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斯林、阿彻和另一个人坐在会客室里低声交谈了许久却仍然束手无策，不由个个垂头丧气。直到一小时后又来了两个人，他们的讨论才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新来的两个人，一个三十多岁，另一个年纪更大些；他们个个衣着整洁得体，干脆利落，一看就是军人出身。他们是某公司的安保人员，该公司主要从事风险评估以及为他们网站上所谓的“高净值人士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就是保护那些有钱人和他们的孩子。“我们支持企业资产并保护您的竞争优势。”他们如此宣称。这文案听起来似是而非，这公司究竟是干什么的仍然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他们自有一套更接地气的解释，“外面的世界就好比一个大粪坑，我们可以帮你避免跌入其中，或在你不小心跌进去的时候，拉你出来。”绑架、勒索、劫持、谋杀，他们无所不能，可以说，这个池子里的水不仅浑，而且深。他们的世界里充满千奇百怪的玩家，一边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和犯罪机会主义者，另一边是有钱人和保险经纪人，但不管属于哪一边，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只看重结果，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他们通常会不择手段。而游走在这两派人之间的，就是像威尔·希利和他的老大安迪·布罗奇克这种人。
干这一行是需要特定技能的，他们首先要学会适应各种危机状况和危险环境，必要时，能毫不犹豫地拼上自己的命，当然，他们更乐意让别人送命。他们干的通常都是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多半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很容易让人将他们与臭名昭著的雇佣兵混为一谈，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最起码，雇佣兵不会跑到梅费尔和布鲁姆斯伯里[① 布鲁姆斯伯里：位于英国伦敦中心附近，20世纪初曾为文化艺术中心，梅费尔是伦敦的上流住宅区。
]① 这样的上流地方来。
希利和布罗奇克是被“侦探鞋”阿彻请来评估风险并处理绑架案的，阿彻很了解他们的公司，也格外清楚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起吃过几次饭，在斯坦福桥球场看过几场足球赛之后，这种熟识便上升到了热情的程度。两人带了大批复杂的电子设备，和一堆精致的记事本。
“你们大概就是那种私人警察吧？”特丽在他们自我介绍之后说道。
“K&；R，没错，就是绑架和赎人，那是我们的专长。”
风险评估师们很快便忙活起来了。他们征用了布雷斯林家的餐厅，并把各种设备安装完毕，其中包括他们自带的电脑—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布雷斯林家的电脑已经被恶意软件劫持，那样他们的谈话就有可能会被绑匪窃听到。电脑与录音和监控设备相连，为确保没有窃听器存在，家里所有的电话以及房子里的旮旮旯旯都被检查了一遍。随后他们便开始提问，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布雷斯林家是否购买过绑架保险？没有。报社会替他们支付赎金吗？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们有好处，”布罗奇克说，“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的决定都将取决于你一个人，不存在外来干扰的可能。”但他没有说起这种“干扰”通常也有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遇到此类事情，当局者迷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有时的确需要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他们知不知道谁有可能是幕后主使？他们有没有仇人？报社有没有陷入任何纠纷？为什么事发地点会在瑞士？他们对当事学校及学校人员了解多少？尽管他们一直都有录音，但对方还是把这些琐碎的资料全都写在了记事本上。
