意外，蓬皮杜感到受到了总统的耍弄，十分恼火。但是，他又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表示愿意愉快听从总统的安排。而总统在给蓬皮杜的回信中又说：“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您知道，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都打算同你保持特别密切的关系。最后，我希望你随时准备完成将来国家可能交给你的任何使命，并承担可能授予你的任何委托。”其实，这时蓬皮杜已被选为议会名誉议长。
7月10日，戴高乐正式任命顾夫·德姆维尔接替蓬皮杜，出任新总理。在新政府里，埃德加·富尔任教育部长，雷蒙·马塞兰任内政部长；这两人负责处理“五月风暴”后的善后事宜。勒内·加比唐任司法部长，让·马赛尔·让纳任国防部长；这两人负责筹划下一步准备进行的改革计划。
这时，由于暴乱已经平息，议会已经改选，政府已经改组，戴高乐下一步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就社会改革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公决。他想通过这次公决再检验一下国民对自己的信任，希望再次得到国民的支持，使自己能干到任期结束。
戴高乐计划让公民投票表决的社会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两个内容。
一是关于地区改革。建议在现有的省、市（镇）两级行政区之上，增设大区；大区行政长官由中央委派；大区议会由省、市议员和社会各界专业团体指定的代表共同组成，拥有对大区经济和建设规划的决定权；全国设21个大区。
二是关于参议院改革。建议把现有参议院改为协商参议院，负责对正式表决前的各项议案进行审议；扩大参议院的组成，其成员应包括各级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和社会各界团体指定的代表，其目的要让社会各界代表都参与国家大事。
这一方案一开始就遭到不少人反对。首先，戴派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长支持提案，总理则一再建议推迟投票公决。独立共和党领袖德斯坦坚决表示反对。多数党陷入分裂。反对党的反对立场更勿须再谈。
鉴于阻力太大，形势不妙，投票几经延期。
从6月议会改选到戴高乐最后退场共有8个月的时间。法国传记作家们把这一段时间称为他的临时“延缓期”。事实上，这在1968年5月早就给他判定了。
在他的这个“延缓期”里，戴派的忠实信徒们都指望将军能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可是一直起色不大。当1968年8月法国第1颗原子弹爆炸后，有人指望他能在预定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持会上放一颗威力类同的政治原子弹。
但是，在这次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印象。虽然他也说“戴高乐主义是我们国家‘振奋’的现代表现；这种‘振奋’使我们的国家重又走向荣耀”，但他自己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振奋”。他的含糊的计划未能使任何人感到鼓舞。甚至路易·瓦隆都说：“这同宣言相比，是后退了一步。”这次记者招待会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很多报纸都评价说，他这次讲话是“软弱无力的论断”，是“虎头蛇尾”。
在整个“延缓期”内，戴高乐似乎有些动摇、怀疑，但仍像往常一样坚强不屈地履行总统的日常职责。可是，这时他面临了新的挑战。
11月，金融界突发反对戴高乐的所谓“金融叛乱”。企业主想使他们因在5月给劳动者提高工资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戴高乐认为，货币稳定是他的主要成绩之一。但企业主认为，法郎贬值是使他们得到补偿的最有效的方法。为了不使自己受到任何损失，私有主纷纷抛售法郎，换取西德马克。8亿多美元几天内就从法国外流了。大家都说，声名狼藉的重法郎贬值已势不可免；而重法郎是将军的宠儿，曾使将军震荡美元的统治。针对这一情况，1968年11月24日，戴高乐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无论如何，法郎不将贬值！这一声明在世界金融交易所引起困惑和愤怒。但是，戴高乐由于波恩的帮助达到了自己的要求！不过，他要求作出牺牲的当然不是企业主，而是劳动者。这样，戴高乐执政的10年也像旧“政党”体制时期一样导致了财政的破产。戴高乐的威望遭到了沉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