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甄艳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都在罐头厂上班。工作积极热情，夫妇都是厂里的劳动模范。单位的福利待遇好，做罐头的边角废料都分给家属，别以为这些边角废料是垃圾食品，那可是物美价廉没有污染的好东西。一个三斤左右的胖头鱼头和鱼内脏才五分钱一斤分给家属。有时也分蔬菜和检质不过关的水果罐头、肉罐头、鱼罐头。那时的罐头检质不过关不能出口，但内销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厂大工人多，领导决定内销也不拿到市场上销售，全都分给工人，开支时扣一点点的钱。要是不在罐头厂上班，除了走亲访友探望病人，是不肯花钱买这些东西的。凡是在罐头厂上班的人，过的都是上等人的生活，让人好羡慕。
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销售外省及国外，肉类产品出口东欧的国家。苏联人特别喜欢吃罐头厂生产的酸黄瓜、凉拌菜和番茄酱，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就销售给苏联。那时的出口量比较大，工厂的效益也好。厂长是个胖子，圆脸小眼睛高鼻梁，中等身材。五十出头的年龄，走路平稳，慢悠悠的，却精神焕发。一天到晚有使不完得劲，他从不怕吃辛苦，每天都要到各车间走走看看，他的眼睛所到之处总能发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有人说别看厂长眼睛小可笼光，就连细小的问题都能发现。原材料是不是浪费了，卫生过不过关了，都一一看在眼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工厂管理的井然有序。工人按车间的工作制度行事。
方圆叁市里的县城人口只有四万，罐头厂的职工将近一万。县郊区是菜农，菜农生产的蔬菜供应着罐头厂，与罐头厂签订购销合同，有了罐头厂郊区农民生活蒸蒸日上。有了这个罐头厂，水产部门盈利了，每年的大量的鱼虾销售这里。生产商标、纸箱的小厂兴旺发达了，商标、纸箱源源不断地运往罐头厂。罐头厂在县里起到了龙头作用，拉动了县里的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
岁月不饶人，斗转星移，日月穿梭，几年后把罐头厂搞的红红火火的厂长在一九八零退休了。新上任的年轻厂长原来是县里搞后勤的科长。
小伙子一上任就有了新的打法。要把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推向新高峰，主张横向联系，请进来，走出去，相互参观学习。学习的结果决定：厂外成立小卖店，边角废料提高价格流向市场，工人要享用也得到小卖店去买。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头一把火就烧得工人心里很不舒服，让工人的生活水准下降了一个档次。第二把火就是部分车间冬季停业改造设备。好好的设备工人心疼地看着废掉了，新装的设备几经实验不出产品又成了废铁。这样翻江倒海地一折腾，工厂开销了好大一部分资金不说，停业车间的工人被分配到其他车间，人浮于事，慵懒现象形成。只要车间主任不在，工人们就闲言碎语唠家常，忘记了自己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忘掉了主人公的责任感。眼看手捧的饭碗要掉地下摔碎了，也没有忧虑感，开心地扯皮、扯蛋……车间主任的会多，只要他离开车间，车间就不见效率。回来后常常开口大骂工人的奴隶性，越骂越不玩活。第三把火虽说烧的是暗火，可工人们还是看在眼里，担心在心里，这样的吃吃喝喝，请客送礼，还不把工厂给折腾黄了。工人们虽背地里议论纷纷，确是敢怒不敢言，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懦弱，而且代代相传至今，这就是解放后当家做主的工人，没有好的领导带动，积极性主动性就发挥不出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息息相关，摊上好的领导，让你的日子升天，摊上败家的领导，不愁不下地狱。领导会送，工人们在开不出支的情况下开始会偷，就连甄艳的父亲——一位勤勤恳恳，爱厂如家的模范工人也里外配合，将工厂的猪**子从工厂的大墙内扔到大墙外。然后回到家再与墙外的人评分秋色，当然这墙外的人也是本厂人。吓得甄艳的妈妈神经兮兮的整晚睡不着觉。生怕早晚有一天会露馅，爸爸会被……果不出她的所料，半年后，父亲挨了批斗，罚了款，丢了饭碗，进了监狱。
八二年工厂每况愈下，八方人士走进县领导的办公室，献计献策。县领导开始招手罐头厂的工作，大会小会的商讨，会上意见分歧，一二把手主张把国企变成私企，主抓工业的李副县长等几个常委主张复活国企，唇枪舌战，各持己见。官场上就是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嘴小的说不过嘴大的，只能持保留意见。最后的结局是，书记、县长拍板。八十万卖给了外商，说是外商，也是本地农村出生，小学没毕业，赶上了改革开放，走出家门进入外地闯天下，挣了大钱再转悠回来的当地人。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价值千万的厂房和设备八十万就搞到手了。至于人家怎么运作，这里面又有什么猫腻当时是谁也不晓，渐渐地风声四起，有人说送礼五十万，有人说六十万…..众说纷纭。有人要组织上访，有人说上访谈何容易？打不住黄皮子还惹一腚骚，孙悟空再有能力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样罐头厂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私企。
工厂重新招兵买马，重聘车间的管理人员，原来做过贡献表现好的优先聘用，不行的辞掉再外聘。部分职工留下，部分职工下岗。下岗的只给少许的生活费，浩浩荡荡的下岗大军涌上街头。头脑灵活的开始筹备做生意，开饭店、服装店、歌舞厅…..瞬间服务行业兴隆起来。甄艳的妈妈由于爸爸的原因，下岗例在首位。后来在亲属的帮忙下随同好多人挤进了糖厂。糖厂的职工开始担忧，继续这样下去还不把糖厂挤黄了。糖厂的福利待遇和当年的罐头厂简直没法相比，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分几斤白糖和红糖。虽没有什么太多的待遇，但是能给工人开出支。在当时能开出支的工厂就是好的，难免有门路的人往里挤。甄艳母亲进来以后，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每月要挤出爸爸的吸烟和探狱卖小食品的费用，生活很拮据。再加上爸爸走后，甄艳的姥姥来到家中帮助妈妈排忧解难，料理家务，一家四口人的开销都落在妈妈一个人的肩上。日子常常是朝要虑夕，勉强填饱肚子，不再讲究什么营养。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稳定多久，糖厂职工又面临下岗。比罐头厂还大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以一百万人民币卖给了另一个投资者。当时不知谁很形象地编了几句顺口溜：“一二把手一拍板，两大国企赔本卖。工人下岗自找饭，工厂领导另安排”。这些贪官借改革的机遇，大胆地挖国企的墙角，国企接二连三地倒闭，肥了自己的腰包，苦了广大工人。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贪官贼，贪官猖，国企资产卖个光。”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形势下，甄艳的妈妈走街串户地卖起了冰棍，喊破了喉咙养家糊口。过去虽说不是门庭若市，倒有亲戚朋友的走动，现在相依为命的只是她们祖孙三人。而且三人还日夜各自思念狱中的丈夫、女婿、父亲，当然甄艳的思念是有限的，她还不知道爸爸在高墙内，与她已经是阴阳两重天，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涉世的孩子。每当甄艳问起爸爸，妈妈总是说：“爸爸出远门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艳艳长高了，爸爸就回来了。”她盼望着自己快快成长，也时常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望着大道上的行人仔细端详，看看有没有爸爸的身影，可她望眼欲穿，不见爸爸的到来。她心里默念着：爸爸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偷偷地出门，不告诉我一声，我想你，我真的很想你，快回来吧！有几次在梦中见到爸爸，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爸爸，我是艳艳，你等等我。”爸爸没有应答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她却把自己喊醒了。醒来时梦中的爸爸清晰可见，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还在回忆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