特丽没有和其他人坐在一起沟通商量，他们只是问了她数遍绑匪通话的内容，之后，仿佛她的作用已经发挥完毕，便被打发去干别的事了—泡茶、煮咖啡，给大伙儿准备午餐，给客人指出卫生间的位置，取家庭照片之类，她无缘倾听他们商议的内容，更没有机会表达意见。那两个专业人士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把她的合作看成理所当然，认为事事都无须征求她的意见。J.J.并非无礼独断之人，恰恰相反，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特丽，让她少受些痛苦的折磨，以免她作为母亲的心灵难以承受任何一种可怕结果的打击。总而言之，J.J.以一人之肩把这件不幸所带来的全部压力都承担了下来，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重拳打在他的身上，让他喘不过气。他口干舌燥、声音嘶哑，每一次回答问题都越来越像喃喃低语，结果所有的思考与分析都落在了评估师身上。
“我们需要建立一份心理档案。”希利带着歉意说道，他轻轻踱着步子，说话柔声细气，但他浑身肌肉的轮廓与压抑的活力分明告诉人们，他正是那种永远不知疲倦的战斗者。此刻他若有所思地咬着笔头，问道，“受害者……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怎么样？”
“我们的孩子叫鲁拉里。”特丽忽然不满地纠正说，她碰巧端着一壶刚煮好的咖啡来到门口。
希利尴尬地瞥了她一眼。
“既然绑匪是南非人，”特丽说着把咖啡放在众人面前，“那说明他们有可能是雇佣兵，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她照搬了哈里的分析。
“我表示怀疑，布雷斯林太太，”另一个评估师布罗奇克说，“雇佣兵很少会干这种事，绑架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光彩的勾当。”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他们喜欢干清道夫的工作，比如暗杀或者内战？”
“我们还无法确定他是南非人，他的口音有可能是装出来的。不过等他下次打来电话时，我们会录音。通过分析声音模式，在电脑上随便鼓捣几下，就能发现不少线索。我向您保证，我们很快就会查到他的踪迹。”
在电脑上随便鼓捣几下？特丽真想冲他们大吼一通。这家伙明明是在敷衍她，她恨不得端起那壶热咖啡倒在他的脑袋上，然而此时他们已经重新低下头去，自顾自地讨论起来，仿佛她是个毫不相干的局外人。也许这工作真的不适合女人，她转身回到厨房，在抽屉和橱柜中翻找了一通才找到她想要的东西—J.J.的香烟，她点着了一支—她已经有好多年不抽烟了。
伦敦的勒顿豪集市里，处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即将在这里竖起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由铁架和玻璃搭建而成的天棚辉煌壮丽，既赏心悦目，又遮风挡雨，哈里的心情无形中愉快了起来。外面的雨正下得起劲儿，铁灰色的天空不可一世地压向大地，似乎非要在这大雨之中加上几片雪花，哈里被泥水溅湿的袜子还没有干。勒顿豪集市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肉类、乳酪以及其他食品琳琅满目，经营者们在这里济济一堂；这里曾是古老的朗蒂尼亚姆[① 朗蒂尼亚姆(Londinium)：拉丁语（也有人说是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凯尔特人的语言，意思可能是荒野地方，或者河流流经的地方），是现在伦敦的古名。公元1世纪，罗马人征服了后来称为英国的地方，他们在泰晤士河畔建筑了一个聚居点，取名为“朗蒂尼亚姆”。
]① 的中心，罗马人在此地建立过他们的前哨，但如今的这里与古时又有多少不同呢？经历时代变迁，集市这片地方曾经被焚毁过、废弃过、洗劫过、轰炸过，但每一次浩劫之后又总能重建，其中尤以维多利亚时代重建的规模最为宏大，从那时起这里便有了别致的鹅卵石小道，高耸的塔楼，皇家的气派，还有一间接一间的酒吧，此时哈里就正在走向其中的一家。
“经纪人”是一家位于二楼的酒吧，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集市的中央。哈里在窗边找到一个座位，正好能看见那些忙碌的工人，他们已经把圣诞树立了起来，正往上面挂五颜六色的彩灯。这时，一名身穿白色宽条纹西装，衬衫袖口格外醒目，走路一瘸一拐的男子在他面前放了一大杯白色的东西。
“圣诞快乐！”吉米·索普威斯·戴恩说着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介绍给朋友时，哈里通常叫他“死赖皮”。
