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者，异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吏人”自食而办公事，且乐为之、争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无良心、无公心，亦势使之然也。(《象山先生文集》)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世族推选，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里外勾结成一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而“吏人”身份卑下、仕进无望，俸禄也不算优厚，何以还有这么多人争着当吏呢?就是看中这些位置是发利市的渊薮。因此别指望吏员会凭“良心”秉公办事。而“官人”是外乡之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尚是障碍，哪谈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好容易干到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动，再派来的继任者，一切又从头开始循环。
所以再精明的官员，也无法完全摆脱吏员的欺瞒和干扰，倘若这官员本来就是如贾贺辈庸碌无能之辈，自然就更要成为吏员的俘虏而遭其随意摆布。
更可惧的是，国家的领导阶层—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并没有几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些底层办事人员，对整个国家结构的巨大侵害，他们如同数目不可计数的白蚁，日夜啃食着庞大帝国的基础。
作为基层官员的王晋，是少数几个能清醒认识到这种胥吏危害严重性的人。他曾经利用地方官员每年仅有的几次“上奏”机会，向皇帝和诸位相公上过几个折子，都石沉大海。而他尚不知道的是，其中的一封“上书”，曾经引起过“同平章事”兵部尚书武元宗的关注，不过武元宗关注的只是王晋奏折中关于文裕县如何治理“河沙”的办法，对于微不足道的“胥吏”出现一些贪赃舞弊之事，就连这位被世人称赞“聪明多大略，清明谨慎、博学洽闻”的宰相公，都没有引起丝毫的重视。
官小言微的王晋，只能叹息一声，转过身来将自己的份内事情做好。
王晋对付“猾吏”的手段，可以用五个字概括：用、督、除、罚、奖！
“用”，即是选择有能力、品德良好的胥吏任用。有能力就是办公能力强；而品德良好，因主要取决于长官的主观判断，容易有失偏颇、出问题，王晋干脆也将其选择的办法书面化、制度化，谓之：一要观其行，二要明其心。观其行，辨识贤良；明其心，辨识君子。并规定了“量化标准”：为其人打分的判断者不能少于三人，这是防范个人眼光的局限性。总结来说，就是要聘用“能人、贤人”，并且制定一定的测验标准。
“用”的意思，除了聘用外，还得会用。王晋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发现，心无旁鹜专心于公务的衙门一般不会黑暗，要让官吏们忙碌起来；有事可做，防止他们“有能力的心”闲置下来，从而思谋一些损公肥私、徇私舞弊之道。
尤其是对于那些刚进入“公门”的年轻小吏来说，他们对工作尚处于新鲜好奇、满腔热忱阶段，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学会和习惯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没有培养出油滑、形式主义、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风，此时，如果没有相应的、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们便容易产生懈怠，很容易被那些奸猾老吏影响从而变质。
为此，王晋将县署公务再次细分，几乎每一份特定的工作，都细分到了特定的吏员手上，并将这些工作制定了详细到苛刻的办公步骤，每一个胥吏，必须对自己所负责的专项工作负责。
这一过程中，因着制度的存在，使得政府工作较过去有些繁复，但尚在可允许范围之内，更从根本上，限制了胥吏弄虚作假及其舞弊的可能，这已经是“督”字的范围。
“督”，谓之督促、监督两个意思。督促为分管长官（如分管某具体工作的司曹之类）要督促属下众胥吏，将分配到他们手上的工作，从头到尾顺利完成且不能出岔子，也就是“长官负责制”。而监督，则是王晋在分管工作的官和吏之外，单独设立一只“监察人马”，这批人员的工作就是监督政府办事人员，脱离生产，只事督察之责。王晋为他们起名为“监事吏”。
“监事吏”有些类似朝廷中枢监控百官的御史，不过这大概是大周帝国第一次出现在地方政府的监察人员，王晋算是开了历史先河。而“监事吏”不固定人员，定期由县署所有官吏轮换，这一点上更有着甚于“御史制度”的优势。
