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朱熹与理学：“明人伦”(1)

一、朱熹简介

朱熹（生于公元1130-卒于公元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人称他为闽人，学派为“闽学”。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19岁中进士，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卸任后，即专心于儒学。

30-50岁，朱熹挂职宫观（有薪而无事的闲官），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工作。在这时他遇到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51岁后，朱熹第二次出任地方官，当过知南康、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等。任职期间，其尽职尽责，弹劾一批贪官右，并攻击了宰相王淮等人，也因此，他再次成为“闲人”。宋宁宗即位，肯定理学，称朱为“儒宗”，被召为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讲《大学》。但由于权力斗争，仅40天即被免职，改任秘阁修撰，时年已66岁。朱熹回福建后，在考亭（今福建建阳县西南）建立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仍旧从事私人教学。

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支持朱熹的赵汝愚被罢相位，当权的韩侂胄派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为“伪学”，朱熹则被斥为“伪师”，还污蔑他与妓女有嫌。又二年，立《伪学逆党籍》。朱熹在朝野党禁声中忧愤死去，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县学，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授徒，宣扬道学；所订《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方学校和书院共同遵守的学规。在漳州，首次刊刻《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名称由此形成，并作为一套经书流传社会。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在考亭研究理学，著书立说，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被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朱熹从政之余，亲自执教，从事教育达50年。

朱熹著述甚多，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乐律、辨伪以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代表作有《菩萨蛮》、《水调歌头》、《南乡子》、《忆秦娥》等。其中以《菩萨蛮》最有特色，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且颇有意境。

其著述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并在宋末以后成为封建学校的法定教科书。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等。

朱熹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宋政治日益腐败、金人大举南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时代。朱熹始终站在维护南宋封建统治这一基本立场上，他继程颢、程颐的教育思想，又独立发挥，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对周秦以来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改造，建立了自己的完整教育理论体系（包括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美学思想）。程、朱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而朱熹本人则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南宋以后，程朱学派的教育理论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教育学说，并且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在元明清三代，它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朝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南宋理学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二、朱熹的教育思想

1教育目的与作用

朱熹重视教育对人性的改变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他把封建的三纲五常、人伦关系说成是“天理”，是“治道之本根”，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的基础，把伦理提高到“理气论”的高度。朱熹继孟子、二程重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明人伦”，而其实际内容就是“明天理，灭人欲”。

朱熹认为“天理”、“人欲”同存于人性之中，互相对立，互为消长。人性是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结合而成，“天理”即“天命之性”，它禀受于独立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理”，是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观念的体现，所以又称“明德”。“人欲”源自“气质之性”。“气质之性”禀受于“理”的派生物“气”，也就是人的“血气之身”，是“天命之性”的安顿处。它的善恶取决于人出世时所禀气的厚薄、清浊。禀气厚又清者，则“气与理一”，不易被“物欲”所累，“天理”昭著，则是天生圣人。禀气薄又浊者，易滋生“有己之私欲”，即私心，易为“物欲”所累，越出个人等级名分，追逐物质享受。“私心”、“物欲”表现为“人欲”，将“天理”遮蔽，如同明珠掉进污泥之中。

朱熹认为生来就“气与理一”的圣人，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凡人均有不同程度的气质之偏，人欲之私，需要经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变化气质”，逐步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朱熹从这个观点出发，批评了当时已科举考试为为直接教育目的，乃是一种败坏人才的教育。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认为国家设立学校最终目的在造就贤才，改善吏治；他主张培养人才，首先要引导青少年做“遏人欲而存天理”的功夫，成为一个自觉恪守儒家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人，然后“待朝廷之用”，而不是首先让一个人追逐名利。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恢复他们的原本的善，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任官几年外，在朝任侍讲46天，40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

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和大学是不可割裂的两个学习阶段，即都是为了体认天理的，只是内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小学是为大学打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深化。朱熹将小学教育比做“打坯模”，强调要从儿童幼小时，就要进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训练。小学以“教事为”。具体说，就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收不到效果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与生长发育融为一体，就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编写《小学》一书，汇集古代圣贤“嘉言懿行”，并以日常生活中的人伦道德主题分立纲目，对儿童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又撰有《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一一作了具体规范。

大学阶段是在小学之上的深造，即“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是发明此事之理”。其纲领，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进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朱熹认为：《四书》是大学的基本读物，是进入圣贤之学的门户，人人必须学好《四书》，至于进一步学习《五经》，那是专门研究的事了。所以，《四书》地位实际上超过了《五经》。

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

2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精华。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德行对人很有用处，不仅可以修身，还可以去治人治国。所以，古代的教育家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