哈里没有应声，他没这个心情，每到圣诞节时他总是郁郁寡欢。小时候，圣诞节对他来说是个危机四伏的节日，消失了数周的爸爸会突然带着大堆礼物回到家里，他以为用那些东西就可以弥补过去十二个月中他不在的空缺和错过的其他节日。十三岁那年，哈里发现爸爸送给他的大部分礼物都是他的一个北欧秘书负责挑选的，但那人经常在标签上写错他的名字。“是‘哈里’，爸爸，不是‘哈利’。”他曾当面向爸爸指出，当然，是背着他的妈妈。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哈里已经学会了小心谨慎，他怀疑爸爸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敬我们都还活着。”索普威斯·戴恩举起杯子说道。
“希望永存！”哈里抿了下嘴唇，回味着优质勃艮第葡萄酒的余香。
“死赖皮”索普威斯·戴恩是那种很容易被人看走眼的家伙，这多半要归功于他身上那股很多人都看不惯的纨绔习气，让人感觉他仿佛是从爱德华时代[① 爱德华时代：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时代（1901—1910），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英国维持了和平、繁荣、歌舞升平的面貌，该时代的服装特点为精致优雅，但在这里指戴恩穿衣打扮不合时宜，有刻意矫饰的嫌疑。
]① 穿越回来的。因为瘸了一条腿，他的动作略显迟缓，但这仅限于身体上；而在其他方面，那些小瞧他的人通常都会被他远远甩在后面。他和哈里曾经共同服役于皇家近卫骑兵团，两人在“强盗之乡”阿马[② 阿马（Armagh）：英国北爱尔兰阿马郡阿马区的城市，北爱尔兰五座城市之一。
]②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某天晚上巡逻时，“死赖皮”替哈里挡了一颗子弹，结果他的一侧膝盖从此便废掉了，同时他也不得不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看来以后扁不了人啦。”他只说过这么一句勉强称得上是抱怨的话，随后便拖着一条残腿和天生的幽默来到伦敦，依靠他从不吝啬的微笑和勤劳灵巧的双手，不仅挽救了婚姻，还重建了家业。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的投资决策上，他也时不时地帮哈里出出主意。
“我说老伙计，”一名女服务员把一碗小鲱鱼放在他们面前时，“死赖皮”说道，“你过得怎么样啊？”
“苟延残喘而已。”
“很好，真高兴一切还是老样子。这次又是什么事？汽车、别墅、老婆？不，哈里，我跟这些宝贝儿已经划清界限了，老伙计，就算是你也不行。”他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和袖口的纽扣交相辉映。
“J.J.布雷斯林，知道这个人吗？”
“你说的是报社那个家伙？见过几次面，你要是问我的意见，那人有点孤僻阴沉，不适合深交，他倒非常适合在媒体圈里混。不过我对他老婆的印象要好些，嗯，没错，那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性感迷人’。”
“你对他的报社有什么看法？”哈里问，一边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波动。
“死赖皮”蹙了下眉，“哦，那可就另当别论了。那家伙野心勃勃，是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可惜他一个劲儿地扩张，结果到最后自己也收拾不住了。据说最近他们也刚从莫斯科撤出来，现在恐怕也陷进雪地，举步维艰了。资产面临冻结，饿狼虎视眈眈。”
“糟到这个地步了？”
“你也知道报纸业的现状，都被网络挤对得不成样子了，哪家不是惨淡经营？况且以他的实力根本无法和那些大报抗衡，非常时期人家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他没这个资本，忍或不忍都是死路一条。布雷斯林先生最好祈求祖上显灵，不然他就等着被瓜分吧，我估计最多到明年春天，他的报社就得关门大吉，到时候我们的‘拿破仑’也得带着他的约瑟芬皇后到圣赫勒拿岛上去了。”
“是特丽。”哈里心烦意乱地转着手里的杯子，喃喃说道。
“什么？”
“布雷斯林的妻子叫特丽。”
“难道她就是……我的天！伙计，你怎么这么能折腾啊？”他轻轻一笑，但他敏锐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哈里的脸，“你没事吧，老伙计？”
“当然。”哈里撒了个谎，但他不善于此，只好假装望着窗外，打量着一间肉铺里用老式肉钩子挂着的兔子、鸭子和野鸡。
“需要散散心，嗯？”
“最好是干点坏事。”
“我说，有夫之妇可帮不了你，”他失望地叹了口气，“不过我在附近的画廊倒认识一个年轻姑娘，她……”
“替我看着点，死赖皮，行吗？”
“乐意至极啊。”
“该死的，不是那女人，我说的是布雷斯林的公司，只要听到任何小道消息或者传闻，都告诉我。”
“搞侦察？我同样乐意。你不着急走吧？”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我们还有半瓶没喝完呢。”
