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
林星听到苏轼将他比作周瑜，心中大感受宠若惊，连忙道：“先生此喻，晚辈愧不敢当。周瑜是个武将，纵横沙场，所向披靡，是个人人敬仰的江东大英雄。而我只是一介寒儒，只知治州惠民，对于两军对垒，晚辈却是一窍不通。”
苏轼似乎有感而发，沉思细想，随即示意林星坐下，道：“你说起此事，我正好有些想法，想和你交谈，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分享为官之道，今日一并和你说了吧！”
钟凤娇和小绿看见这种气氛，知道两人有要事相商，便识趣地到船头划水。
林星和苏轼相对坐下，自斟两杯美酒，道：“来，先生，我们一边喝一边说！”
苏轼接过酒杯，轻啜一口，润润嗓子，远远说道：“林老弟，你是读书人，想必知道，我们大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个武将出身。当时正值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担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趁着后周恭帝年幼，发动了陈桥兵变，从此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
林星点点头，道：“宋太祖陈桥兵变的典故，我听过很多次。”
苏轼续道：“因为是武将出身，而且兵变建国，所以宋太祖深知武将拥兵自立的严重后果。为了不重蹈覆辙，宋太祖决定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此举成功削弱开国功勋将士的势力，稳定了天下大局，在当时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林星长期混迹于官场，自然知道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笑道：“是呀！若不是这一招杯酒释兵权，让开国功臣们卸甲归田，宋太祖恐怕会寝食难安。”
苏轼却笑不出来，叹气道：“开国之时，重文轻武还情有可原。但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就完全是错误的国策了。我大宋北有大辽，南有大理，西有契丹，生存在外族包围的夹缝之中。强敌环伺，我大宋岂能不居安思危？可惜我大宋历代皇帝，均秉承祖训，崇文抑武，诗词歌赋倒是空闲繁荣，璀璨不输前唐，行军打仗却是屡战屡败，羸弱直追后晋。这种外战外行，逢战必败的局面，让老夫很是痛心。”
林星毕竟是穿越者，对于大宋的羸弱，只是在史书上看过，终究没有切身体会，见苏轼说得惨然，道：“先生也不用如此悲观。我大宋虽然军事羸弱，但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事实上，我们大宋在与外敌交锋之时，还是胜多败少的局面吧！而且我们大宋，并非没有名将精兵，像杨氏一门，均是忠心耿耿的虎将雄师，足可护卫我大宋千里疆域。论战斗力，我认为大宋可与任何强敌有一拼之力，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悲观。”
苏轼沮丧地摇摇头，苦笑道：“林老弟，你终究太过年轻，看不透其中玄机。要打赢一场战争，并不是兵强马壮就可以的，还有许多战力之外的因素，同样会制约战争的走势。我大宋实行文官管武将的制度。由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枢密院听命于皇帝，调派天下兵马，是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枢密使大人，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官，掌管天下生杀大权，但可悲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官位，却是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试问如何能打胜仗？枢密院之下是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地位低於枢密院长官。虽然根据国法，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但实际上由于枢密使势大，三衙早已臣服于枢密院，成为枢密院的下属。这样一来，枢密使就掌管天下兵马。然纵观我大宋先例，历任枢密使中，真正有军事才华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都是些只会攀龙附凤的庸官。”
苏轼说出这番针砭时弊的话，很显然是要开诚布公地和林星探讨，并不打算遮掩什么，唯唯诺诺。想不到他是个诗词巨匠，竟对宋朝武官制度了如指掌，而且看得深入透彻，这番见解令林星受益良多，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苏轼沉沉地舒了一口气道：“文官不知军却治军，武官知军却不治军，这就是我大宋军制的矛盾所在。当年我在黄州当团练之时，对这种矛盾感受最为深刻。那些领军打仗的武官，出发前必须要得到文官的批准，这样不但容易延误战机，而且常常会因为将相不和，闹出将欲战而相不准的闹剧。”
林星听他说了这许多军官之事，有些疑惑道：“不知先生和晚辈说这些，有何深意？”