“监事吏”是脱产工人，不用劳动就能得到薪水，但不是没有具体要求，如果在担任监察吏期间没有发现枉法人员和行为，而过后又被调查出案件，或者任职期间被其他官、吏认为不公正、不合格，就可能面临罚薪甚至开除的危险。
“除”字便是为这种不合格的人员准备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飞进来，衙门里少说也有上百名办事人员，领导们一个疏忽或者看走眼，就可能让不学无术的人混入。鱼目混珠的危害，除了浪费国家财力外，还可能引起其它问题，一块烂肉坏了满锅汤的事情并不少见。
例如，文裕县田曹曾有个姓马的书吏，此人读了很多年书，还曾上京赶考过，失败几次后，一气之下，回家乡做了政府的一名办事员，工作态度倒是很认真，就是有个迂气的毛病，也就是书呆子劲。
有一次，马某因为一个工作上的问题钻了牛角尖，半夜三更睡不着，然后去敲县令王晋的房门。王晋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急而出，马书吏说：“我在想个问题，四月份里，农户们又要忙种田，又要忙养蚕，太辛苦了。衙门里可以出一张告示，让百姓四月种田，十月养蚕，大人你觉得如何？”王晋又好气又好笑，问他：“十月里哪来桑叶喂蚕呢？”马某哑口无言。
这就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过后，王晋觉得马某这个外行不能适应田曹的工作，于是将他“除名”，不过怜惜他家境贫寒，又有老父母在堂，于是给他在唐家的粮店找了份记账的工作。
马书吏没有能力，虽无过错，也被“开除”；还有一些胥吏，虽能力出众，但或者是怠于本职工作、或者是徇私舞弊、或者是玩忽职守，只要是犯有错误，便要被“罚”。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处罚条例作为辅助手段，否则制度再好，也是徒有其表，无人遵守。
“罚”之一项，可大可小，重者如收黑钱的那两位捕快和“仓吏”李狗儿，除了“肉体处罚”，还要按照律法明正典刑；稍逊之者，即便够不上坐班房，也是立即“除名”，毫不手软；再轻者，比如上班迟到、下班早退、工作马虎之类，也是要被处以“鞭笞”“仗治”之刑，这比照朝廷的律法，更要严酷一些，王晋的“铁县令”外号，毕竟不是白叫的。
制定严格的制度，并使专人监督，除其无用无能者，罚其惫懒懈怠之辈，这“用、督、除、罚”四字虽能有效震慑群吏、驱其兢兢业业工作，但“御人之法”，如一味偏之以刚，偏之严苛，虽然可行一时，但终究不是长久良策。
杜黄裳曾为王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先帝念宗在世的时候，提拔以“严酷、明察”著称的袁问为京兆尹，袁问在当时是出了名的清官能吏，更是个办案能手。
有一次，一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这是一种非常冷酷的刑罚，很多犯人挺不过打完板子，便死在堂下，这个人很害怕，便事先去贿赂值堂书吏。这个赃吏受钱后关照犯人说“审讯后老爷一定会命我写责状(用刑前的文书)，这时候你就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袁问升堂审过案由后，便要这赃吏写责状，犯人如吏所嘱，分辩不已。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便滚出去，别多啰嗦!”
袁问听见了，马上对这吏员的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之心，反过来将吏员责罚一通，那个犯人倒从轻发落了。在一向御下极严的袁问看来，这就叫“以抑吏势”，但是却不知已为吏所卖矣！
更悲惨的还在后来，袁问因过于清正，得罪了一名侍御史，御史将袁问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诬告给皇帝，念宗下令查明实情，结果下面的胥吏对这位严酷的领导多诽谤之言，袁问便被贬到涯州做官，病死在了上任的路上。
袁问以“刚正不苟”对下属胥吏，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被奸猾小吏利用了他的性格，不知不觉中为他们谋取了利益，而最后还死在这些奸妄手中，让人听了可悲可叹。
王晋的境遇虽然和袁问大不同，和下属的关系也没有他那么糟糕，不过总归是能从别人的经历中，体会出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一味刚硬不行，一味柔弱更不可，刚柔相济才是正道。
“奖”，便是此理，既罚过，就必须赏功，有功劳者必重赏，赏罚分明，人心自可归向；且这些不入流品之胥吏，既入公门，注定从此将再无仕进可能，志向上没有了追求，唯图“利益”二字，这是人之常情，不能否认，也必须正视，只有正视这种心态，才能循循善诱，导入正途。
这也是为什么王晋制定出新制度后，虽有瑕疵，但也无修改完善之心，水至清则无鱼，给胥吏们留下来一些可钻之无关紧要利益，对官、吏双方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