于是两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完了一瓶又一瓶。“死赖皮”有这家酒吧很大一部分股份，他急于处理掉一些压箱底的外国酒，用他自己的话说，“给即将到来的圣诞抢购热潮腾点地方”。
哈里也无意推辞，喝酒正好可以让他暂时把所有的烦心事儿抛开。外面的工人已经在圣诞树上挂好了彩灯，冬天的下午总是很短，离入夜还早，但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发灰，各个店铺纷纷亮起了灯，一时间集市里竟变得比白天还要亮堂。哈里一边和老朋友喝着酒，一边接受着节日气氛的熏陶，心情开朗了许多。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玛丽·米什肯。她又用她标志性的好脾气催促他了—首相正急于听到他的答复。
“玛丽，我听不清楚，这里信号不好。”哈里心烦意乱，故意找借口搪塞，他知道自己喝了不少酒，此时不适合做如此重大的决定，“回头我给你打过去。”他保证道。
“以前你骗人可是很高明的。”“死赖皮”看哈里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后打趣说。
“得了吧，我只会自己骗自己。”
“死赖皮”疑惑地看着他，“你一直神秘兮兮的，我都不敢问，”他说着又颤巍巍地拿过酒瓶，给两人倒上，“但现在我不怕了，跟我说说她吧。”
哈里叹了口气，“死赖皮”要是执拗起来，十头驴也拉不回来，况且哈里也并没打算骗他。他伸手去拿手机，打算把它关掉以免被人打扰，然而他的手还没有够到它，手机却开始振动起来了。哈里厌烦地看了一眼屏幕，不由眉头一皱，随即又甩出一句相当出彩的阿拉伯语脏话。
是特丽打来的电话。
鲁拉里用手轻轻摸着自己的脸，眼睛周围和脸颊上的浮肿已经逐渐开始消退，他总算能把眼睛睁得大一点，看得更清楚些，然而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尤其那令人窒息的耻辱感。好在绑匪们终于肯给他一两样东西打发时间，他才不至于整日战战兢兢。他们给了他几本过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和一副少了三个卒子的国际象棋。他并没有因此而心存感激，因为他知道这群浑蛋没那么好心，他们之所以答应他，是希望能用这些东西让他分分神，安静点。他们也不想天天守着一个歇斯底里的半大小子，那会烦死的。
鲁拉里发现，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是手腕上的疼痛—他的手被手铐铐在一根大铁链上，而铁链又被固定在床的铁架子上。起初他曾试着挣脱，也许铁链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结实？然而手铐紧紧勒着骨头，皮肉早已磨烂，只要动上一动，铐环便烧灼一样摩擦着伤口，令他痛不欲生。铁链也不算长，他只有直径不到三英尺的移动范围，仅够在床上翻个身，或坐起来，或用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大小便。
他被囚禁在这里的时间从小时变成天，每日的生活也基本固定了下来。他们每天给他三顿饭—多半是粥和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任何需要刀或叉才能吃的食物，他每次吃饭只能用勺子，此外他们还给他留了一瓶自来水。不管他是吃饭、喝水、撒尿、拉屎、哭泣或者睡觉，总会有一个手里拿枪的罗马尼亚人坐在房间一头窗户旁的椅子上，监视着他。
有时候，德弗里斯会突然过来查看一番。他把这些罗马尼亚守卫看得很紧，收走了他们消磨时间用的MP3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报纸、杂志，要求他们全神贯注盯着鲁拉里，一刻都不得松懈，结果搞得那几个人也是怨声载道。负责看守的人每两个小时轮换一次，尽管如此他们对那个南非人的独断专行仍微词不断。每当双方爆发争吵，鲁拉里就深埋着脑袋，假装睡着，他害怕那些罗马尼亚人会把火气撒到他的身上，不过庆幸的是，那种事至今还没有发生过。那帮人都怕德弗里斯，不敢轻易冒险去得罪他。
谁也不和鲁拉里说话，除非轮到某个看守给他倒便桶，才会不干不净地抱怨几句。他们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鲁拉里便胡乱骂他们，以期得到些许回应，可那群畜生并不是君子，往往是听得不耐烦了就朝他腿上猛踢一脚，让他立刻安静下来。踢他的人是科斯明，那家伙也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这让鲁拉里感到小小的满足，尽管他可以肯定自己的脸比对方要难看百倍。