苏轼点点头，目光深沉地看着林星，像是在审视一颗冉冉升起的官场新星般，肃然正色道：“我说这些，是希望你明白军制的不合理之处。他日你若入朝为仕，封侯拜相，需当谨记我今日之教诲，除弊革新，扬我大宋军威。”
林星闻言一震，不能置信地脱口道：“什么！”
苏轼知他心中想法，平静道：“你是否觉得我太看的起你？林星，你自己或许尚未意识到，但我却知道，你必定是大宋官场的下一颗明星。以你的为官之才，绝非广州的池中之物，他日你入主京师，成就甚至不在王安石之下。”
林星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面对苏轼过度的称赞，他只有报以无边的苦笑道：“先生如此看得起我，只怕要令先生失望了。我是自己知自己事，我性格偏软，虽然不是妇人之仁举棋不定，但终究达不到杀伐果断不择手段的境界。以我现在的阅历和城府，能做到知州已经算是不错了，再往上爬，恐怕到了知府就会是瓶颈，至于入主京师，却是不敢奢想！”
苏轼淡淡道：“城府这东西是可以慢慢培养的，谁也不是一出生就精明得像只老狐狸似的。哪个八面玲珑的朝廷命官，不都是从小官慢慢往上爬的么？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林星依旧沉重道：“由不得我不担心！先生应该知道，官场黑暗，互相倾轧的行为屡见不鲜，而且结党营私之风盛行，更容易让人迷失，一旦跟错人，站错位，就很容易成为党派之争的牺牲品！我只怕以我现在的城府，可能到最后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苏轼反问道：“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既然害怕在官场斗争中落败，为何还要取仕为官，来趟这趟浑水，老老实实做个平民百姓岂不更好？”
林星面对他火热的目光和有些压迫的盘问，不动声色道：“先生或许觉得我虚伪，但我确实是抱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来当官的，我只想以自己的才华，治辖乡里，保家卫国，规划大宋，这就是我的抱负了！”
“规划大宋？”苏轼微微一愣，随即道，“我怎么会觉得林老弟虚伪呢！相反我还感到很欣慰，虽然为国为民的好官越来越少了，但幸运的是林老弟算是一个！林老弟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抱负，此乃国家之幸啊！”
林星脸色微红道：“咳咳！这个，晚辈性格如此。不过说到为官之道，晚辈还有很多地方要像先生请教。”
苏轼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道：“诚如你刚才所说，官场党派斗争惨烈，稍有不慎就会沦为陪葬品。所以要想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懂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切不可妄想以一己之力进行逆天，那样只会落得悲惨的下场，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
苏轼点点头，道：“不错！当然，我不是叫林老弟做墙头草两边倒，林老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说，在历史的潮流大势面前，应该顺应时势，而不应该成为潮流的拦路石，否则只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他见林星一知半解，便道：“就拿我来说吧。我仕途最巅峰之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之际，那是的我，只有一腔热血，目空一切，看变法的一切都不顺眼。因此我坚定地站在了新党的对立面，势要与王安石抗争到底。殊不知我这天高地厚的性格，最终得罪了新党，被贬离京城。当年我离京之时，对王安石充满怨恨，对新法更是抱有误解，这种偏见，一直持续了十年不曾改变。十年后的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我在湖州写下了讽刺新政的诗词，制造出连累文坛同辈的“乌台诗案”，虽然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我得以免于一死，但却被贬为黄州团练，所有这一切，究其根源，都是我咎由自取罢了！”
苏轼目光出神地望着水中的明月，道：“那时候我还年轻，虽然被新党压制，心中却完全不屈服。然而这些年来辗转于天下各地为官，看到新法实施所带来的变革，我才意思到自己当初的抵触行为是多么的幼稚和愚蠢。这些利国利民的新法，是王安石费尽心思想出来的治国良策，我却因政治成见而全盘否定，未免太过儿戏。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王安石见我不同意他的新法，想必也十分心寒吧！毕竟我们曾经是文坛至交，在他的新法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却与他背道而驰，哎！但他却从未怪过我，他总是对我说，我还年轻，许多事还不懂。”
苏轼的语气渐渐转伤，话语中蕴藏着说不出的落寞，神色痛苦，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年般，喃喃道：“现在我已经懂了，可是安石公却再也听不到了。我多么想亲口对安石公说一声对不起，但却永远没有机会了！”
一时间，林星感受到这大文豪无限的追思和缅怀，心中默然。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