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2年11月的德国选举后，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但纳粹党在选举中并未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只占有议会32%的席位。希特勒想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重新进行选举。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授权法》只在1923年经济危机时启用一次。因此希特勒上台后立即要求总统解散议会，定于1933年3月5日进行重新选举。
当时德国共产党是议会中第二大党，占有17%的席位，并且坚决反对启动《授权法》。希特勒要想占有议会多数席位，必须将共产党打下去。因此他大力宣传德国正处于共产党发动革命的关键时刻，只有启动《授权法》才能制止共产党发动革命，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中。
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发生后，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就以此为契机，嫁祸于共产党人。案情发生仅半小时，希特勒的得力干将、国会议长兼内务部长戈林就驱车赶到现场，并穷凶极恶地宣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随后希特勒也赶到出事地点，并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随着希特勒的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冲锋队员冲进现场，当场抓住了“纵火者”范·德尔·卢贝。
范·德尔·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是为了反对纳粹党。经过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同时进行的审讯，根据《国会纵火法令》，希特勒于3月1日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因此为非法。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3月3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台尔曼被捕，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紧接着，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德国。
1933年9月至12月间，“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展开公审。但是“纵火犯”卢贝在法庭上当众表明：他从不认识季米特洛夫，也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还有三个抓住卢贝的警察也否认在卢贝身上搜出共产党员的党证。审判的幕后策划者们无可奈何，只好叫纳粹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出庭作证，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但判处卢贝死刑。不管怎样，纳粹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还是宣告破产了。
后来，经过专门调查，“国会纵火案”原来是纳粹党人为寻找打击共产党人的借口而导演的一出丑剧。冲锋队长恩斯特等人事前从戈林住宅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秘密通道里运进了汽油等易燃物，再唆使卢贝向国会大厦放火。同时，纳粹分子也从秘密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在议会大厅点燃了易燃品，顿时，浓烟四起。就当卢贝在国会大厦内四处乱窜的时候，被当做纵火的替罪羊而被抓获，并被诬陷为共产党指派的纵火者。
德国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似乎已经清楚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是纳粹分子诬陷共产党的阴谋。但是在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在一本名叫《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的书中提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他既与纳粹党无关，也与共产党无瓜葛，他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国会大厦，用几根木炭点燃了这座高大的建筑物。在书中，托比亚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
托比亚斯的结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史学界人士对此议论纷纷。英国、美国、荷兰、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而瑞士、法国、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则对此结论持否定态度。长期以来两派史学家争论不休，风波一直没有停息。
由于两派都没有向对方妥协，所以，谁是国会纵火犯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是无论怎样，纳粹分子利用国会纵火案诬陷共产党的阴谋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历史也还了德国共产党一个清白。
法国总统密特朗枪击案之谜
有人竟然刺杀法国总统，此人一定是胆大妄为，可是如果刺杀总统是他本人呢？密特朗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年至1995年间任法国总统，是法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同时也可以算得上是法国政坛上的常青树。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其中天文台公园枪击事件，就是他的政治生涯中影响至深、却又扑朔迷离的一段经历。
1959年10月15日《巴黎新闻》头版头条披露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准备暗杀一批主张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人士，悲剧有可能在明天发生，杀人凶犯别动队已经越过西班牙边境，黑名单已经确定。
当天夜里，当时还是国会参议员的密特朗同几个朋友用完餐后开车回家。路上，一直有一辆黑色轿车跟着他。为了防止意外，他把车快速开到参议院南边的天文台公园，然后从车上跳下来，躲在路边公园的花草丛中。正在这时，他的汽车遭到袭击，事后在汽车上找到了至少七颗弹眼。
第二天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密特朗遇刺一事，人们认为密特朗一定是极端分子所要暗杀的首要人物。一时间，许多人纷纷对他表示慰问，密特朗也因此成了“英雄”。
然而，事情只过了一个星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文台枪击事件竟成了密特朗的一桩政治丑闻。前右翼议员罗贝尔·佩斯凯向记者宣称，这起枪击案是密特朗自己策划、由他一手执行的。他是在核实密特朗已不在车内之后，才让他的同伙阿贝尔·达于龙开枪的。佩斯凯还说，行动前，他曾于10月7日、14日和15日分别三次会见密特朗，共同策划，商定行动路线和方式方法。在佩斯凯的描述之下，天文台事件分明成了密特朗沽名钓誉的“苦肉计”。
而此时此刻作为当事人的密特朗，除了矢口否认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密特朗说，事发前佩斯凯确实三次悄悄见过他，但佩斯凯是来告诉他，从可靠消息得知，暗杀名单中密特朗名列榜首，叫他平日要小心提防。佩斯凯还出谋划策：一旦发现汽车被盯梢，千万别往家门口开，因那里无处躲藏，还是逃往天文台公园比较安全。佩斯凯还要密特朗保守秘密，因为他透露的是机密情报，一旦发生什么事，请求密特朗不要向警察局报告。所以发生枪击事件后，密特朗真的信守诺言，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后也没有告诉警方。因此，现在的密特朗是有苦难言，百口莫辩。
于是，密特朗顿时从一个受害者、“英雄”变成了一个政治骗子，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由于密特朗的政治主张一直与戴高乐相对立，在1959年1月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密特朗的政治生涯转入低谷。他先是丢掉了在前七年间历任不同部长的优势，然后还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丢掉了连选连任11年的议员席位。在1959年4月他虽然再次当选为参议员，但其政治影响显著变小，这时候出现的“天文台事件”丑闻几乎断送了密特朗的政治前程。
这起离奇古怪的天文台公园枪击案，迄今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密特朗认为有人即便不想置他于死地，至少是想使他名誉扫地。佩斯凯的口气也变来变去。他于1959年11月4日，被指控参加议会爆炸案遭逮捕后几年，坦白天文台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戴高乐派头面人物。不过，他拿不出真凭实据，一般人都不相信他的说法。但同情密特朗的人都认为，此案是戴高乐派的情报部门操纵的，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消灭第四共和国时期留下来的最危险的对手，而密特朗是首当其冲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