关灯之后，本该睡觉的鲁拉里忽然想到了他曾在手提电脑上看过的一部电影，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帕蒂·赫斯特[① 帕蒂·赫斯特：1988年英美合拍的传记剧情类电影《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又名《红色八爪女》）。
]① 的年轻女孩儿的。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报业大王的女儿，遭到绑架之后又被恐怖分子洗脑，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恐怖分子的追随者，最后甚至还帮助那些人抢了一家银行。这种行为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②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称“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② ，在鲁拉里看来，那简直是疯狂的举动。对犯罪者产生身份认同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发誓，绝对不会。鲁拉里看着房间另一头的科斯明，把指关节攥得咯咯直响，他恨不得扒了那浑蛋的皮，喝了他的血。
鲁拉里就这样像狗似的被束缚在污迹斑斑的床垫上，不得不与臭烘烘的便桶为邻，这样的日子仿佛永无止境，每一分每一秒都被人为地拉长了。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便偷偷琢磨这伙人绑架他的真正目的。他有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根据自身的处境他设想出许多种可能，然而不管怎样，每一种可能到了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点上—他们要他活着，至少暂时是这样。唯一说不通的地方是，绑架他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戴面罩或者试图伪装自己的，他们一直那么光明正大，鲁拉里可以轻松认出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出他们身上的一些细节，比如那个浑蛋科斯明脸上最新长出的痘痘和他残缺不全的牙齿。如果审判之日最终到来，想必他们一定不会愿意看到鲁拉里出庭作证并指认他们；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让他活着看到那一天，一旦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鲁拉里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他希望还有别的解释，说不定这是一群傲慢自大的家伙，他们自认为可以躲避一切侦察，在大千世界里销声匿迹。
他的命就攥在这些人手里，是死是活全在他们一念之间。鲁拉里已经不再天真，他不再愚蠢地认为自己不可毁灭。自从目睹了凯茜和马蒂亚斯的惨死，所有关于他长生不死的念头全都烟消云散了，毕竟死亡离他并不遥远，这是血的事实，他知道自己正处于绝望的境地。
这时桑杜过来替换科斯明，他一进房间便开始骂骂咧咧—鲁拉里刚刚用过便桶，屋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臊臭气。桑杜把椅子挪到离窗户更近的地方，并打开窗户通风，随后点着一支烟，望着窗外。鲁拉里不知道窗外有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初冬凉爽的空气缓缓钻了进来，即便位于房间最深处的鲁拉里也闻到了新鲜的气息。他首先闻出空气中有股甜甜酸酸的味道，这味道有些熟悉，他记得自己在维拉尔的牧场中闻到过，那是腐烂的牛粪的气味，而在这气味之上还有一股更浓更刺鼻的味道，也许是发酵的奶酪？白天窗户通常紧闭着，外面的声音传不进来，不过前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曾听到过奇怪的动物叫声和鸟儿的鸣叫。他把这些汇总起来，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正处于某个遥远的山村，但却并非与世隔绝。
鲁拉里由此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不管他们最终是要杀了他还是放了他，冒险试一试有什么打紧？果真逃脱了就是万幸，倘若被捉回来，似乎也没什么好损失的，他看不出结果会比现在糟糕到哪儿去。于是他打定了主意—逃跑。
可问题是，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逃跑，至少现在仍无处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